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来西亚英语文学的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篇读书札记

曾佩玲

前言

最初对马英文学产生兴趣出于两位教授的建议，因为他们，我开始关注这一陌生的领域。相对于马华文学，马英文学作家为我开启了另一扇窗户，让我看见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和世界观。这篇札记是我在硕士班毕业数年后重拾书本的小小思考和感想，其中参考了在这领域有建树的学者所写的文章，本文不敢言有太多出彩的观点和新意，只要有人因为读了这篇文章激发对马英文学的兴趣就足矣。基于本文是以分享的心态写就，故采用较宽松的格式和行文风格，而且某些内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有阙漏或偏颇还请赐教。

    本文内容分三部分，首先简介马英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发展。马英文学自1800年英殖民地时期萌发至今已逾两个世纪，虽然近几年来出现丰硕的研究成果，却未臻完善。这体现在不一致的命名界定和模糊的文学断代上。基于此，本文将整理英语与英语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和发展路径，厘清其命名背后的意义，并提出较合理的文学断代。这部分无可避免牵涉许多马新的政、经、文化和历史材料，为了保持行文流畅，如有必要详述则将之置于文末的注释中。第二部分以费南多（Lloyd Fernando）、陈团英（Tan Twan Eng）和拉妮·玛尼卡（Rani Manicka）的作品为例，分析出生于独立前后的两代作家在作品题材、内容、关怀面向和文学观等的同异，同时考察他们的作品对本国和世界的普及度和影响力。虽然本文仅以三位作家六部作品为例，在分析数据上未免单薄，但鉴于他们的作品已广获马新（费南多）和英语世界的认可，故仍能以小见大。最后，本文归纳总结出马英文学研究的未来及应注意的问题。

马来（西）亚与英语的关系

     19世纪，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被列为英国皇家海峡殖民地（the Crown Colon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马来半岛在一定程度上仍维持独立。1874年英国官员使诈让马来苏丹签下邦咯岛条约，使英国势力从马六甲海峡延伸到内陆，逐渐控制整个马来半岛，使马来苏丹沦为傀儡。鉴于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得到的教训，他们并未在英属马来亚强制实行的语言政策[1]，英语最初只在马来亚半岛特定地区传播，并且仅限于马来贵族子弟和极少数的海峡华人学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为了挖掘矿产、种植橡胶和建造铁路，从中国、印度输入大量劳工，并实行分化政策，放任各族彼此疏离、互相猜忌，从根本上截断团结一致颠覆帝国的可能性。马来民族主义者眼见城市到处涌动着移民，从反殖民的焦点转移到这些外来者身上。英国人采用的语言政策无疑加剧了族群和阶级分化，造成英语是少数精英阶层语言的错觉。这种误解所产生的余毒在独立建国后形成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华人文化民族主义者[2]和持英语中立论三股社会力量。

独立初期，由于马来文化民族主义者施压，使制定语言政策造成困难。马来亚、新加坡以英文创作的华、巫、印作家有感于族际关系因语言差异而分化，提出采用英语这一不含种族色彩的语言作为跨越族群藩篱（cut across ethnic boundaries）的媒介。[3]为此，他们不仅创造一种混杂了马来文和中文词汇的英语变体，也积极地以跨族际关怀为创作题材。这种语言互渗（acculturation）[4]的形式既是一种对殖民文化权威的抵抗，也传达了新国家构建多元民族文化自由、平等发展的共同体愿景。尽管如此，这群怀抱大同理想的英语作家碰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持语言本质主义立场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将英语等同于殖民者的语言，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无异于贬低民族自尊，是不脱奴性的行为。[5]由此可见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已被政治化。Rajeev S. Patke和Philip Holden据此指出，英语所扮演的角色视国家的需求而定，多见于寻求独立初期。在独立后的去殖民化进程中，某些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如印度、新加坡）将英语定为通用语或官方语言，以此作为民族统一的政治计划；或是推动现代化社会时的工具。马来（西）亚的英语学习和文学命运就在这种政治操纵下起伏不定，至1990年世界进入全球化之际再度受到重视。

