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起点是找准自我定位

——访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

陈 娜

【卓南生简介】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在新加坡华中和南洋大学受教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曾不断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就职于《星洲日报》，负责撰写社论与国际时评，此后就一直参与主持华文报笔政。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至2010年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主要中文著作有：《日本的乱象与真相——从安倍到安倍》、《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合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的舆论导向》、《大国梦与盟主论——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汉城20年风云录》、《日本的政治斗争》、《国际问题纵横谈》、《从东南亚看日本——一个报人的观察与体验》、《从星洲日报看星洲五十年》（编）。

 

主要日文著作有：《东亚新闻事业论》、《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东亚与日本社会》（合著）、《现代国家与移民劳工》（合著）、《高度信息社会的传播》（合著）、《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现代的锁国——从亚洲看到日本的真相》。

 

许多年前，卓南生曾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位“来自一度被改名为昭南岛的新加坡青年”，这句意味深长的身份表白在他其后几十年旅日生涯的映衬下显得耐人寻味。出生于被日军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求学于战后“国论二分”时期的日本，成名于传达“亚洲心声”的国际时评，那个当年带着满腹疑问负笈东瀛的狮城青年，在执着求索、学以致用的人生旅途中绘就了一幅博学、明辨、善察、慎思的个人画像。值得一提的是，从70年代开始辗转走上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之路，又让卓南生与同根同源的中国结下了更深的渊源。然而，他时至今日在字里行间对 “华侨”、“华人”、“华裔”的审慎区别，又不由得让人体察到这位古稀老人的内心深处对政治身份和文化归属的敏感与自尊。

 

从新加坡到日本再到中国，从政论家到记者再到学者，从观察政界到蜚声报界再到投身学界，卓南生用“吾道不孤”来纪念他羊肠九曲、栉风沐雨的追问之路。而陪伴与慰藉他的，除了高山流水的同道知音，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相、真知、真理的求证精神与敬畏情怀。从就读命运多舛的南洋大学到力排众议、选择不被看好的赴日求学，在谈及早年人生转折的最初心路时，卓南生神思凝重：“我们那是个不平凡的时代，你必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对你的身份认同有自己的定位”。

 

“我们那个时代经历了身份认同的挣扎”

 

“我出生在新加坡，我的父母是三十年代从中国广东省的潮汕到南洋谋生的，先到泰国，后在新加坡定居。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新加坡并且改名为‘昭南岛’，我就是在这两个月之后诞生的。虽然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军占据时期，我完全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小时候，家长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都会说‘日本兵来了’、‘宪兵队来了’。长大一点后，我从左邻右舍或长辈们的聊谈中，从小学同班同学们丧失亲人的遭遇中可以肯定，日军的南侵行为和‘大检证’[i]的屠杀事实是铁证如山的。日军占据时期是新加坡的一场灾难。所以，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日本兵为什么会来到新加坡？我从小就多少想要了解了。”

 

“在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一直是作为一个单元（即马来亚）来讨论的。那时候，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群众大会。特别是1955年召开了万隆会议，那年我十二、三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但是在学校的课堂里，同学们已开始关心时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1965年，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所以在那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青年人都很关心政治，因为你不管政治，政治会管你。同时，大家都比较有抱负，都会有一种‘梦’，都有‘理想’——该怎样为新生的国家做一些事情。”

 

卓南生说道，“我在新加坡接受的是比较完整的华文教育，小学换过几所学校，1956年到1958年读初中，1959年到1961年读高中。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所以像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都看过。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中国文化，虽然教科书中介绍的不多，但基本的脉络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从小就比较倾向文科，对政治、经济、社会都比较关心，对记者这个行业也非常感兴趣。万隆会议那一年，我的一位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讲印尼的苏加诺总统，印度的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总统、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我的第一本剪报集就是关于万隆会议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身份认同的挣扎、矛盾和心理斗争的。我出生的时候是日本“昭南岛”市民；1945年日本走了，新加坡又变回了英国殖民地；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而非独立，因为英国不太放心。1963年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成员后，我们又有了马来西亚的国籍；等到1965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我们又成为了新加坡公民。正是因为这段历史，我们对华侨、华人、华裔分得很清楚，并且能够说得很清楚。万隆会议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所以初中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争论，你究竟是中国人、是华侨，还是马来亚的华人？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既生于斯，就应该留下来为新生的国家去奋斗和努力。当时非主流的思潮就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所以我有一些小学和初中同学（为数不多）悄悄地跑到了中国。”

