郑和为地理大发现导航 ──
评孟席斯著：《1421：中国发现美洲》

　　孟席斯举1459威尼斯制图家法拉·毛罗的世界地图为据，证明郑和船队的分队于1421年曾绕过好望角群岛，然后向西方航行四千海里才返航，并具有宋、元、明初中国航海科技超前发展的事实论据作为有力的支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全球最伟大的科技大国，迄至十五世纪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中国的文明科技仍是领先世界，无与伦比。即使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优秀企业家仍然可以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世界历史空前创举之上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联华电子董事长曹兴诚博古通今，他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知识是企业致胜关键。他说，从历史看中国的科技发明，郑和下西洋的造船技术、远洋舰队管理，是成功的知识管理，也印证了当时中国是一个知识大国。

推翻欧洲地理大发现说

　　中国历史学者陈显泗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显示了航海技术包括天文航海技术、地文航海技术以及海洋科学等诸多领域，无不走在世界前列。他特别强调郑和船队利用“过洋牢星”确定船舶位置与方向的天文航海技术，这个水平代表了十五世纪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由于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当欧洲航海家只能在沿海岸航行时，郑和二万七千多人大小海船二百余只的船队已经远离大陆，在大洋上多次往返航行。诚然，就郑和船队的规模、装备、技术等，不仅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没有，也是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任何舰队所望尘莫及的。当时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完成地理大发现，这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不争之论了。

　　数百年来，在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主导下，历史课本上的地理大发现全是航海知识、造船技术均远远落后于中国人的欧洲人的丰功伟绩。1492年哥伦布领导的西班牙舰队发现美洲，1497年达·加马领导的葡萄牙舰队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领导西班牙舰队作第一次环球航行。为什么当年郑和舰队不稍微多加一点努力绕过非洲南端而航入大西洋发现新大陆呢？中外史家最现成的答案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外史家都认为中国舰队缺乏发现新大陆的动机。著名世界经济史家朗德斯（David S. Landes）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人有志在必得的明确目标，那就是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他们必须绕过非洲，才能达到目的地。中国人不须绕过非洲南端，在印度洋范围内就能进行香料贸易取得中国所需的贡品。但朗德斯也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假如中国人并没有放弃贸易与探险，假如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时发现到依然是中国海船称雄海上呢？甚或至假如郑和舰队并没有以莫三鼻给为止境，的确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而开辟了西非洲与欧洲的航路呢？许多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都为这些改写历史的历史假设而深深着迷（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 NY 1998, p.97）。史家这些可能改写中西交通史的大胆假设，便是英国现代航海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畅销全球、毁誉参半的惊世之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一书富争议性的主题论旨。

　　英国海军退役舰艇军官孟席斯，以一介航海家的身份研究郑和航海历史十四年，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他大作历史翻案文章，大胆推翻被历来举世历史课本视为不易之论的欧洲地理大发现之说，还原欧洲地理大发现为中国郑和探险舰队之地理大发现。据他的研究，郑和舰队成员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环球航行一周，真正最早发现新大陆和澳洲的不是欧洲人，而是七下西洋的郑和探险队。他自称他之所以能见人之所未见，全在于他在英国海军训练中学会天文航海技术，因此他能从十五世纪前哥伦布时期的中外航海图中，读出郑和舰队所经历过的地理大发现种种证据。

　　而非航海家的门外汉，不论其他方面的学问如何了不起，读起《郑和航海图》的《牵星过洋图》则有如丈八金刚莫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据陈显泗的研究，茅元仪《武备志》所收《郑和航海图》所附四幅《牵星过洋图》显示，郑和船队在远洋航行中“视星斗高低，度量远近”，判断船只的位置与方向，以准确确定航线。据中国科技史家洪万生与刘昭民的研究，《郑和航海图》上共记录六十四处各地所见北极星和华盖星的高度；《过洋牵星图》则标出途经印度洋各地时，所见的许多星座的方位和高度，其中方位更用了图示法。《郑和航海图》不但显示中国明代海员曾经使用牵星法，而且也指出当时已能测定星座的高度。此外，《过洋牵星图》也显示，当时已能测定许多行辰的方位与高度（洪万生等著：《中国文化新论·科技篇·格物与成器》，页422）。

