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事件的再认识

　　提起南洋大学创校史或是南大创办的过程，必定会提及林语堂，而坊间有关林语堂的生平介绍，也几乎都无可避免的会提到林氏曾经于南洋大学创办初期出任校长。

　　林语堂于1954年10月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在翌年4月离职；林语堂到新加坡走马上任期间，南洋大学其实还没有正式开课，换句话说，林语堂并没有真正担任过南大校长，这也是为何有人戏称他为“影子校长”。

　　无法否认的是，林语堂从上任到离开南洋大学，时间虽然短暂，却在新马华人教育史上留下了无法回避的一页。

林语堂不提南洋大学？

　　林语堂本身虽然留有自传，包括早年写的《林语堂传》与晚年写的《八十自叙》，但他本人对于执掌南大校务的这段历史，却几乎不曾提及；印象中他仅是在《八十自叙》之《第十一章论美国》忆述他与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多年的交往及友谊的破裂时，以“我要到南洋大学去做校长”一笔带过。

　　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去世后，被视如林语堂代言人的林家次女林太乙，在其著作《林语堂传》之第二十章《南洋大学校长》，以片面说辞合理化及美化林语堂在南洋大学任职期间种种备受争议的言行举止，相对之下，也丑化了她笔下包括陈六使、李光前在内的一群“南洋华侨”。

　　对于《南洋大学校长》一书，台湾书评人石东在一篇评论《林语堂传》的文章有公允的看法：“第六章起走进了传记现身说法写‘我的父亲林语堂’”，不免会有为自家人立传，容或偏废护短之虞，尤其是提及林语堂、鲁迅笔战和南洋大学事件，只见片面说辞，是否能超然客观而论，就启人疑虑。[1]

　　有关林语堂与南大之间的是是非非，我在《南大创举时的林语堂事件》（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已有详述；本文主要就收集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和文章加以整理，或能方便读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南大创办时的林语堂事件。

林语堂要韩素音“顺便去谈谈”

　　五十年代初寄寓新加坡，并曾去南洋大学任教的中比混血作家韩素音医生，在其著作《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一文中，对林语堂到南大上任前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有具体的描述，文章指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抗日战争期间只到过亚洲一次，即去重庆两个星期。可是一九五三年时他却在台湾，卖力地谴责共产党的中国，参与建立了受到蒋介石，当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联盟。”[2]

　　林语堂到南大上任后，韩素音收到林氏的一张条子，要她“顺便去谈 谈”。[3]

　　韩素音对于自己到林语堂寓所作客的情境有传里的描述：

　　“林语堂长着一双叫人捉摸不定的眼睛，戴着眼镜，个头不高，却很傲慢。他命令说：‘现在我要你用二十分钟讲一下这儿的情况。我开始讲起来。可是他只注意听了一会儿。他的眼神慢慢发呆，脸上没有表情，表明他的思想已转到了另外一个题目……我把我的叙述压缩到五分钟，他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对他太太说：‘妈妈，我们必须出去看看马来亚。’林太太答道”‘如果安全的话。’我对她说肯定安全，并且学着我原来的女佣阿梅的口气说：‘只有坏人才会被打死，像警官一类人。’他们楞住了。林太太问我：‘你要喝咖啡吗？’

　　有意思的是，韩素音又回忆道：然后我们谈到了林博士将要写的关于东南亚的书，南洋大学将成为反共堡垒……林语堂已经宣布这将是他的宗旨。”[4]对于林语堂办学的态度，韩素音在著作中也作了评述：

　　“……林语堂发表了许多公告，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并多次发表讲话，看来他对马来亚局势显然太不了解。他把大学说成是个悠闲的地方，有时间可以抽抽烟斗，翻翻书报杂志。这可激怒了那些饿着肚子一星期捐献三天收入的三轮车夫们。人们很快开始讨厌他，各华文中学开展了反对他的运动，要求董事会勒令他辞职。从这一点来说，他大大帮了他们的忙。他的想法一开始就要一个无比庞大的预算，完全像一所有钱的美国大学那样而不是马来亚华人集资办的大学。他要给所有聘用的教授和他们的家属提供机票，并出钱将他们家里用的东西运来。他还要给他们安排十分讲究的房子。”[5]

　　在整个“林语堂事件”中，林语堂与南大董事会的关系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作为一名旁观者，韩素音对于林语堂与南大董事会关系的恶化有自己的观察：

　　“丹戎禺俱乐部感到担忧，于是召开了会议。他们闷闷不乐地思忖着林语堂不断送来的帐单。他们接见学生们派来的抗议代表团。到了十二月，林和董事会的关系已很紧张。于是他采取了不像中国人行事的、很无礼的行动。他召集了一次西方记者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华人记者出席），把他与董事会的不一致告诉了各家英文报纸。他对他们埋怨说提供的经费不够。在华人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在马来亚也好，在别处也好，华人喜欢自己内部解决各种分歧，而不通过报界，尤其是外国的报纸。在答复一位记者提问时，林说道，马来亚和新加坡是“文明的前哨”，属于困难地区，需要增加财政报酬。由于林语堂在董事会最后作出决定之前就将争端公诸于众，使他的资助者们，尤其是陈六使丢了面子。一九五五年初林语堂和他家里人收到了陈六使亲自私下送来的一大笔赔偿费，回美国去了。”[6]