 

卓南生停顿片刻道，“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经过了二次大战的洗礼，我们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思考自己应该为新的时代、为新生国家做些什么。像‘为谁读书？’‘为何读书？’这些问题，虽然那时候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大家心里都在想，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1962年，我进入南洋大学念政治学，其实我从高二开始就一直想念新闻学，但那时候新加坡的两所大学都没有新闻学方向的院系，并且当时新闻学的书籍也非常贫乏，市面上最多只能找到两三本。我觉得对文科比较执着的人要么学史地，要么学政经，而后者好像和新闻学关系更紧密，是最挂钩的一门学科。当时南洋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还没有分家，我是一年之后才转到政治系的。”

 

在南洋大学学习了两年多之后，卓南生就走上了留学的道路。但他并没有选择当时学位受官方承认的英联邦国家，而是执意去到了日本。卓南生回忆道，“其实我高三时就想过要留学。60年代初，在‘哥伦坡计划’[ii]的推动下，日本派专家到新加坡来免费讲授日语，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学校推荐去学了几周的日语课程；到了南洋大学后也一直在学日语。后来我申请到日本留学，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关系。”

 

“我是带着问题留学日本的”

 

卓南生解释说，“我之所以选择去日本，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哥伦坡计划’下学过一些日语，我比较感兴趣；另一愿意是中学时代看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些有留日背景的作家写的东西，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很好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对英语世界多少有种抵触感：为什么一定要到殖民地宗主国留学？为什么只有去英国或者英联邦国家才能获得认可？我想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去看看一个不同的国家。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坚持认为，在亚洲来看亚洲问题，会与去欧美看亚洲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然而，卓南生的留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正如他所说的，“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的几批亚洲留学生来说，要走上‘留日’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是战争的阴影犹存；其次，是各方对日本学术的评价及留日后的出路，与其说是正面和乐观的，不如说是负面和悲观的”。

 

尽管在父兄师长的劝阻下，卓南生还是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求学之路。“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比较追求梦想，没有太多从现实去考虑。但是亲朋好友们的劝阻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探讨问题的起点，那就是：我去日本究竟要看什么？我想，我要看的，就是它的变与不变。”

 

在深思熟虑之后，卓南生萌发了他最早的“问题意识”：战后的日本是不是真的有别于战前？日本是怎样看待亚洲的？促使日本国策变与不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就是带着这些问题留学日本的。并且一到日本，我就培养起了善于观察的习惯。”

 

1966年，卓南生成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系二年级的插班生。“因为留学日本一直都是少数派，所以早稻田大学的新加坡学生非常少，特别是文科。我刚到日本时，第一年几乎都在学日语，没有拿到什么学分。实际上，我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修了三年的课程，并且在1969年拿到了本科学位。”

 

卓南生饶有兴致地谈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一进早稻田大学被接纳为新闻系学生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这个系要关门了，你是最后一个学生。等到我本科毕业时，这个学科就真的关闭了。这种现象跟日本的特殊情况有关：日本新闻教育与新闻实务界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日本的传媒机构并不指望新闻教育界为其培养人才，而是希望每个进入传媒机构的新人都是一张白纸，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调教成听话的‘雇员’。所以，日本的新闻学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么蓬勃发展，在战前日本的主要大学也一直没有新闻系。比如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就认为新闻学只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并没有深厚的学理，不能够登大雅之堂。因此东京帝国大学只是在1929年成立了一个新闻研究室，直到1949年才升格为新闻研究所。他的创建人就是日本现代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他也是我老师的老师”，说到这里，卓南生亦不无自豪。

 

本科毕业后，卓南生准备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已经关闭，所以只好转校。最初，他曾考虑师从记者出身的殿木圭一教授。

 

    “殿木老师是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他会说一点中文和马来文，对留学生也非常好。他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共同社前身）派往马来半岛，所以我曾向他表示想要研究有关日本占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时期的新闻史，他说那得去打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但是一个星期后，殿木老师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不存在，建议我换个题目。”

 

结合殿木老师的反应和一名曾目击新加坡沦陷的前《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也是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酒井寅吉战后写的文章，卓南生认为：“要想从与战前的‘亚洲’及‘战争’关系颇深的日本新闻学者口中获得相关信息，是不可能的”[iii]。

 