十五世纪航海技术领先

　　孟席斯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指出，迄1421年，中国人已有六百多年远洋航海的经验，能视北极星及其所牵星斗的高低与方位以确定船舶所在位置的纬度。而且，他还据1502年意大利人康迪诺（Cantino）世界航海图推断出，迄1421年郑和六下西洋时，中国船队已经精通准确确定经度之道，理由是该地图显示出东非海岸的开普顿与 Djibouti 之间相隔七千海里的经度，其误差仅在二十海里（二十分钟）之内。他问道：“在欧洲人发明钟表二百年前与知道区别南极与磁极四百年前，除中国人以外，还有谁有此能耐能画出如此精确的航海图呢？”葡萄牙人吗？迄1541年，他们用日蚀的方法来测量墨西哥市的经度，结果误差达一千五百英里。然而，康迪诺图中数千里长的非洲海岸线，其经度误差不过三十英里之内（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 p.331, 449）。而且，据他指出，郑和时代《武备志》证实了中国明代航海家已经以华盖星与南极星的方位与高度来计算纬度，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才懂得以这种方法计算纬度（同书，页145）。

　　诚然，孟席斯说得不错。十四及十五世纪初期间，世界上最稳当可靠及最大的海船是中国海船，据十四世纪遍游亚洲的阿拉伯航海家与旅行家白图答（Ibn Battuta）所称，全世界印度马拉巴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皆在中国海船上进行。诚然，迄1421年，中国仍然继承宋元以来造船与天文航海技术上各种优势，在航海科技上率先远逾欧西，独步全球。至十二世纪，随着北宋海员在世界上率先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中国的航海技术便领先西方二至三个世纪。最早介绍船用指南针的是北宋《萍洲可谈》的记载：“周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吴自牧也说：“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里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另一方面，大型海船也在此时出现。据吴自牧，当时从浙江出海的船，大则可载五、六百人，小亦可载二、三百人。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也说：“从广西航去南海，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好几丈，船上储蓄一年的粮食，并且养猪酿酒。开往阿拉伯的船可容纳一千人，有布街及纺织器。1271年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城市──刺桐巷（福建泉州）时大感惊讶地说道：“的确，我看见停泊在这儿的大海船、三桅帆船和小型商船，比我以前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的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这些船不仅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海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雅各·德安科纳著：《光明之城》，页154）。

最先绕过好望角的证据

　　宋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远及非洲。据《非洲华侨华人史》作者李安山的研究，在宋元时期，中国与非洲的民间与官方的来往有所加深。这与宋元期间的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有关。到元代，中国与非洲的海上交通已开设三条航线：

一、　中国至北非的航线：中国──印度──亚丁──埃及。

二、　中国至东非的航线：中国──马尔代夫──东非。

三、　中国至马达加斯加的航线。这条航线又分为二：
　　　甲、　中国──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
　　　乙、　中国──马拉巴海岸──马达加斯加。

　　当时中国对非洲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元代朱思本（1273-1333）曾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画中已出现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朱思本所绘这幅地图已失。然而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也画出了非洲和欧洲。朱思本及其同时代的人都已知道非洲的形状像个三角形，而在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与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非洲的南部总是被绘成向东部伸展的行状，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中叶（李约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页151）。1402年朝鲜李和权绘制的世界地图更是根据李泽民与僧清浚的世界地图合二为一。可惜十四世纪的原图没有留存下来，现存日本京都琉球大学的朝鲜世界地图或称 Kangdino 地图，是1420年后经过大量修改的作品。这幅十五世纪朝鲜世界地图成了孟席斯的有力论据之一。他认为这幅地图中非洲的东、西与南岸位置精确无比，无疑是出自曾经环绕过好望角的中国航海家之手笔。理由是，六十年后，欧洲人方始到达南非，而在当时，阿拉伯航海家从未远及摩洛哥之南。古代朝鲜世界地图非常准确地描绘出好望角与非洲西岸的地理位置，可以想见中国航海家必然曾经到此一游（同书，页97，105）。

　　但孟席斯证明中国人最先绕过好望角的最有力论据，主要还是威尼斯绘图家佛拉·毛罗于145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地图包括了非洲南部和好望角，比达·加马航绕好望角早了三十年。1421一书证实了中国学者沈福伟于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报导：“从威尼斯绘图家佛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的二次注记，显出中国帆船以印度和马尔代夫为基地，在1420年以后两次向南作长途航行。另一次，在索法拉角和绿岛群岛之外，南下的中国帆船先西南、再转向西方航行了四千海里才返航。这次旅行，被航海史家认为已经越过南非的南端到达好望角的海域，是中世纪历史上首次记录的由东而西绕过南非进入大西洋的航行”。基于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宋正海认为，孟斯席的新论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而且，他也因此认可孟斯席所说郑和船只有可能远达佛得角群岛的说法（宋正海：〈孟斯席的郑和环球航行新论初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一期，页24）。