马来（西）亚英语文学的发展[6]

下述分期为本文参考各方说法整理而成，并非学界定论。

     Rajeev S. Patke和Philip Holden在氏著为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文学发展做了简单的断代。因历史因素，作者将1965年以前的新加坡英语文学亦划入马来（西）亚范围。他们根据翔实的文史资料将马新英语文学书写的发端定于180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至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为勃发阶段，并把1965年马新分家这一历史转折作为马新英语文学史的第一次分流，以1990年冷战结束后世界转向跨国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作为英语文学的第二次转捩点。此分期以宏观历史而言固然不错，然而，本文认为，前者的分类仅适用于新加坡英语文学。马新分家是1969年政治事件的酝酿期，是1970年马来西亚政经文教转型的前奏。而伴随着1990年代的世界经济开放以及马哈迪政府时期的政、经改革都深刻影响了该国的语言政策和族际关系。

基于此，马来（西）亚的英语文学发展应以独立前的殖民地文学和民族主义的萌芽至二战结束为一个阶段（1800年-1945年），彼时英语只在马来亚半岛特定地区和人群传播，自然罕见当地人的英语作品，但仍散见英国人、外国观光者和少数海峡华人以马来亚半岛为背景的作品。

二战结束后至独立建国时期为第二阶段（1946年-1969年），作者们积极地以创作投射对新国家的展望，新英语文学于焉诞生。改变始于1949年，原本的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和爱德华王七世医药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为因应人们对本地大学的需求，被合并为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西方文学经典再次登堂入室（第一次被引入当地学府是1930年至二战前夕），而1962年的校园自治是学子们自由创作和办刊物的催化剂。[7]作者们以阐扬马来亚意识觉醒、关注马来亚文化为己任，并且反思英语所扮演的角色。至此，英语书写才在岛上扎根，而且以诗歌居多，（短篇）小说次之。另一方面，随着王庚武（Wang Gungwu）在1950年出版马来亚第一本个人英语诗集《脉动》（Pulse），Lim Thean Soo、Edwin Thumboo、Ee Tiang Hong、Wong Phui Nam等文学先锋的作品也陆续出版。他们响应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透过挪用（appropriation）能够承载本地色彩、生活经验的重置语言（replacing language）铸造具有马来亚特色的英语，为作品注入本地色彩，为此创造出一种混杂了马来文和中文词汇的英语Engmalchin。它既是一种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期许（理想的“本土意识”应是各文化平衡发展），也表示了对即将来临的新国家的认同，可见当时的作者自觉背负着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然而，他们对“乌托邦”的描画终究未能实现。

1969年发生的五一三事件是国家整体发展的分水岭。[8]1970年-1990年的后独立时期，英语文坛因政府实施一系列不利于英语学习和创作出版的制度（出版法令、内安法令）后，面临严峻考验，作品明显减产，英语作家去国或索性搁笔不写，英语文坛瞬间形同荒原。

    90年代冷战结束，正值马哈迪政府执政，新经济政策被新发展政策（New Development Policy, NDP）取代，马来西亚进入打造先进工业国的宏愿中，英语学习再次变得重要。这时候的作品以急速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生存困境为主。然而，较之于移居北美、英国和澳洲的作家，马来（西）亚的英语创作出版品仍然偏少。直至新千禧年，即便已冒出擅长创作短篇小说的新秀，长篇小说多在英语世界出版。其中林玉玲、Hilary Tham、陈团英、欧大旭等人均在获得国际性文学奖殊荣后才为大众所识。

命名与概念的界定

（一）后殖民英语文学（Postcolonial Anglophone Literatures）

提到后学理论永远不能绕过福柯（Foucault）,他对话语、知识、权力的解构打破了主导西欧知识界已久的历史本质论，为后学理论提供发展的契机。后殖民作为后学的一脉也具有消解中心、多元视角和解构权威的特质。

