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政策调整对东盟的影响
——谈谈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发展机遇*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动向

2012年，中国经济整体向好，但也出现了经济减速的苗头。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为8.4%，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在2011年的经济增速分别在8.1%和8.2%，分列全国倒数第一、第二的水平。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2011年全年CPI同比增长5.4%。2012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5%。如此看来，未来中国经济通胀压力依然严峻。

另外，从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201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2%，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一系列数据已经显示出中国投资减速、消费平稳增长、出口减速的经济发展态势。

日前，温家宝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这些目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持续了7年之久的GDP增长8%的目标被调低了0.5%，一方面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央有意将经济增长从求“速度”转为求“质量”，希望引导各方把未来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这项举措与中国“十二五”规划目标相一致。

调整一：扩大内需，拓展外需，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结构

扩大内需是中国近年来宏观政策调控的一个主轴，未来五年，如果能够初步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目标，那么最终消费率将由48%提高到55%，居民消费率由35%提高到45%左右。这样一方面为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倒逼”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提供了动力，并给予市场巨大的商机，优化经济动力结构。

但是，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严重不足。因此在遭遇危机时，国内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干扰。这无疑加大了经济自我调整的难度，同时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不过，在扩大内需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内需的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此，当前应该进一步理顺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的关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外需，实现外需和内需平衡发展，加快形成内外需协调互动的经济发展动力结构。

图表（1）：宏观经济动力结构统计表

单位：贡献率（%）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
拉动：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三大需求贡献率的乘积。

调整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2年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这是自2011年1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的第二次下调。

此外，2011年10月20日央行下调3年期央票招标利率，这一系列货币政策信号都说明了管理层对经济下行的关注，也标志着货币政策正式回归中性。正如前述，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放缓已成为事实，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增长”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为了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短缺，降低小微企业资金压力，调节货币信贷供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货币政策此时从紧缩向中性的回归，正是保证经济“稳中求进”而进行的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而且，政府报告中为2012年货币政策制定的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的目标也是服务于“稳增长”的目的。同时，未来的财务政策主导方向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让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而结构性减税可以运用税收杠杆有效提升供给、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促进经济向消费主导发展模式转型、增强内生性增长动力。

为此，中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未来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减少间接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给予更多的减税支持，加大对民生领域（文教、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完善结构性减税基层突破和顶层设计。总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协调配合，明确各自的调控重点，相机调整，避免对冲，共同为实现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型主导发展模式的目标而服务。

调整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贸易，抢占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制高点

世界经济已逐渐从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变。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能达到60%至70%，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能达到50%以上，而中国尚不足43.1%，其中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到7%，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偏低，入世十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的比重不升反降。

服务贸易较货物贸易而言，具有产品附加值高、环境资源友好等多种优点，而且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能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但是，入世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11年服务贸易逆差达554亿美元。因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服务业作为调整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开创服务业发展新局面，在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也要积极促进服务贸易进口，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专利、管理经验来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此外，服务业在就业吸纳和技术创造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一点恰好能够帮助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所确立的“2012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目标。根据汇丰银行2012年3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PMI）升至53.9，创下自2011年10月（50.4%）以来的新高，这也反映出服务业正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

图表（2）：入世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增加比重

调整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2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的稳定，大力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汇率避险工具。可以看出，2012年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必将加快。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但是目前由中央银行管制的本外币利率就多达29种，长期的利率非市场化已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向垄断企业和政府扶持项目倾斜，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因此催生了居高不下的民间借贷利率，同时也滋生了寻租与腐败问题。

从汇率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目前经过对美元双向浮动已接近均衡水平，未来的均衡路径需要多方面权衡，着力发挥汇率对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建立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和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着力把握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等金融改革的步骤和顺序。同时从政策层、监管层、市场层不同角度有效防范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2012年2月23日，央行发布报告首次明确资本项目开放时间表，这也向市场提供一个信号，那就是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已经进入“深水区”，今后“四化”的脚步会越来越快。

调整五：调整政府的职能，强化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的渐进式改革也造成很多问题。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而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调整政府和民营部门的职能，强化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

调整政府的职能，首先就要全力以赴打破垄断，特别是要打破行政垄断，比如金融行业的垄断（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靠的是偏低的、管制的存款利率和偏高的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来赚钱）、石油行业的垄断（国企16年没有上交利润，国企员工的工资奖金亦不受限制）。其次，要调整政府的职能就必须明晰产权，保护产权。最后，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就必须强化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让政府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制在提供公共产品、制定监督游戏规则、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等。

调整六：同时推进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任期内，面对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态度较为坚定。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而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重点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涵盖了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

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造成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非常之高，同时也是造成中国居民消费风险较大、内需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纳税人消费公共服务的权利在未来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改变。中国需要审时度势，并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在未来，中国要立足于全球意识，实现开放战略升级；要站在世界经济大国的新起点上，推进科学开放；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战略环境。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核心在于“互利”，目标是为了实现“共赢”。所谓“互利”，就是指在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和战略时，一国不仅要充分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实现本国经济与产业健康发展，还要充分考虑本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所谓“共赢”就是要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实现对外经济交往中合作双方的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互利共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指导思想，在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中，互利共赢将始终是中国处理自身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法宝。

