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

（本文是作者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之论文，该场研讨会于2003年11月22－23日由华社研究中心所主办）

　　近廿年来，有关东南亚华族研究的书籍有显著增加，研究土生华人的著作也不少。以新马土生华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有好几部，包括陈志明著的马六甲峇峇[1]，何英成的槟城土生华人[2]，以及鲁道弗的新加坡土生华人[3]。此外，陈志明也曾经出版了比较新马“海峡华人”的小书[4]，许多土生华人本身也撰写有关自己社会文化的书籍或者是回忆录[5]。

　　我这篇短文，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加上我本人多方面的观察，重新检讨从殖民时代到独立后新马土生华人认同的发展与变化。例如，有关土生华人的称呼有好几种，它们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土生华人这个概念是文化认同，还是政治认同？还是两者兼有？它是自身的认同，还是外人给予这族群的认同身份？本文也描述及分析土生华人在独立前后的概况以及他们的未来。

“土生华人”与其他有关的称呼

　　一般说来，学者们都公认新马华人是多元体。其中有个群体叫土生华人(Peranakan Cina)，有些人们称他们为“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或“海峡出生的华人”(Straits-born Chinese)或“峇峇”(Baba，男性土生华人)与娘惹(nyonya，女性土生华人)。一般的土生华人以及学者都把上述称呼相提并论，其实，他们的含意有别。

土生华人

　　Peranakan 是马来语，如今是指以马来语（印尼语）或当地方言作为家庭用语的土生土长的华人。一般上此词是指那些外国男人与土著女人通婚者的后裔。无人知道这个称呼何时开始起用。在19世纪阿都拉所写的《阿都拉传》并没有Peranakan 这词，但有提到在英属马来亚有两个 Baba[6]。他的儿子穆·依布拉欣写了一部书，内有提起 Peranakan awak 形容当地出生的暹罗或缅甸男人与中国妇女所生的子女[7]。但是它的意义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其实，在19世纪中叶，Peranakan一词已颇为流行。根据1856年出版的字典，马来人称呼混血的华人后裔为 Peranakan Cina[8]。后来 Peranakan 这词变成了 Peranakan Cina 的简称，好像 Peranakan 现象只局限在华人族群了。印度族群中也有 Jawi Peranakan，他们是回教印度男人与马来女人通婚的子女。虽然如此，由于土生华人的数目庞大，Peranakan 一词无形中变成了与华人社会有关系的名词。

　　Peranakan 的现象其实也不局限在新马，在东南亚区域，包括印尼及菲律宾，这种现象颇为普遍。不过，Peranakan 一词也在印尼通行，在菲律宾则用 Mestizo[9]。然而，菲律宾的 Mestizo 与印尼的 Peranakan 有别。前者变成了菲律宾人，而后者则依旧被视为华人。

　　新马及印尼土生华人在身份认同上仍然是属于华族。其原因很复杂，但是宗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土生华人社会的出现是众所周知的事。这是由于早期华族移民皆是单身或者是已婚但没有携带配偶的男性。他们与当地土著妇女，尤其是名义上的回教徒(Nominal Muslim)或非回教徒成婚。他们的子女组成了具有华人与马来人文化结合的新族群。这种混合文化与华族文化或马来文化迥然有别。此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马来语的应用。大部分土生华人的子女不能操华语，而只能用马来语沟通。这种情形可在巴达维亚、马六甲与新加坡看到。最近的研究也显示即使在新加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华人学校里，在教华文时所用的媒介语是马来语[10]。他们的服装也是华人与土著的混合体。其实，土生华人妇女穿马来服装，并且梳马来发式。其食物也与马来食品的成分相同，不过，华人喜爱的猪肉则加以保留。土生华人不但居留在爪哇岛，也居住在爪哇以外的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然而，应该指出的，直到19世纪，Peranakan 这词在印尼指的是华族回教徒[11]。其实，在英属马来亚，Peranakan 也是含有相似的含义，它指的是印度与马来混血的回教徒。在20世纪，当这词套用在荷属印尼或英属马来亚的华人社会时，它不再有宗教的含义。

　　外国统治者与说马来语的族群用 Peranakan 一词形容已部材同化的土生华人。后来，华人本身也接受了这个称呼。这种字眼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概念。