艾贾兹·阿赫默德曾如此说明后殖民的起源：后殖民一词是70年代前首次用于政治理论中，形容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处境。到90年代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思和蒂芬合著的《逆写帝国》时，后殖民被描述为“从殖民化时期到现阶段帝国统治过程对文化的所有影响”。[9]而至今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滥觞的《东方主义》（爱德华·赛义德著）虽然仅探讨“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并不直接涉及“后殖民”，却不能否认他的思考对学术界的贡献。

此外，任一鸣亦在氏著指出，后殖民批评是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的一种文化分析模式，具有跨民族、和跨文化特质，通过在文本中再现这种特性关注不同文化、宗教的冲突、不同民族语言和叙述方式的混杂、以及对文化身份的流离和民族寻根为主题，再现殖民者的帝国霸权从而争夺书写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状况的话语权。[10]因此，后殖民文学的特点可归纳为跨领域、多语性和离散寻根，在后殖民文本中常展示诸如视野的驳杂性（hybridity）和交融性（syncreticity）、文化错位（dislocation）、移置（migration）、流离失所（homelessness）、离散（diaspora）、流放（exile）、失根（uprootedness）、无根（rootlessness）、失重感（weightlessness）、语言重置（replacing language）的特征。

    尽管如此，后殖民文学和理论依然与西方殖民主义话语藕断丝连，只是置换了主体，而且与民族主义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它是殖民帝国未完的续集，标榜了民族的复兴。因此，有少数作者（如萨尔曼·鲁西迪）拒绝被标签为后殖民作家。此外，后殖民理论是一个根据较大范畴的文学现象提炼出来的理论，虽表面具有普遍性，却不免忽略了各国别的历史和文化独特性。因此，在分析后殖民文学作品时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s）

    英联邦[11]文学在台湾被译为“大英国协文学”，马来西亚则称“共和联邦文学”，涵括所有成员国的英语文学，是以国别为类属的范畴，与具体的文学属性无涉。

（三）新英语文学/英语新文学（New English Literatures / 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

新英语文学/英语新文学强调的“新”——从“新英语”文学至“新”英语文学——将焦点着重在语言，覆盖范围包括前殖民地作家、移民英美的少数族裔、英美的原住民以及除英美以外的所有英语书写。它通常发端于独立建国初期，作品以经过改造的英语再现人物如何面对新时代、新文化的冲击。

（四）世界英语文学（World Literatures in English）[12]

Emma Dawson和Macdonald Daly援引Jenkins对世界英语的定义，指出新英语最初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南非，如今也成为该国的母语和官方语（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 ENL），与英国并列语言内圈（inner circle）。英语的二次散播发生在英殖民地疆域，在国家独立后依然在多元语言平行发展时被列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肯亚被置于世界英语的外圈（outer circle）。这些国家的英语在词汇使用、发音和语法使用或多或少受本土母语或方言的影响，与外圈国家使用的英语有些微差异。最外层的扩大圈（expanding circle）是由于外贸沟通等现实因素将英语作为外语学习（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国家如中国、日本等。

世界英语文学既脱胎于此。尽管如此，她认为世界英语文学并非从内圈（英国）向外辐射的产物，而且也不等同于后殖民文学。它包括了所有以英语书写或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

    目前涌现的马英文学研究经常采用的命名包括“马来西亚英语后殖民文学”、“马来西亚新英语文学”和“马来西亚英语文学”（简称马英文学）。所有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作品皆被纳入分析范畴。