比哥伦布早发现新大陆

　　孟书引证原注文称，1420年一只船或中国帆船曾经从印度洋环绕好望角航行经过佛得角群岛，向西与西南航行四十天，二千海里不见陆地，终于七十天之内回到好望角。另一处于地图中印度洋中央的题文称“航行这些海洋的中国帆船，具有四层或更多的桅杆，其中一些可以升高和降低，并有四十至六十间船舱可载商人。”谁是这消息来源呢？据佛拉.毛罗称，是来自一位曾经从印度经索法拉到达西非中部的 Garbin 的人士。据孟席斯的考证，这人就是与佛拉·毛罗同时代的威尼斯航海家与制图家达康迪（Da Conti）。达康迪于1414年移居埃及，学会阿拉伯文，娶了一个回教妇女为妻，并改奉回教，成了一个伊斯兰商人行商伊拉克与印度各地。1420年，他行商印度古里国（Calicut）（今孟买省海滨小镇）时登上郑和舰队，并参加郑和一些分支船队自东而西环绕世界的远航。孟席斯强调称，古韩国世界地图与毛罗及达康迪的文字记载，在在皆是1421年9月郑和舰队饶过好望角北上西非海岸的证据。

　　有何证据可以证明郑和比哥伦布早八十余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呢？比麦哲伦早一百一十余年作环球航行呢？孟席斯指出，制图家托斯肯尼利（Paolo Toscanelli）在遇见达康迪后，获得从印度航行到佛得角与福克兰群岛然后到澳洲返中国的环球航行地理新知。他把一张经安地利亚（Antilia）横跨大西洋的地图寄给哥伦布，并附信告诉哥伦布，这张世界地图证明了绕球西航而达中国不但有此可能，而且是必然无疑的事。他的消息来源是一些曾经长期在东方旅行的商人。托氏还将达康迪的地理新知传达给为葡萄牙政府办事的制图家贝汉音（Behain,1459-1507）。

　　孟席斯又指出，麦哲伦承认在启航之前曾经在葡萄牙看过贝汉音绘制的世界地图。另一些历史记载则指出，麦哲伦在葡萄牙宝库中细读托氏所制的世界地图。事实上，在1511年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战扮演重要角色的麦哲伦，早在1512年返国之前，就已拥有广泛流传马六甲回教商人之间的一幅世界地图。领军攻占马六甲的阿布魁尔，1511年已从一位爪哇舵手身上获得一大张世界地图包括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红海与波斯海、香料群岛与中国人与琉球人航海路线（见Ant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p45）。所以，早在1511年，麦哲伦对环球航行已经胸有成竹，返国之后观看贝汉音及托斯肯尼利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更加心里有底。因此，麦哲伦从未自称是世界上成功作环球航行的第一人。

　　在宋元时代，中国远洋航线沿阿拉伯半岛向南一直延伸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到了明初郑和下西洋，史学界一般认为，郑和船队抵达最远的非洲国家是比剌（今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两个国家。至于郑和船队的分队可能往南航行得更远，是否绕过好望角尚难肯定，但已到达非洲附近的海域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孟席斯举1459威尼斯绘图家佛拉·毛罗的世界地图为据，证明郑和船队的分队于1421年曾经绕过好望角行经佛得角群岛，然后向西方航行四千里才返航。孟席斯认为，另一证明就是郑和船队在七下西洋航程中损失了不少船只与船员的生命。如果郑和船队没有冒险绕过好望角在未有地图一无所知的大西洋上航行，而只是止于宋代中国早已十分熟悉的非洲东岸作轻车熟路的航行，以郑和舰队可以在汪洋大海中连续航行三个月之久的远洋航行能力，应保平安无事。但郑和舰队的船员，大多数人都无缘重返国土。他们不是死于沉船，就是身老异乡。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当时欧洲航海家只能在沿海岸航行，郑和船队已远离大陆，在大洋上多次往返航行，其航线仍然止于莫三比给没有超越宋元以来中国人早已到达的非洲东海岸的论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相反的，孟席斯却具有宋、元、明初中国航海科技超前发展的事实论据作为有力的支持。

（王鹏翔，原名王大鹏，早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澳洲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