海峡华人/海峡出生的华人

　　 当英国统治马来半岛与新加坡时，土生华人被视为“海峡华人”。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于1826年成立的英属“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严格说来，此词指的是华人的出生地点而不是其文化特色。但是，有些人用此词来形容新马土生华人。也有些人以“海峡出生华人”来形容“土生华人”。他们认为“海峡华人”都是出生在海峡殖民地的人士，因此他们用“海峡出生华人”来代表“土生华人”。

　　实际上，这种看法也不正确。因为不是所有“海峡出生的华人”都是“土生华人”。在海峡出生的华人中也有“新客”（即移民）华人，譬如说，在马六甲出身的陈省堂是一位说中国话并以中文写作的海峡出生的华人！[12]

　　讲马来语的族群与外国统治者用 Peranakan 称呼土生华人，但是“海峡华人”一词只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在马来语中没有同义词。当马来人称呼土生华人时，则用 Peranakan Cina(土生华人)或“Baba”(峇峇)。

　　非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也用“Baba”此词作为自己族群的称谓。无人能够断定 Baba 此词的起源。很可能在荷人或英人南来前就已有此词，可是它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在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在苏岛的棉兰以及爪哇（雅加达、茂物等），当地土著与华人都用峇峇（Baba）称呼土生华人。

峇峇与海峡华人

　　俄根(J D Vaughan)在1879年写的有关土生华人的著作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学者陈志明则认为，Baba 一词源自中东[14]。

　　Baba 一词指土生华人，不仅通行于海峡殖民地，在北苏门答腊与西爪哇，在殖民时代也很普遍。也许这是因为西爪哇（包括雅加达）华人与新加坡华人交往频繁，而苏北（包括棉兰）与槟城的来往也密切。

　　“海峡华人”至今还有人沿用，但是此词若用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即当海峡殖民地还存在时会更加适当。

　　在马来亚独立后，虽然还有“海峡华人”的后裔，很少人用此词来称呼土生华人，理由很明显，“海峡殖民地”已不复存在，1963年新马合并，海峡华人已经不再成为社会中的高层的人士。连英籍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SCBA)，在1964年也改名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Singapore Chinese Peranakan Association)[15]。Peranakan 以及 Baba/Nyonya 两词开始普及化，只有当人们提到历史阶段时，或者谈起文化遗产时，“海峡华人”一词才被人使用。Dr. Khoo Joo Ee 的英文专著：《海峡华人：一个文化史》（1996）就是一例[16]。

　　“海峡华人”是历史名词，因为它具有历史上的区域的含义。然而， Peranakan 与 Baba/Nyonya 就没有这种限制，同时使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些。近十年来的有关新马土生华人的著作中，就常常以 Baba 或 Nyonya(Nonya) 作为书名。例如：Felix Chia 的《重新探讨峇峇》(The Babas Revisited)，Queeny Chang 著的《一个娘惹的回忆录》，以及Shirley Lim著的《一个女性主义娘惹的回忆录》就是几个例子[17]。其实在新马，Baba 与 Nyonya 这两个词的生命比在印尼要长些。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印尼土生华人的近作上用“Baba”或“Nyonya”作为土生华人的称谓。

　　其实，在新马，人们以前用 Baba 与 Nyonya 来指各种各样的“华人”。这类型的华人不一定是说马来语或者具有马来文化背景的华人族群。正如 Png Poh Seng 博士指出，只“在一个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有一名是穿花裙(sarung)以及结特别的发髻者，这家庭便可称为 Baba 的家庭[18]。这样的定义太过“松懈”。可是，如果我们用自我认同的方式作为“族群认同”的基础，那些虽不能说马来语但自认自己是 Baba 或 Nyonya，而 Baba 族群也承认他是这个族群的成员，那么，我们很难推说此人不是 Baba。

　　不可否认，Baba，Nyonya 或 Peranakan 至今依然存在。讲华语的华人社会继续称讲马来语的华人或者已经半马来化的华人为峇峇(Baba)或“土生华人”。在印尼，讲华语的华人群体以“侨生”称呼 Baba。华语中的“土生华人”以及“侨生”其实起初只指出生地而没有文化的含义，后来，它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概念。

典型的 Peranakan 或 Baba？

　　很明显的，要找到“标准的”Peranakan 或 Baba 并不简单，因为这两词的定义模糊。我们可以这么说，Peranakan 或 Baba 是一连串的类型的华人，他们的共同点是“马来化”。有些马来化的程度高（例如马六甲的 Baba），有些马来化的程度低（例如槟城的 Peranakan）。马来化包括应用马来语，穿马来服装以及吃马来食品。