二、中国与东盟及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空间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目标地区之一。中国与东盟贸易产品实现了以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其中尤以机电产品居多。而在贸易增快的同时，双向投资增加。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较快，投资领域也已从传统的矿业、建筑业拓展到能源、制造业、商务服务业。此外，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承包工程领域的合作快速发展，业务规模逐年扩大，承包工程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普遍受到当地好评。

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为8.59亿美元，至201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362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东盟十国中，大马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马中双边贸易额高达900.3亿美元。

经过长期的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将会为中国和东盟企业带来更多商机；其次，建立自贸区不仅有利于中国产业向东盟国家的转移，为东盟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就业提供有利契机，而且有利于资本透明度，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投资带来便利。单就马中双边贸易来说，两国贸易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在农产品、原材料矿产、化工类产品、初级加工品、机械设备及轻工业品等方面。

尽管目前马来西亚的资源优势仍居主导地位，但中马双方应观察各自的产业政策及发展方向，把握双边贸易的前进方向，尤其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扩大进出口规模。在巩固传统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努力扩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一步优化两国贸易结构。虽然中国在2012年将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7.5%左右，对能源与矿产等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对马来西亚的出口仍然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市场，而制成品、电器及电子产品依然有望继续保持其作为对华出口的主导产品。

中国-马来西亚在金融、旅游、会展、酒店管理等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仅就马来西亚而言，自贸区全面实施也为进一步扩大中马两国服务贸易的合作提供了新契机。中国在建筑、海运、电信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马来西亚在金融、旅游、会展、酒店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马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伴随着市场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产业会向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放开。马来西亚对华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商业、酒店、电站、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投资区域由沿海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特别是2011年4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马期间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等多个合作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两国互利合作的原则、方向和框架。

人民币区域化将中国-马来西亚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加快人民币区域化的步伐，也加深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金融合作。目前，中国已和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的货币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为双边贸易结算提供方便。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金融合作正在成为中马双方经贸交流的新亮点。早在2009年初，中马两国就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也是中国与东盟国之间的首个本币互换协议。目前，大型中资商业银行已先后在大马开设分行，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也正式推出人民币对马币的交易，而开展此项业务有利于促进中马的双边贸易，便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满足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而在正式签署了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协议后，更加强中马两国央行间的合作，并促进两国经济金融的发展。

三、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新需求

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1980年至2010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从3673亿美元扩大到36639亿美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服务贸易在结构性调整中迸发出新的活力。然而，中国服务贸易始终落后于货物贸易，服务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仅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始终停留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咨询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从2006年的16.3%上升至2010年的19.4%，可见中国服务贸易内部的行业结构是失衡的。

在当前外部需求形势欠佳，国内消费不足，而且本身产品附加值不高的情况下，中国货物贸易发展受阻。2011年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中不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下滑，而且长期保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出现下滑，针对中国货物贸易的摩擦也更加频繁。据统计，入世十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就有690余件。与货物贸易受阻相反，一直处于劣势的服务贸易在经历了2009年的低谷后，近两年却逐渐复苏。其中，2011年服务贸易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因此，在当前这个改革的关键节点处，要以“大服务”为理念，多管齐下发展服务贸易，推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相协调，服务出口与服务进口相协调，服务贸易与各行业领域相协调，服务外包业务与在岸业务发展相协调，着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平衡巨额贸易顺差

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在推动服务贸易大发展方面，要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履行多边、区域和双边领域相关协议中各项服务业开放承诺，有序增加通信、金融、保险等服务进口，力求在今后五年内实现中国服贸进口累计超过1.2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长期重出口，轻进口，不仅初级产品和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较少（尚不足30%），而且对软性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引进更少。

基于此，中国在未来应该积极有序扩大国内服务部门的准入，努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这一方面能够增加国民福利，让中国居民也能享受到国际优质服务，另外，也能够降低外汇储备压力，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升级换代，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范围，最大限度地避免国际贸易摩擦。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服务型经济迈进

现代服务业可分为三大部分，除了消费者服务业（生活类产品）以及社会性服务业之外（以社会大众为对象），另一个最重要部分即是生产性服务业，其服务对象是生产制造业，它是围绕制造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的，主要可分为工业物流类、科技服务类、工业设计类、商务服务类、信息服务类、金融服务类等。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智力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性，作为当今产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增值点、盈利点，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升级的突破口。

长久以来，中国在政策设计和思想观念上都不重视生产性服务业，近些年虽对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形成了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较关注消费性服务业和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餐饮娱乐、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商贸服务等，忽视了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因此，必须从适应全球产业分工和促进制造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角度，认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WTO规定的服务贸易提供形式为四种，即境外消费、跨境支付、商业存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自然人流动。目前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本国服贸出口，保持和扩大本国服贸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中国面临的服贸竞争形势也日趋严峻，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如何促进服贸的发展，成为关键问题。这就需要国内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配合，尽快完善国内服务业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形成能够提高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良好环境。