知识分子型作家：费南多（Lloyd Fernando）

费南多（31.3.1926-28.2.2008），出生于瓦泰格莫（Wattegama，位于斯里兰卡的中部城市康提县）的锡克族天主教徒家庭，其父是一名政府职员。他在家中排行第六，母亲在他4岁时去世。他幼年时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Colombo）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hony’s College）受教育。1938年，其父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而移民新加坡。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父亲不幸死于空袭。为了生计，他一度辍学，当过建筑工人、三轮车夫和车间学徒，后来加入印度国民军队锡兰分队。他自承过往那段行军经验为他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战后，他完成一度中断的学业后担任教职。6年后进入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其时结识了许多文友，如谭爱文（Edwin Thumboo，新加坡作家兼文学评论家）、黄培南（Wong Phui Nam）、Ee Tiang Hong和纪传才（Kee Thuan Chye，剧作家）。50年代创作了戏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 at the Gate）。1957年创办了《书写》（Write）杂志。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理工专科学校任教。1960年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担任助理讲师，随后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返回马来西亚，应聘马来亚大学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是年，由他主持的《东南》（Tenggara）杂志创刊。当时的马来西亚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马来民族主义者极欲争取马来语的主导地位。他身为马来西亚唯一一所高校的教授，主张马来西亚应奉行双语政策，坚持维护英语及英语文学在校内的地位。为了消除学生们对英语的恶感，他在任期间引进英联邦英语文学。退休后到英国城市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研习法律，考取律师资格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直到1997年12月中风为止，其时他年届71岁高龄。

创作理念与《绿是一种颜色》

学者莱汉娜曾在《面对多元文化主义挑战的马来西亚及作家》（Malaysia and the Author: Face-to-Fac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Multiculturalism）一文中提出三种作者类型。第一种类型：作者的角色无异于社会批评者和意见领袖；第二种类型：主张文学是个人之事，为社会的喉舌只会破坏作品的创意；第三种类型：在意见领袖和个人原创的成就感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后者无疑是费南多的自我期许，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主张，充满对国家、社群的关怀。

1970年出台的文化政策从法律层面落实了文化和文学的单一化。马来文学晋入国家主流文学后，获得政府的资助和关注，马来语作者也相应地负起了型塑国民精神面貌的责任。与此同时，内安法令、煽动法令、集会法令和印刷法令更巩固了政府的绝对权力，阻绝了人们自由表述的权利。此举不仅无助于国民团结和谅解，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猜忌和分化。新英语文学、马华文学、淡米尔语文学各自表述，“多元文化”在作品中成为一种诉求、省思或沦为故事背景，使“族群文学”的视野名副其实地局限于作者自身所接触的区域和人群。费南多的小说《蝎子兰花》（Scorpion Orchid）和《绿是一种颜色》（Green is the Colour）就是在这个严峻的背景下产生的。尤其前者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13]该书于1993年由新加坡里程碑出版社（Landmark Books）首刷，2004年7月交由马来西亚蠹鱼出版社（Silverfish Books）再版。小说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透过几位主要人物（政界官员（将军）；社会精英（西蒂萨拉、奥玛、云明、达阑、吉塔）；宗教导师（西蒂萨拉之父））的独白和对话，叩问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社会如何抵抗激进民族主义所主张的以人们的种族、宗教、性别划分等级，及如何反抗同化和极权的政治，进而打造一个多元并存、宽容和谐、互敬互爱的国族。这确乎是一本政治小说。然而，当作者着力表述以族群和宗教为治国之本的弊端之余，并未深挖族际无法融洽共存的各种原因。此外，人物的性格塑造也较扁平，没有太多的矛盾起伏，人物是作者表述自己意见的口舌。因此，我们可在书中读到两种观念意识的冲突和辩论。这两种观念分别以将军、奥玛和西蒂萨拉、云明、达阑、吉塔、宗教导师两组人物为代表。将军主张，唯有强力推行马来价值才能有效消除族群与信仰差异，那些“外来者”（指华人、印度人、欧亚混血裔）有义务理解这一点。第二组人物则倾向于有理想、热诚、宽厚。作者尤其着力于塑造一个深具社会良知的马来角色达阑。透过达阑义无反顾地对外宣称放弃“土地之子”的特权以及与印度女孩通婚（但是并不要求女方皈依回教）两个举动，作者透露出他对新国家、新国族的愿望：唯有平等对待所有公民才能建设一个真正团结、和谐的国度。