　　土生华人即使在海峡殖民地也不是多数的群体。我们没有土生华人的统计资料，但是有海峡出生华人的数字。根据1881年的统计（见图表一），海峡出生的华人有25,268，占全海峡华人人口的14.5巴仙；1891年，海峡出生的华人人数增至34,757，比率也增到15巴仙。

图表一：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人数及其百分率(1881及1891)

年代 州名	1881		1891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槟城	10,477	15.5	16,981	19.3
马六甲	5,264	26.7	4,971	27.4
新加坡	9,527	11.0	12,805	10.5
总计	25,268	14.5	34,757	15.3

资料来源：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1 (Singapore,1892), pp36-37, 46-47, 94-95, 134-35.

 

　　在19世纪，中国移民尚未大量涌入，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海峡出生的华人是土生华人。换言之，“海峡华人”没有超越15巴仙。这意味着，海峡殖民地的大多数华人是“非土生华人”（俗称“新客”）。如果我们把土生华人与马来联邦华人的人数作比较，土生华人的比率会更微小。

　　在20世纪上半叶，在新马出生的华人开始稳健地成长（见图表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移民到新加坡及槟城的人数大增。这些移民留下来生儿育女，说明了为何当地出生的华人人数急速成长。这些新来移民的后裔与早期华族居民不同，在文化上他们还是较接近“新客”而不是“土生”华人。

图表二：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出生的华人人数与百分率

年代 地区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槟城	23,569 (24%)	35,529 (32%)	52,041 (38%)	76,854 (46%)	173,261 (70%)	266,723 (72%)
马六甲	4,955 (26%)	7,366 (21%)	13,130 (29%)	22,494 (35%)	63,028 (66%)	95,211 (79%)
新加坡	15,498 (10%)	43,833 (20%)	79,686 (24%)	150,033 (36%)	437,243 (58%)	741,605 (68%)
总计	44,022 (16%)	86,778 (23%)	144,857 (29%)	249,381 (38%)	673,532 (63%)	1,103,539 (72%)

 

资料来源：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901 (Singapore, 1902), p19;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printed in London, 1922), p95; A Report on the 1947 Population Census (Kuala Lumpur,1949); 1957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No14 (Kuala Lumpur,1961), computed from Table 1 and Table 7B; and Saw Swee 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1999), pp33 and 47.

　　如果我们能接受上面的估计，即土生华人只有15巴仙，那么，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85巴仙是“新客”。

　　这两种华人群体的存在，也反映在海峡殖民地华人的团体组织。一般说来，华人组织可分成土生华人及非土生华人的团体。譬如说，土生华人有自己的互助性的组织，例如庆德会及英籍海峡华人协会(SCBA)。新客华人也有自己的帮会(如福建会馆，客属公会等)。他们的政治组织是国民党，经济组织是中华总商会。后者是在中国清朝领事馆的指使下建立起来的。[19]

　　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在经济方面的活动领域也有别,“生华人从事有关船务，银行业以及矿业方面的生意，新客华人则当从事耕作以及当商人。他们的工作与各群体的语言文化背景有关。船务业及银行业需要英文的知识，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比新客华人较适合做这些行业。

　　政治方面的活动也有语言文化上的分歧。作为英国籍民的土生华人精英在政治上倾向本地与英国，而新客华人则倾向中国并把自己当成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亲英的英籍海峡华人协会与中国的国民党形成强烈的对比。马来亚共产党虽走“国际路线”但是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政治倾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改变。土生与新客华人都要适应改变的政治局势而从新定位。

峇峇与土生华人

　　峇峇，娘惹与土生华人这些名词在文化上及政治上有什么意义？在过去，尤其是殖民时代里，英国殖民政府利用峇峇为他们的政治服务。但事过境迁，在今天峇峇与土生华人已失去其政治的意义。实际上，在独立后的新加坡与西马，其分歧已不再是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或者是峇峇与非峇峇），而是语文教育为主。在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主要的分歧是受华文教育与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但在年轻一代的华人，由受同一类型的教育，其分歧就不显著。然而，在西马，其分歧是在受马来教育与华文教育。虽然如此，峇峇华人，或更正确地说是土生华人，依然存在。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群体已经走下坡，其政治意义也逐渐消失。

