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历史的撰述

　　作为认识历史的主体，历史家撰写历史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有人主张史无定法），且具有高度的文字表达能力。

　　人们经常埋怨，很多历史著作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有的甚至叙述拖沓，文字枯燥，干瘪乏味，令人不愿卒读。这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无疑产生困难。

　　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人的活动和思维、人的社会。历史原本是一门形像的学科，但人们往往忽略形像的研究，趋向于研究其规律性、抽象性，扳起脸孔来说教，把古人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活动、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竟然写得失却了时代光彩，失掉了它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干巴巴的犹如戈壁上的骆驼草。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有鉴于此，有人呼吁历史作品要写得生动一点，鲜明一点，形像一点，遣词用句要准确，在不阉割历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增加一些绘声传神的成分，如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写《淮阴侯列传》，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精采绝伦，他们的史作有一种使语言翩翩起舞的魅力，引人入胜，以文传人，以文载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又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见《史通·叙事》）撰史以叙述为主，也有夹叙夹议，论从史出。我们要把一桩历史事件用繁简虚实得体的文字，把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叙述一件复杂的史事，要追溯它的前因后果，要把废话删尽，虚泡囊肿的文字钩销，但必须突出重要情节。重要情节，要认真用心撰写。文章如果没有重点或高潮，光是平铺直叙，就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文评家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内行话。为文要横云断岭，切忌平庸、单调、句式无变化。撰史语言要有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但不必过分花俏华丽，朴实但不显得鄙俗。要有历史精神之美和历史风格之美，即史识和史才。我认为撰史的精义，就在于此了。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千古承传的历史巨著。它的传诵百代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班固说：“善述事理”，即叙述史实有条不紊，有文有质，文章写得好。此外它的优点还表现在：“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班固这段评语，成为后世评价“良史”的标准。

　　英国19世纪历史家、散文家兼政治活动家麦考莱（T.B. McCauley,1800-1859）著有《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后世对这本史著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吉本（E. Gibbon,1737-1794）所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之后，英国史坛上最伟大的作品。英国学者汉默顿（J.A. Hammerton）说：“这部书最成功之处是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把读者带入历史境界。文笔优美流畅，历史故事有声有色，人物神态栩栩如生。”（见《西方名著提要》，315页）《英国史》风行一时，竟然压倒英国当代任何历史著作，被译成多国语文。

　　麦考莱的《英国史》虽有著历史风格之美，但它有一严重缺点：作者为了吸引读者，为了增强可读性，在需要时不惜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主观武断，有很深的政治偏见，可说是歪曲客观历史的典型。马克思批评他为了维护辉格党（Whig）的利益，不惜伪造历史。

　　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不怕权势，勇敢直书“赵盾弑其君”这个事实，孔子赞誉他为“古之良史”。英国的麦考莱基于政治利益，以曲笔撰史，回护、阿世、贪名、逐利、取悦权贵，混淆是非。这样的史家，可称之为“良史”吗？

　　中国南北朝时代，中原陷入大分裂状态，北方的骑马民族南下，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新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是个民族关系非常复杂，社会极之动荡，战争频仍，彼此取代，各种矛盾纷呈，最终导致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撰写这段历史，对一个历史家而言，无疑是个大考验。已故范文澜先生从经学家转为史学家，传统中华文化造诣深厚，文史兼通，著有《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等著作。他占有大量南北朝史资料，爬梳整理，比较异同，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态，探索这些形态的内在关系，得出理论性的认识，然后把研究成果写出来。

　　这项工程的完成，充分表现出范氏驾驭资料的能力。他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条不紊把史实的原委脉络透彻地阐述出来，繁简得当，重点突出，逻辑严谨，文字优美，符合史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也符合刘知几的“文约而事丰”的要求。

　　有学问的学者、状元、榜眼、探花，文章未必写得精采。曾国藩说有清一代许多大学问家写不出好文章。乾嘉时代的大考证家戴震，文章写得干巴巴的，实在不高明，被桐城派文士方东澍所讪笑。我规劝有志于修史的青年朋友，除勤于累积史料外，要学点文章学、语法、修辞和优秀文学作品，像范文澜先生和郭沫若先生“文史兼通”，执笔撰史就会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