从世界范围看，政府补贴是许多国家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创新、扩大服贸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经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服贸补贴措施的分析研究发现，各国接受补贴最多的服务部门主要包括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商业服务、旅游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和视听服务，补贴的形式主要有税收优惠、直接补贴、贷款优惠、设立普遍服务基金、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和设立国家公司等方式。

服贸补贴虽然具有扭曲贸易的负面效应（例如：导致某些服务部门的依赖性），但是对某些国家而言则可有效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加快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改善国内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对中国而言，未来要更加积极地利用服务贸易补贴这一政策手段，实现对外贸易发展转型的核心，提升服贸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服贸发展。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并重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是推进工业化进程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互为依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需求方，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就失去了需求来源；现代服务业产出的相当比例是用于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中间需求，是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服务化的加速进行，人们日益认识到服务创新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当今世界市场已不完全是技术主导的竞争，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服务创新的重要性越发体现出来。因此，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要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并重，加速实现服务创新与技术创新融合，并最终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利用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建立服贸集团格局

自从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以来，双边服贸总额从2007年的179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68亿美元。而且《关于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也已签订并生效。服贸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在服务贸易的发展基础、产业格局、发展速度和发展阶段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新加坡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较高，服贸额也较大，服贸领域主要集中于通讯、金融、信息及技术等新兴服务业。泰国的旅游业在众多服务行业出口中比重最大，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额的一半左右；同时泰国还把海上航运业作为投资的奖励对象，使泰国的运输业服务贸易进口量相对较大。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则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以依托自然资源禀赋的初级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而中国在海运、建筑、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出口量较大。可见中国与东盟服贸互补性较强，有利于双方合作。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服务业比重不尽相同，各国对服贸的保护程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作为国际性金融、海运、空运中心的新加坡，其开放程度是最高的，尤其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马来西亚的服贸壁垒也相对较低，尤其是电信、离岸金融和保险及运输服务业方面，但是银行业的限制较多；泰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较高，但运输业壁垒较多，特别是陆路运输；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不仅设置的壁垒覆盖广泛，而且规定也更为复杂和难以掌握。

因此，中国和东盟在未来应充分利用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提高服贸的相互开放水平，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关税减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作用，加强沟通协调，拓宽市场准入，打造中国—东盟服务贸易集团格局。

四、中国与东盟未来服务贸易合作发展与展望

（一）巩固传统服贸领域合作，开拓高端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平台，建立中国—东盟（马来西亚）服贸投资论坛可行性分析

在继续加强传统服贸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发与生产者服务有关的金融保险、运输、教育培训、信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建立服贸交流合作平台。初期可以中国—东盟商务博览会为平台，打造服贸博览会，调动参展企业的积极性，有效了解东盟各国服贸发展的基础与优劣势、生产性服务业及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加大宣传双边的服务贸易政策，学习东盟各国货贸和服贸协调发展先进经验等，以为中国—东盟服贸投资论坛作准备。

（二）搭建中国—东盟服贸实务部门、企业、学术团体沟通合作桥梁，吸取东盟服务业、服贸发展先进经验

中国可向东盟国家学习服务业、服贸发展先进经验，如服务业和服贸产业支持、政策扶持与配套制度建设，服务业投资环境建设，服贸促进体系构建，服贸与货贸相互促进机制及突破服贸壁垒的应对之策等。

（三）拟定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路线图，推动中国—东盟金融一体化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在实现开放后，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广西北部湾地区金融合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实现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此，可以借鉴东盟成员国内部金融合作发展方式和经验，如双方金融机构在合作区域的政策支持及从贴现和信贷等方面实现对企业的扶持；建立和完善地区贸易结算体系；金融改革、外汇管理、离岸金融合作方面的创新；风险监管、防范和规避等方面的合作等，并以此为基础，拟定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路线图，推动中国—东盟金融一体化。

（四）构筑中国—东盟人才交流培养平台，推进双方教育合作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教育合作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将本国发展成东南亚的教育中心，把教育（特别是高教）视为一项重要产业，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周边国家的学生到其国内学习。中国需要借鉴马来西亚对优质教育资源在资金融通、税收、用地、利润留成等优惠政策；对教育产业在软硬件环境方面的建设，在教育服务贸易准入机制和争端解决程序与机制等方面的举措，以及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制度等多方面的经验，以推进双方教育合作。

（五）削减旅游服贸壁垒，创新旅游产品技术，构建中国—东盟旅游商务平台

在旅游业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应削减旅游服贸壁垒，中国应当积极学习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发展旅游业的相关经验，推进中国—东盟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打造中国—东盟旅游商务平台。

（六）降低运输服务准入限制，营造运输服务良好经营环境，提升中国—东盟运输服务整体国际竞争力

物流运输是中国与东盟货贸发展的纽带，双方应当就物流行业的标准，如货载重量等标准进行统一，达成共识，消除固化落后的物流观念；在交通运输方面，需要双方加强对于公路、海路、航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双方的海运运输，提高集装箱的运营能力，增加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航线和班次，提高运输的便利性，以实现对于自贸区基础设施的充分利用，尤其应学习马来西亚在航运方面的先进经验。

（*注：本文是根据于教授在讲座会场播放的投影片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