　　当我们未作进一步的讨论前，必须指出的是，有些人以“峇峇”一词来指说马来语的华人。其实这是不很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峇峇：即马六甲峇峇与槟城峇峇。（至于新加坡的峇峇，他们是由马六甲的峇峇移民过来的，所以是马六甲峇峇的分支。）马六甲峇峇常被当成是马来西亚峇峇的典范，所以许多人以为所有峇峇都是说马来语的。有许多人不知道槟城的峇峇是说福建话的峇峇。他们被称为峇峇因为受到马来文化的影响。马六甲峇峇的马来语含有许多福建词汇，而槟城峇峇的福建语含有许多马来词汇。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语言上，槟城峇峇比马六甲的峇峇更接近中国人。

　　由于这个缘故，有些作者认为槟城华人不是真正的峇峇。他们应用的语言是含有马来词汇的福建话。有这种看法的人是把马六甲的峇峇当成是峇峇的唯一标准。在50年代，Diana Ooi 不用峇峇而用“受英文教育”的当地华人，似乎所有的槟城峇峇都受“英文教育”。其他人则认为，最正确的称呼是“海峡华人”。虽然不少人仍坚持峇峇与娘惹的称呼。

　　Khoo Joo Ee 这么说：

 

　　 因此，“Peranakan”变成了较受欢迎的名词。这个定义对于已经融入广大的华社的土生华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在今日的政治体系，Peranakan 变成了必要的名词。然而，“峇峇与娘惹”在马来半岛及狮子城仍颇普遍。

　　“峇峇与娘惹”的确在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中比“土生华人”这个名词更为普遍。在土生华人中，例如 Queeny Chang, Shirley Lim 以及 Felix Chia 写的书或者回忆录中，都采用娘惹或峇峇，而不用土生华人。

　　即使是改名成为“土生华人”已久的峇峇团体，仍然照用“峇峇”作为其大会的名称。例如于1993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土生华人大会叫做“第六届峇峇大会”而不是“第六届土生华人大会”。在这大会中，除了新加坡土生华人公会，还有四个组织参加，即槟城土生华人协会，马六甲土生华人协会，古农·沙央新加坡学会，以及吉兰丹土生华人协会[21]。所有的团体都采用 Peranakan 而不用 Baba。也许这是由于 Peranakan 源自马来语/印尼语，而 Baba 则是源自非马来语。

英籍海峡华人协会，政治认同与土生华人认同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Baba 与 Nyonya 并没有殖民主义的含义。不过，“海峡华人”则与殖民主义扯上了关系。由于这个缘故，在1900年成立的“英籍海峡华人协会”(SCBA)在1964年11月易名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22]。

　　“海峡华人”有亲英的含义，因此，许多人认为有一种时代错误的感觉。殖民时代的海峡华人常自称为“英皇华人”或“英女皇华人”。他们在独立前的政治效忠对象是英国。

　　有趣的是，在SCBA成立后，在马六甲同样的组织也出现了。二十年后，槟城的峇峇华人才成立类似的团体。这是因为这类团体太过“排外”：它把峇峇与更大的非峇峇华社分隔开来。很显然地，文化上的海峡华人在槟城势力并不很强大，已存在的华人组织，例如中华商会以及市议会，有许多“新客”华人成员。SCBA槟城分会在马来亚独立后其英文名改为SCA(即“槟州华人协会”)，其马来文名为“槟城土生华人协会”(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Pulau Pinang)。这说明了峇峇华人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马来西亚的情形与新加坡有别。大马是“土著国家”而新加坡则是“移民国家”[23]。前者土著人士比移民有更多的权益。有些大马华人有意争取“土著的地位”。一些土生华人认为他们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Khoo Joo Ee 在她的文章中写道：

 

　　Khoo Joo Ee 的看法并没有错。土生华人的身份特殊。但马来族群仍把这个族群当成是非“土著”族群。马来宪法上明文规定大马居民是由“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组成，这两类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力，而华人是被当成为“非原住民”。早在1986年，马华公会曾经就马来西亚华人不是“原住民”这点上与巫统发生争执。因为在一个会议上，马华公会发表一个决议案，表明“大马三大种族都是外来的族群，所以他们不可互相指责对方是移民而自己是“原住民”[25]。”这种言论引起马来人极大的不满。结果马华公会不再提此事。

