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的世俗性

　　无可否认，现代化所衍生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就如现代化本身一样，基本上是源于西方社会的。至于中华文明本身的世俗性（secularity），即由儒家文化主导，侧重现世人生伦理关系而寡言鬼神的一套世界观、生命观，则显然不若西方的世俗主义般已充分的概念化、理念化、制度化。

　　世俗主义在西方可明确的成为社会组构和运作的主流原则和规则，而在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则比较像是一种文化态度、实际考量下的统治策略，或不那么严谨的惯常风习而已。是以，传统中国社会的世俗性就如其伦理哲学的典型风格那样，是非现代的，但亦自有其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合理性。

　　然如此非现代的世俗性，已足以令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地区，比如东亚社会、越南、东南亚诸华社等，对于西方的世俗主义可毫不困难的领会和接纳。即使日本社会曾自明治维新到二战时期独尊神道教，但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促动，并非传统以来即如此。

　　事实上，即使是西方的世俗主义，显然也是久经演化而才具备今天之面貌的。比如随着现代化的成熟，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和个体主体性的彰显，于是除了先前已确定的政教分离原则之外，才逐渐有了个体信仰自由权和宗教私己化的倾向。

　　原有的世俗性，明显导致受中华文明影响的诸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然比其他非西方社会于某些方面更加顺畅。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抛弃了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包袱后的中国大陆和越南，都是例子。其也导致这些社会于文化上比较能够与西方社会进行交流，从而吸纳了大量的西方因素。

　　当然，某些人对于世俗性所导致的轻易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或会很不以为然，乃至忧心忡忡。是以我们也才会看到传统文化的复兴努力，比如传统宗教的兴旺、儿童读经典风气、儒教运动、重开国学、发扬传统民间艺术等。这些人或许反而会羡慕其他非西方社会，比如伊斯兰社会对于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坚持态度。

　　实际上，不容否认原有的世俗性的确弱化了中华文明社会对于现代性和西化的提防和抗拒，甚至还产生了一些极端反传统、崇洋和鄙视本身文化的人士，如五四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那样。因而，如何从原有的世俗性基础上趋向合理合适的现代化、西化，显然还真的考功夫。

（郑庭河毕业自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后考获国民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硕士，经本会推荐获南京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现于南京大学就读哲学系博士班，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