    几经辗转后，卓南生只好放弃他最初的研究计划，转而将视角投向了日本学界因为并不关心所以也不会敏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当然，他最初的关心点，仍然是放在与新马关系密切的近代华文报起源史。1970年，他最终进入立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且师从以研究“瓦版新闻”而闻名的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平井隆太郎教授。也正是在平井老师的引荐下，卓南生有幸两次拜访日本新闻学泰斗小野秀雄，并对他日后的研究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踽踽独行，摸索中国新闻史研究“

 

“小野秀雄是日本新闻史学的开山鼻祖，相当于中国的戈公振。平井隆太郎是小野秀雄的嫡系大弟子，在平井老师的推荐下，我得以拜访了当时已年逾八十高龄的他。那时小野先生虽已离开了由他一手培植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上智大学新闻系，但却退而不休，正在撰写大作《新闻研究五十年》。”卓南生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第一次去，小野先生就从衣柜里取出了用布巾包裹着的他在大英博物馆查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做的手抄读报笔记。他还拿出了一册私藏的《遐迩贯珍》原件给我看，并且建议我最好从资料较易找到的汉文报刊着手研究”。

 

正是因为这次见面，卓南生“萌发了步中国报史专家戈公振先生及日本新闻史学者小野先生后尘，前往英国伦敦查寻早期报刊原件及相关资料，以便整理近代中文报史的念头”，并最终在“跑遍了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东京神保町附近的旧书店，东京的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图书馆、明治新闻杂志文库和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并且横跨东西两洋，访遍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研究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麻省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以及香港大学图书馆等等公私图书馆和文献资料收藏中心”之后，通过翻阅大量的近代早期中文报刊原件，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遐迩贯珍》等宗教月刊和《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等中文报刊进行了考订精详的论证，并先后于1972年和1986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发生史（1815-1856）》与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

 

卓南生说，“小野秀雄很追求新闻的发生史，戈公振也很重视这一点，但由于戈公振英年早逝，小野秀雄在这方面下的成果和影响要比戈公振大些。在一些交叉性的史料中，我发现戈公振还留下不少可让后人探讨的空间。我的研究重点就是解析中国近代报纸从何而来，它与传统的‘邸报’等之间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其实就是在小野秀雄和戈公振的基础上去填补或者纠正了原有史料的一些混乱”。

 

在谈及论文撰写的过程时，卓南生毫不讳言当时的孤寂与隐忧，“我在写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在孤立的环境下自娱自乐，因为在日本没有任何的中国新闻史专家或者同学可以交流，虽然起步研究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地向日本新闻史学界的老师学习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论，他们也会对我给予鼓励，但基本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而即便是在论文完成之后，卓南生依旧心存忐忑，“我的研究在80年代末期以前都是孤军奋战，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正式的反馈。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曾对我说，‘真正的考验要在中国’。”

 

幸运的是，内川芳美教授（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在70年代末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就与中国新闻史学界常有交流并将卓南生的研究介绍给了中国。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向卓南生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新闻史学界特别是方汉奇先生对卓南生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原来在80年代，卓南生有关中国新闻史几篇论文的日文稿经由复旦大学的张国良教授翻译成中文，先后刊于《新闻传播》（中国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新闻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学术刊物上，开始逐渐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更是热情地为他撰写了推荐文。

 

在获得中日学界的广泛认可的同时，卓南生也于1986年9月获得立教大学首名社会学（主修新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当时日本新闻学界少有的博士。

 

“那时候日本对学术看待得很崇高，据说早年东京帝国大学要颁给小野秀雄博士学位，但是被他婉拒了，因为他怕玷污了新闻学的招牌。就连小野秀雄都不肯要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学生们，其中包括我的老师——平井隆太郎、内川芳美、香内三郎，荒濑丰，也就没有一个人提交博士论文。卓南生说：“当时日本的学术风气非常严谨，因为这些原因，平井老师几次催我提交论文，我都推辞了；香内三郎老师要我把其中的《遐迩贯珍》那篇发表出来，并且学术刊物都为我联系好了，但我还是以必须到大英博物馆补读完整原件为由婉拒了。”

 

所以，卓南生在1986年拿到新闻学博士学位算是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

 

“因为我是社会学研究院第一个提交博士论文的学生，审查答辩的时候立教大学也没有什么程序经验，请来了东京大学的内川芳美和立教大学的三位老师，大家就是喝茶、聊天，讨论要怎么跟出版社谈条件出书，因为百利坚出版社的社长早在两年前就曾从东京打电话到新加坡表示有意出版”，卓南生举重若轻地笑道。

 