　　实际上，“海峡华人”或者是“峇峇”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已经急速地重新“汉化”。这是政府的种族以及“原住民”的政策导致的。此外，中国的崛起，族群意识的复兴以及民主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大马华人的族群意识的成长。许多土生华人送自己的子女到华文小学──这些国民型小学是大马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学习华文。只有完成了这小学教育后，他们才进入以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国民中学。然而，有些华人则继续在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因此在文化上进一步“汉化”。何英成在1986年的论文中指出，槟城的峇峇华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融合于华社大家庭里。那些他可以辨认的峇峇，年纪都在70岁以上[26]！也许这个论点有些夸张，可是，所不能否认的是，在槟城的峇峇的人数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在脱离大马之后的新加坡，峇峇也面对新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即英语与母语的政策，使土生华人也愈加“汉化”。因为在这双语政策下的母语不是真正的“母亲的语言”而是“族群的语言”（即华语）。土生华人的后裔在学校里重新学习了华语而不是马来语。然而，对于英语的重视也使他们能继续保持受英文教育者的身份，而这种身份与旧的峇峇身份是不相同的。

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

　　许多观察员认为，打从新马两国分家后，在谈论两地的华人情况时，教育比土生华人文化更加有意义。

　　就马来西亚来说，马华公会的确是先由土生华人领导（即陈祯禄与陈修信父子），但是随着时间的移进，非峇峇华人开始取得领导权（如李三春与陈群川）。前任会长林良实及前任副会长林亚礼，虽然也可以将他们列为土生华人，但更多的观察员把他们当成是受英文教育者。其实，现阶段的马华公会领导层，大部分是受华文教育者（如黄家定、陈广才）或者是华英马三语的人才（如蔡锐明、陈祖排）。马华公会的会员大部分是受华文教育的人士。

　　在非政府组织里，这种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的分歧也存在，但是这种分歧并不是以峇峇为分界线。这是由于峇峇人数特别少而中文教育普及化的结果。许多华人，包括土生华人家庭，纷纷送他们的子女读华校。即使受英文教育者也学起华文，因而能用华语交谈，虽然字汇可能会有限。有时，华英教育的界限可能会模糊，然而这个界线是存在的！

　　在新加坡的情形也如此。独立前许多土生华人在政治上很活跃；新加坡第一代的领袖可以说都属于“海峡华人”。他们是土生华人而且也受英文教育。随着第一代华人领袖的消失，新一代的领袖不一定是土生华人。但是他们是受英文教育者，渐渐地他们也能掌握双语，可是仍以英语作为他们主要的语言。与大马不同，新加坡的单一的国民教育制度造成了同一个类型的领袖。

独立后的土生华人协会

　　虽然局势对于土生华人不利，一些峇峇仍然要坚持保护自己的传统。他们也积极地恢复老协会，并给它们予新的名称。我们已经谈到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其前身是英籍海峡华人协会(SCBA)；马六甲土生华人协会，其前身为马六甲英籍海峡华人协会；以及槟城土生华人协会，其前身为槟州华人协会(SCBA/SCA)。此外，有一个名叫吉兰丹土生华人协会的新组织，但是会员人数并不很多。依我看，这些团体要作进一步的发展，似乎相当困难。

　　前几年我有参加土生华人协会的联合大会。各协会负责人在会上都谈到吸引新血的问题。有不少协会改变新方式，展开吸引年青人的活动，包括介绍西方歌舞，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新土生华人入会，据说成绩并不理想。

　　有些土生华人作家，想通过峇峇剧本搬上舞台或者小荧幕来保存峇峇语言文化，可是仍不成气候。峇峇马来语在现阶段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许多华人都会说与写正式的马来语，而不愿开倒车。只有峇峇及娘惹的食品至今仍有其市场。看来，在新马一带，土生华人的文化不可能恢复它的历史的光辉。

结论

　　虽然 Peranakan 这官方名词如今已经取代其他名词来形容当地出生而在文化上又局部与马来文化融合的华人族群，但是 Baba 与 Nyonya 两词仍然有人应用。然而，土生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依旧不很清晰。虽然所有“土生华人”都有马来文化（尤其是马来语言、服装及食品）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的大小则不完全一致。