徐訏：林语堂无法使情理贯通融合

　　以《风潇潇》、《盲恋》等多部作品走红文坛的已故中国作家徐訏，曾在1960年庄竹林担任南大校长时，在南洋大学教了一年书。徐訏写过一篇纪念林语堂的文章《追思林语堂先生》，在文章中，林语堂说：“听到不少关于林语堂在新加坡时的种种。许多人对他诸多的侮蔑与抨击，我实在为语堂抱不平与可惜。”

　　 虽然徐訏言下之意颇替林语堂“打抱不平”，但是，他毕竟还是在字里行间作出较为公允的评论：

　　“尽管语堂到新加坡前，有维护个人权益的合约的，但是宾主不相融的时候，林语堂应有视合约如废纸的幽默才对。他虽然有责任为他所聘的教职员争取权益，但他自己应分文不取，洁身引退。也根本无需同陈六使这样的朋友计较是非。

　　在语堂初到南大时，号召华侨踊跃捐款，当时听到最令我感到“煞风景”者，是要三轮车夫义卖捐款，我觉得是很出格的事情，即使发动者不是校长，而校长也应该加以阻止才对。

　　如果语堂已经赞同了这样的募捐，接受了三轮车夫的义卖，现在校长辞职，要根据合约拿一笔很大数目的赔偿而走，这不是老庄也当然不是孔孟之道。”[7]徐訏对于林语堂以其女婿黎明为大学秘书、次女林太乙为校长秘书也不以为然，并说，若聘用黎明和林太乙为大学教授“不会有人说话，插在人事圈子，自极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于现实环境之理。”[8]

　　徐訏在文章中引用林语堂自己的话“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莫不有其情，于情未达则其理不可通”，他批评林语堂在南大事件中“无法使情理贯通融合，殊可惋惜。”[9]

吴敬敷：效无耻政客之所为

　　1955年5月2日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以《共党恐怖如何破坏我的大学》为题发表长文：呼吁英政府依据“殖民地紧急法令”以危险分子的罪名，驱逐六十名所谓共党职业学生及李光前等侨领出境，并警告英政府，如容许一个供共产党利用的南洋大学存在，则过去剿共所流的血所花的钱就等于投诸大海。

　　林语堂与南大的纠葛，在当年也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纽约中美出版社《中美周报》、《联合日报》总编辑吴敬敷在社论中作出措辞强烈的评论：

　　“林语堂没有把南洋大学办起来，率领教职员索得遣散费十万美元以去，本来已经是一件玷辱知识界的事情，岂料他离开星洲后，竟迭次发表谈话，效无耻政客之所为，拿红帽子戴在华侨头上，企图混淆视听……

　　不管林语堂是怎样走的，根据文明各国的惯例，无论什么纠纷，一经达成协议，就一了百了，双方不应继续纠缠不清。林语堂经4月6日与董事会发表联名声明，宣布纠纷圆满解决，欣然领取遣散费10万美元，并‘认为南大建校工作，必须尽力继续进行，勿使中断’，一场风波理应就此平息。校董会总是待人以德，充分表现君子之风，但是林氏钱一拿到手，人一离星洲，则恨恨把南大及侨领咬一口，企图彻底毁灭南洋华文教育，置南洋侨领于死地，手段卑鄙，殊非人类想像所及。”[10]

新华小说对林语堂的影射

　　除了媒体单刀直入的批评指责外，南大创办时的林语堂事件在当时也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满，也有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影射林语堂，对林氏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

　　新加坡华文作家吐虹出版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收录的其中一篇作品《“美是大”阿Q别传》、小说主人翁“凌雨唐”很明显的是“林语堂”的谐音。而所谓“美是大”也很明显的是嘲讽林语堂思想中，美国至上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完稿于1957年7月的《“美是大”阿Q别传》对林语堂与南洋大学之间的纠葛有颇多着墨。小说写及南洋要创办一所“北海大学”，有人提议请“凌雨唐”担任第一任校长。于是：

　　“美是大阿Q带了家眷东飞，开始坐长校务。他聘请的教授都是国际知名之士，而且都是他的熟人。他的哲学是对的，要是用错了人，不是更糟吗？所以他尽量选用他的亲属──他的女婿天亮博士（博士的头衔是美是大阿Q加封的）肯屈就当行政秘书，每月拿区区数千元的薪俸是我们的造化。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倒忘了，大抵也是博士之流，都是有才而博学，博学而有才的，也当起校长秘书总之，一句话：一切都托美是大阿Q的福！”[11]

　　同时，“美是大”阿Q还要校方答应他下列条件──一座美国式的第一流的洋房；一辆第一流的美国汽车；数个懂得烹饪美国菜的第一流厨子……。[12]