实际上，从1972年开始读博，到1986年2月完成博士论文，再到同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卓南生的留日求学生涯不可谓不艰辛。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卓南生也终以他令人敬服的才、学、识、德赢得了中国学界的尊重。

 

“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

 

回忆他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结缘，卓南生说：“1992年，我来北京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已在日本发表的有关《循环日报》的考究论文，并结识了不少中国新闻史的专家和学者。能和这么多的同行进行交流，对于长期寓居东瀛，在中国报刊史领域踽踽独行的我来说，感受是十分强烈和新鲜的”。

 

  实际上，卓南生真正投身学界是在1989年，而此前，他一直在为报社撰写社论和时评。“我从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算是比较勤奋的自由撰稿人。1973年正式加入报馆后，我担负起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的社评工作，并且历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

 

卓南生继续回忆，“大概是在1987年夏天，我那时已经接获香港浸会学院（当时正在申请成为大学）传理学系高级讲师的内定聘书，可是报馆又准备派我去做东京特派员，考虑到一方面特派员制度是我曾向馆方极力建议设立的；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只是写评论，没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就去当新闻学的老师，心里有点不满足和不踏实。所以1987年我选择作为《联合早报》首名海外特派记者，重返东京”。

 

卓南生说，一年半后他能进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成为该研究所的首位外籍教师，还得感谢当时已从东大退休到私立大学任教的内川芳美教授。“有人告诉我，是内川教授极力推荐我到东大任教的，因为80年代以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在法律上是明文不允许聘请外籍人士，所以算是一个突破。”当时不仅《朝日新闻》刊登出了卓南生的就职新闻与照片，《读卖新闻》还在头版以显著的版位刊载了有关的专访，卓南生一时成为了东京大学“国际化”的象征。

 

  可说到这里，卓南生却难掩遗憾，“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担任副教授的三年间，所里一直都在讨论寻找出路的问题。在东京大学弱肉强食的学科博弈中，作为校内的一个小单位——新闻研究所必须求新求变才能生存和发展”。卓南生说，“其实，当时新闻研究所虽然只有二十个人，但它却是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的研究所之一，因为这里名师荟萃，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是新闻学相关领域的最高权威。可是1992年，新闻研究所改组为社会情报研究所，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了，并且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媒体与跨学科。2002年，日本教育部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十年来成果欠佳，于是就宣布解散了，当年还举行了闭所仪式。尽管有人认为社会情报研究所的命运归结于时代的潮流，也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情报研究所失去了新闻研究所时期对学科本身的明确定位，失去了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东京大学的经验也许可以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我第一次从新加坡来中国是在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在新加坡与中国建立邦交之后。1989年转到东大新闻研究所之后我还专程去过上海与复旦大学洽谈办学合作”，卓南生回忆说，“第一次来大陆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觉得很新鲜，毕竟与我们是同一种文化”。1992年，卓南生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当他看到中国有成百人都在搞新闻史的时候非常兴奋，“我在日本生活了那么久，面对的都是日本学者和学生，我写的中国新闻史基本上也都是给日本人看的，没有对话的环境，更谈不上相互切磋和交流。看到中国新闻学界的盛况，这使得我很想过来”。1994年，卓南生开始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执教，1998年，他以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一次研讨会，“这次行程让我觉得来北大也会很有意思。所以2000年，我利用学术年假，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在这里教了一年书。当时学校安排我住在未名湖畔的‘健斋’专家楼，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卓南生欣慰地说道。

 

“那时候北大生很想了解世界，我也很想了解北大和中国，所以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当时北大正在筹建新闻学院，在这过程中我也有所参与，包括在《亚洲周刊》、《联合早报》上广加介绍，也通过老同学、老同事联系《南华早报》，促成多项合作计划等等。”谈及与北大新闻学院的渊源，卓南生兴致盎然，“2005年，我将自己客座教授的关系转入已经成立了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年我提前从龙谷大学退休，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北大”。

 

就此，卓南生成为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iv]和北大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时任学院副院长，也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的领导和卓教授的共同主持和推动下， “北大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和“北大新闻学茶座”两项系列学术活动成为了中国新闻新闻传播学界交口称赞的亮点。

 

“毕竟我们都是五四运动的受益者，心中还有一份北大情结，我和程曼丽老师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将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我感觉这里和日本相比，又是另外一种学术气氛”，卓南生无比珍惜。

 

“我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

 

正如当年带着问题留学日本一样，旅居中国的卓南生同样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国度充满了他的观察与思考。

 