    有趣的是，此书于1993年首刷时，正值冷战结束、世界正式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距从1970年开始落实的新经济政策已逾20个年头，作者在此时重提多元族群文化共存共荣，究竟是预见了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将会在新兴独立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后重新抬头而更加强调本土主义，贬斥文化差异，毕竟跨国资本主义是国家与大型商业集团共同合作与分羹的生意，如此一来贫富差距更形悬殊；抑或衷心希望在“弥合”了族群间的经济鸿沟后获得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契机？然而，正如事实所示，从50年代到90年代，马来西亚社会的解殖民/后殖民进程在起步阶段即掉入内部殖民的泥淖中。作者最后只能将理想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与人道关怀之上了，正如书中的宗教导师在弥留之际的独白：“太多的人逼迫你追随他们的真理。而每一条真理看来都是唯一的道路。我已倦于再看那些以真理之名散播愚昧之事。我害怕他们介入我对全人类的爱之间，从中作梗。他们都是制造仇恨和灾祸的根源。”[14]

跨国流动的作家及其局限：陈团英、拉妮·玛尼卡

     90年代以降，虽然马来西亚的文化政策未见放宽，本国的出版业依然萧索，但一些有跨国流动经验的作者已经不囿于在本土市场寻觅知音，而且作品题材也从国家建构、族群整合、身份认同、离散等后殖民叙事转向叙述个体经验、家族史或以虚构故事、锤炼叙事技艺、操演混杂英语为乐。纵然有者仍继承后殖民文学传统（如Tash Aw欧大旭），但纯粹“为艺术而艺术”也大有人在。如下文将提及的陈团英（Tan Twan Eng）和拉妮·玛尼卡（Rani Manicka，马来西亚印度裔作家）两位作者即为一例。前述三位作者皆有长期的跨国流动经验（欧大旭近年已定居英国），作品首先由英国出版，并在英、美屡获文学奖。他们的作品要在英语世界闯出名堂之后才为马来西亚国人所知。此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三位作者都在初试啼声之际（或以第二部作品）即摘下国际性文学大奖。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探勘当代马来西亚英语文学走出国门后在写作题材上的转变；从故事的时空背景、地景描写和角色塑造中考察这些文本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视界，它们分别加强和削弱了什么；以及评估特定文学奖项的性质和评奖机制如何建构英语世界出版社和读者的阅读趣味。

陈团英197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海峡华人家庭，自幼接受英文教育。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曾在吉隆坡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迄今为止出版了《雨的馈赠》（The Gift of Rain）和《暮霭花园》（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两部作品。2007年发表的处女作是他在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攻读法律（海事法）硕士学位时完成的。他自承该书倾注了他的思乡之情。这部作品在那一年被提名英仕曼文学奖。但是，本书在出版前遭到英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拒绝。最后才被纽卡斯尔一家小型出版社（追随者）相中。该书故事舞台设于1939年的槟城，17岁的英华混血儿飞利浦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日本特使（实为特务，作为日本入侵英属马来亚半岛前的探路先锋）远藤隼人,并在远藤的指导下学习合气道。故事透过两人的（战前）师生关系、（战时）上下属和爱情关系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把“服从”的概念与“义务”/“职责”（duty）、“命定”、（个人的或家族的）“名誉”捆绑在一起，使飞利浦和远藤受困于道德与职责的迷障中。《暮霭花园》则是一则讲述回忆、遗忘与原谅的故事，时间横跨英殖民时期、日据时期、紧急状态时期至1990年代。该书在2013年获颁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这是该奖项自2007年创立以来首位马来西亚作家，也是第二位以英语书写的得奖者。同年，该书赢得斯科特历史小说奖（Scott Prize for Historical Fiction）。