　　《“美是大”阿Q别传》除了对“凌雨唐”的“任人唯亲”大加挖苦之外，亦对其虚伪与现实的一面作出不留情的嘲讽：“当他得知北海大学的所数基金是靠劳苦群众的血汗募捐而来的，不禁愤愤然，特别是其中还有靠三轮车夫义踏得来的钱，更使他气煞，劳动者的血汗的腥味冒渎了他的英名。他想要辞职不干，但又放不下这块肥肉。”[13]

　　又如：“美是大阿Q在辞去北海大学校长的职务前，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曾在报章发表谈话，称那些原先他所鄙视的三轮车夫为头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加以挽留，孰知他们竟呆若木鸡，没有一个代他讲一句话，真太不应该了。”[14]

　　“当他和北海大学有了龃龉后，立刻抓住她的弱点，开始作冷嘲热讽的攻击。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世上有这么一间大学的基金是靠那些流臭汗的人‘义’什么来的。美国就没有这种情形，所以美国的大学都是第一流的！”[15]

　　小说对“美是大阿Q”的一些不近人情的行为也诸多嘲讽：

　　“美是大阿Q还有一件德行，在下差点忘了给写出来。那就是他的一些书籍，大约有四百本左右，是他随身带来的，但运费是北大支付的。当他辞去校长职务而要买棹回美国──他的‘祖国’的时候，为了减少麻烦，他送给一间美国人的俱乐部。这事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他们攻讦美是大阿Q没将它送给北大图书馆。但在下却不以为然。北大既然辞了他，为什么要送给他呢？何况美国又是美是大阿Q的发祥地，美国人都是他的祖宗，所以这些人的非议真是无理取闹。”[16]

　　吐虹笔下的“美是大”阿Q尽管捞了一大笔才离开南洋大学，但他对自己的唯利是图不但不觉得不好意思，相反的，在回美国的途中，还发表谈话：

　　“他说孤岛ＸＸＸ势力很强，如果美国不加紧给予援助设立宣传机关，很容易沦为ＸＸＸ。他说孤岛上的每一个人民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生命朝不夕保……”[17]

　　有意思的是，在《“美是大”阿Q别传》卷首，吐虹开宗明义：

　　“我替美是大阿Q立传，并非胆敢东施效颦，希图博得些什么。我的本意乃是告诉大家：在我们这儿，曾经出现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美是大阿Q所干的事业，在他自己眼里当然是显赫而伟大，伟大而显赫的。在下这儿所描述的，也许莫及他所干的万一，但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在大家的脑海里留下些印象……即使是淡漠的也无妨──不致让美是大阿Q默默无闻地死去。”[18]

林语堂为何需要那么多钱？

　　在林语堂与南大的事件中，林语堂最为人垢病的其中一点是，他要求“叻币三十万五千元”作为遣散费离去。许多人也感疑惑：林语堂为何需要那么多钱？

　　林语堂曾在文章中提到，他花费不少心力研究中文打字机，结果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十万多美金都耗尽了：

　　“……但是我发明中文打字机，用了我十万多美金，我穷到分文不名。我必须要借钱度日，那时我看见了人情的改变，世态的炎凉。人对我不那么殷勤有礼了。在那种情形下，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后来，我要到南洋大学去做校长，给赛珍珠的丈夫打了一个电报，告诉他我将离美去就新职。他连麻烦一下回个电报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19]

　　“穷到分文不名”是不是林语堂必须要求大笔遣散费的原因？

　　王映霞在《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对林语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这样的描述：

　　“林语堂对生活要求很高，当时他住的是洋房，出去坐小汽车，常去舞厅消磨时间，我们认为他已经生活得不错了，可他对我们说：‘我在吃苦，等书编好就有钱，可以出国去了。’”王映霞说，林语堂所指的“书”，就是《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这两本书销路很好，使林语堂得到大批版税。[20]

　　陈六使、李光前、林语堂等当事人，甚或写《林语堂传》的林太乙均已先后作古，诚如徐訏所言：“当年纷争不过是浪潮中的一个泡沫而已”。或许，韩素音的这一席话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

　　“后来南洋大学成立了，林语堂先生从美国来当第一任校长。我们也要记住他。虽然我跟他不大和睦，但是不要紧，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21]

[1] 林语堂《八十自述》
[2] 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1990年4月6日。
[3]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4]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5]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6] 《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
[7]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之《追思林语堂》，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8]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之《追思林语堂》，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9]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之《追思林语堂》，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10] 《南洋大学创校史》，新加坡南洋文化出版社，1956年11月。
[11]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2]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3]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4]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5]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6]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7]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8]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19] 吐虹小说集《第一次飞》，海燕出版社，1958。
[20]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21] 韩素音演讲辞《南大的未来》， 梁国精、陈国相录音/ 整理，原载1992年《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

(转载自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 》，吉隆坡：马来亚南样大学校友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