　　Peranakan 一词的意义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意义，但是至今仍然存在。其他的同义词如“海峡华人”，“海峡出生的华人”以及“峇峇”似乎具有更短的历史寿命。这是因为它们有时间及地区的局限性。其实，“海峡华人”及“海峡出生华人”已成为历史名词。除了那些真正是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用这些名词来代表，现在的土生华人则使人有脱离时代的感觉。

　　“峇峇”与“娘惹”如今也较少人使用，虽然在新马一带，此两词与“土生华人”通用。可是年轻的土生华人已经没有用“峇峇 ”与“娘惹”两词。在印尼西爪哇，曾经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名词也很普遍，现在却很少印尼华人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

　　“自我认同”与“他人赐予的身份认同”对于一个族群的“身份”是重要的。在殖民时代，“海峡华人”的称谓比较受土生华人欢迎，这是由于当时是在英国殖民时代，“海峡华人”在殖民社会中高人一等。可是殖民时代终结后，上述两个称呼就过时了。人们只用 Baba，Nyonya 以及 Peranakan 这些文化性而没有政治意味的字眼。

　　在今日的马来西亚，“峇峇”及“土生华人”仍有其作用，因为两者都与马来土著──马来西亚的所谓原住民──有关联。在政治上，能够与土著攀上关系对于土生华人是有利的。然而，由于种族及宗教的两极化，土生华人面对新挑战。本区域的全球化以及华族文化的复兴，使许多土生华人的子女也大受冲击。有些甚至更加“华化”而更少“马来化”。

　　在新加坡，保留“峇峇”的身份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国家的精英大多数是华人。虽然新加坡仍处身在马来海洋里，东南亚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的起飞冲淡了“峇峇”的文化。有些土生华人还很努力地想挽救峇峇文化，但是，四周的环境使他们的任务愈加艰巨。有关当局有意保留土生华人文化作为旅游重点，甚至计划把亚洲文明博物馆易名为土生华人博物馆[27]。这是否意味着土生华人文化已经走进了历史？！

（廖建裕教授毕业自南洋大学第4届历史系，后负笈澳洲与美国，获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2]	Ho Eng Seng, "Problems of Identity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aba Chinese in Penang." Honors essay for the major in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June 1986.
[3]	Rudolph, Ju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Brookfield, USA, Ashgate, 1998.
[4]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hakti, 1993.
[5]	例如： Chang, Queeny. Memoirs of a Nyonya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ia, Felix. The Babas Revisited,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94; Khoo Joo E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Pepin Press, 1996; Lim, Shirley. 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6]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The Hikayat Abdulla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A.H. Hill).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75 and 266.
[7]	Ibrahim. Abdullah. The Voyages of Mohamed Ibrahim Munshi,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min Sweeney and Nigel Phillip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90-91.
[8]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p.21.
[9]	Edward Wickbery,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History", Asia, No.18 (Spring 1970), pp.1-15.
[10]	庄钦永，〈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台北，2001年5月(未发表)。
[11]	Karl A. Steenbrink, Beberapa Aspek Tentang Islam di Indonesia Abad Ke19. Jakarta: Bulan Bintang, 1984, p.87.
[12]	陈省堂出生于1861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末活跃于新马华文文坛。见叶钟铃，《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
[13]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879).
[14]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p.21.
[15]	1966年，此协会又易名为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土生华人协会)，见Lee Kip Lee and Lee Liang Hy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s", 6th Baba Convention 26-27 November 1993 (Singapore, 1993), p.30.
[16]	见注释[5]。
[17]	这些作品的原名，参阅注释[5]。
[18]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re for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10 No.1 (1969) pp.95-114.
[19]	Yen Ching 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1911), Leo Suryadinata, e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133-160.
[20]	见 Khoo Joo Ee, Straits Chinese, p.272. Khoo 认为峇峇一词具有殖民地的含义，我不以为然。
[21]	参阅 6th Baba Convention 26-27 November 1993 (Singapore, 1993)
[22]	参阅注释[15]。
[23]	有关“土著国家”与“移民国家”的性质与华人的关系，参阅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The Last Half Century", Asian Culture, No.20 (June1996), pp.1-11.
[24]	Khoo Joo Ee, "The Straits Chinese Today", Suara Baba, No.2 (November 1993), p.2.
[25]	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7.
[26]	Ho Eng Seng, "Problem of Identity", p.2.
[27]	〈亚洲文明博物馆将易名为土生华人博物馆〉，《联合早报》，2003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