“起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模式，基本停留于教科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比较单一，比较粗浅。但是我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知识分子求知欲很强，有很大的动力。再往后呢，我慢慢发现了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就是随着学科视野的扩展，对西方的理论学说有些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甚至造成了历史观的模糊与混乱的现象。同时，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与思维也存在一些偏差的问题，比如在过去一切都跟着计划走，而现在呢，一切都跟着市场走，或者围着课题转，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说得严重些，在某种程度上，学术水平不但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到来而提升，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更加彷徨与混乱的时代。”

 

  对于这些问题，卓南生深感忧虑，“1968年我刚到日本不久，日本的知识分子就开展了一场针对明治维新百年的大辩论，也就是如何评价日本的近代史，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走上侵略道路之间的关联。可惜的是，1968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关明治维新的论争没有传到中国，日本学界对近代化的反思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共鸣。像中国现在的公害问题、雾霾问题、官商勾结问题等，认真分析，其中不乏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翻版。日本当年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过于相信近代化，相信武力，导致物质上虽然进步了，精神上却失去了仁义”。

 

  除此之外，卓南生指出：“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似乎有从旁支末节中断章取义的倾向，形成了‘历史解构’热。这种学风显然有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和提高，是不应该提倡的。”

 

  即便如此，卓南生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与敬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我基本上是在日本看到的。从‘海瑞罢官’到打倒‘四人帮’，‘文革’的每个动静我都很关心，‘两报一刊’的所有东西，我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学者失去了一个十年，但真正的影响可能还不止十年。那时候，我们这些华裔人士在不同的国度，可以自由地吸收知识，写我们想写的文章，看我们想看的书籍，思考我们想思考的问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我总觉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的话，我很佩服他们。至少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做学问。假如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比他们的认识稍微深刻一些，看到的问题多一些，或者比他们多读了一点书，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优越的。相反的是，我认为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些互补，特别是这些年跟年轻学者在一起交流，我也从中收获不少，挺有意思。”

 

聊到这里，卓南生不无期盼，“我对自己有过这么一个总结：作为时事评论家，或者作为研究者，在日文世界里和海外华文圈，基本上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尽力而为。但是作为教学者，我觉得自己还很欠缺。我46岁才转入教育界，不像方汉奇老师培养出了众多弟子，这一点我觉得方老师是令我望尘莫及的。所以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希望能在教育界做点事。作为教育者，我自认还有一些剩余价值”，卓南生笑道。

 

在程曼丽、卓南生和能干的青年秘书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复会以来招收了五届共一百名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的学员，每一年的暑假，这位谦谨儒雅的老先生都会奔忙于特训班的前前后后，将他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学者。“师资特训班的学员，不一定是来自名校，或者有很多成果的精英，而是要他们带着问题，愿意求学才过来的。我们这一百位学员来自中国的六十多所院校，我的想法是，提供条件、不求回报，假以时日，如果这些学员能在各自的园地里开花结果，我们作为教育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谈到育人理念和选才标准时，卓南生强调，“我的第一要求是学生必须脚踏实地地做事，先去大翻书乱翻书，再从中寻找灵感。研究新闻史的学生要去看原件，还得能找原件。第二是必须认真，安心向学同样重要。还有就是我一直教育学生，历史一定要做得很细，只有在别人无懈可击的时候，才有办法站住脚。这绝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毕竟只有足够的严谨细致才能保证历史的信度”，卓南生语重心长。

 

“主体”与“定位”，是卓南生在谈吐间虽不经意却频繁触及的词语，这与他极力倡导的“问题意识”似乎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个体身份的曲折归属，多元文化的交织撞击，历史定论的莫衷一是……这些在七十余年的过往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造就了卓南生对于“我是谁”、“我为谁”这些关乎存在与价值的问题，保持着慎始慎终的思考。透过他的累累硕果，卓南生的“主体意识”与“自我定位”如影随性般地渗透在他的政论时评、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中。无论是当年在新加坡拒绝盲从欧美风潮的他，还是后来在日本摆脱“国际化装饰品”身份的他，或是如今在中国希图超越自我、实现育人宏愿的他，这位已然功成业满的老者，仿佛从未放松过对自我的认识与诘问。

 

正因如此，从出发到回首，人们眼中的卓南生，始终一面在彼岸，一面在起点。

 

   

参考文献：

（1）卓南生，《日本的乱象与真相——从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3年6月第一版

（2）卓南生，《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3）卓南生，《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4）吴学文、卓南生，《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5）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转载自《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