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心精读一本书 --回忆程光裕教授
专心精读一本书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在南大历史系，师从程光裕老师三年，获益匪浅，启发良多。他教过我“中国近代史”、“宋元辽金史”和“隋唐五代史”；大三时，我选读他的“历史哲学”。他思想缜密，讲课明白无赘言，引用原文时，必将引文写在黑板上，自念一遍，然后让我们抄录在笔记簿上。学年考试他出题是颇费斟酌的，大概总出一两道小题目，测验我们掌握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如“太平天国历法的特点”，“武曌为何笃信佛教”。从考场出来的同学多是默然不语，或只是摇头。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能从程老师口述的宋史内容，用爪威文笔录下来，他运笔之快，直如风驰云奔，声停笔止，真是了不起，堪称历史系一绝。 程老师体格魁梧，头发带有点浅金黄色，高鼻、深目，轮廓俊美，有三、四分高加索人的特征。他是安徽人，张其昀的高足，承袭清代皖派朴学余风，重视考证历史的个别问题，中国大陆史学界称他为宋史专家。此外，他精通中国历史地理，可惜我没有向他学习过这门学问。 挡不住历史哲学的魅力 我对程老师讲授的“历史哲学”深感兴趣，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地去学，吸收了很丰富的思想资料。历史哲学是一门很有魅力的学问，它的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通过“历史哲学”这门功课的学习，我认识了维柯（G. Vico，1668-174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赫尔德（J.C. Herder，1744-1803）、康德（I. Kant，1724-1804）、黑格尔（C.W.F. Hegel，1770-1831）、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施宾格勒（O. Spengler，1880-1936）、克罗齐（B. Croce，1866-1952）、汤因比（A.J. Toynbee，1889-1975）和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1889-1943）等西方史学大师。他们是用哲学思维去考察、反思人类历史社会演变过程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使我们的历史思维从仅仅认识历史事实为满足的层面，提升到一种理论体系的高度，即“历史哲学”，又称为“元史学”（Metahistory）。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科学”，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前者能对后者进行哲学的分析或批判。目前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辩的发展到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犹如文学的发展，需要文学理论一样。华社历史界的朋友，一向漠视历史哲学的研究，到今日应该改变态度了。 我既学习了普通历史，又研习了历史哲学，犹如既学了初级数学，又进一步学了高等数学。我比较喜欢接触这一批思想家的著作，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小学生，但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往往多一点哲学的思考。 程老师当年在南大执教时，住在重庆路第二座二楼，楼对绿树掩映、水面如镜的南大湖，在窗前一望就可望到南大篮球场。我曾造访过他三次，讨论课业和治学问题。他为我介绍中国两位杰出的史学家陈寅恪和陈垣的治史方法的特点和他们在史学上特殊的贡献。当时我跟程老师学隋唐史，他推荐我看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咐嘱我要耐心地细看这两本书。他说搞历史不能不懂年代学，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二书，是年代学成功之作，是治史者必备的工具书。程老师勤于写作，他多次叫我代他誊录文稿，寄往台湾发表。他的用意是要我了解他的治学方法和运用文字的技巧，以至立论的分际。他在这方面的功力，可供青年后学观摩借鉴。 嘱我努力写出叫座论文 他告诉我年轻人做学问，要特别牢记两桩事：一是注意根柢之学，即基本功；二是精与博关系的问题。他说对初学者来说，精比博更重要。他引用清儒唐镜海的话说：“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遍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精通一种学问的基本原理，立论才有根据，且能举一反三。从精到博，又从博返约，这是精与博的辩证关系。他劝我就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精心读通一本书，而且要下足功夫写出一篇叫座的论文。完成这两桩事后，意味拥有专门知识基础和撰写能力，从事独立研究，就可左右逢源了。 1962年杪，我通过毕业考试，翌年二月中，我申请回校工作，获得批准。我分配到南洋研究所任职。当时，因人手不足，上午我暂调校长室，帮庄竹林副校长草拟文件，下午回到南洋研究所伏案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我将程老师要我“精心读通一本书”的话，牢记在心头。生活在南大这个幽美宁静的环境，有许多学识渊博的讲师、教授可以讨教，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我每月有几百元薪水可领，解决了生活问题。这些好的条件，可让我实现“精心读通一本书”的愿望。于是我选择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作为我提升、锻炼历史理论思维的切入口，专心笃志，走进“历史哲学”的殿堂。 1967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当访问研究员，曾与程老师见过一次面，共游风光明媚的阳明山。他频频问起南大的人与事，非常关心南大，关心南大同学的生活与工作。此回分手，依依惜别，此后天南地北，日月逾迈，我们师徒两人暌隔了四十年。偶尔在新加坡《南洋学报》读到他的文章，提到我的名字，对我鼓励有加，使我心潮起伏，私心感激，不知所酬。世事苍茫多变化，人情朝夕或不同。最近在似梦非梦的意境中，仿佛与程老师叙旧，向他诉说离情，流露我对名山事业之赤诚。试想在清风明月，花开吐艳之时，我们师徒两人还有机会享用一壶清茶，一盘肉干，促膝畅谈黑格尔和汤因比吗？我能酬谢程老师多年教导的恩泽吗？唯有我的《南洋大学校史》付梓，庶几无辱师门吧！ （转载自李业霖《读史与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