出生于登嘉楼的马来西亚印度裔女作家拉妮·玛尼卡目前旅居英国。2002年迄今已出版4部作品，包括《稻禾娘娘》（The Rice Mother）、《祈壤歌》（Touching Earth）、《日本情人》（The Japanese Lover）和《杰克·布莱克》（Black Jack）。其处女作在出版翌年即获得英联邦作家奖（东南亚暨南太平洋区域）的殊荣。其中《稻禾娘娘》和《日本情人》的女主角都是从斯里兰卡飘洋过海到英属马来亚半岛，其后整个叙事场景集中于马来亚，时序横跨二战前至战后。两书分别从家族史、女性情欲觉醒及自我认知的角度切入，叙述小人物们在时代巨流中的遭际与回应。

前述几部小说因其风格化的语言和独特的地景而易于被国际辨识。尤其《暮霭花园》和《稻禾娘娘》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辞章华美。陈团英除了在人物对话和心理独白中嵌入符合人物族群身份和阶级的方言/语言，使每个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还巨细靡遗地描绘极端细腻的感觉和氛围，如弥漫在林间的气味与湿度、皮肤与森林空气摩擦时的触感等等，可谓对罗曼蒂克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便是因其 “语言的生动性”获颁英仕曼文学奖。拉妮·玛尼卡则擅长掌握读者心理，作品从每个人物的心理转折开展跌宕起伏的故事，并且加入不仅可吸引东南亚读者，还可满足欧洲读者猎奇心态的元素，诸如惊悚、超自然能力、暴力、情欲、巫术等融为一炉。

尽管这些作品符合所有畅销文学的元素，能达到阅读快感的目的，却不可忽略其中对人性的关怀和哲学思考。然而，由于囿于故事格局而削弱了较深邃的哲学思想，使读者满足于消费故事。例如若以同样是讲述记忆与遗忘的作品《笑忘书》（米兰·昆德拉著）相比，后者居于严肃文学的地位确是有理可循。换言之，几乎所有的英语作者们都知道，如果他们的作品想要进入全世界读者的视野，就必须把文稿交给英、美出版社。当文学这种以生产话语为主的产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熔炉时，作家们（以及绝大多数编辑和出版商）将不可避免地为了作品的销路，在迎合读者阅读趣味和引导社会思潮之间拉锯。如此一来，在竞争激烈的英语文坛里，马来西亚英语作家如何在故事性与取得平衡？在与世界潮流交会中凭借什么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如何在英语世界中争取一席之地？

我们可从这两位作者的作品中观察到题材的转变。那些向来被后殖民作家探索的国族、身份认同问题已居于次要地位，诚如陈团英在一次访谈中所言：“身为一名作者，若你的作品想要被广大的读者阅读，必须跨越你所处的国家疆界。”因此，书中人物对自我的身份意识若非不辩自明，便是毋有挣扎、立场鲜明的认同于马来西亚（即便是第一代移民亦然。虽然拉妮·玛尼卡的作品屡次提及肤色问题，但那也是在阶级层面而言的）。与此同时，作者们也善于利用自身所属族群的文化遗产。陈团英的《雨的馈赠》以服从自我身份所赋予的义务以维护家族荣誉的武士道精神并非起源于日本幕府时代，其谱系甚至可追溯到印度中古时期的“第五吠陀”《薄伽梵歌》；《暮霭花园》很明显环绕着老子的智慧；拉妮·玛尼卡的作品嵌入了（东）南亚或欧洲的民间传说（《稻禾娘娘》、《祈壤歌》）、佛教思想（《祈壤歌》）以及在印度获得完善发展的宇宙本源论（《日本情人》）。而宇宙本源论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在西方非常流行，从哲学理论到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充斥这类思想（如至今不衰的《与神对话》（Conversation with God）系列）。这些以深刻探索心理意识、张扬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和人道关怀为目的思想在英语世界形成潮流，虽然能激发人类对善和美的追求，却不能忽视从较大的面向而言，作品的写作倾向于抽象而宏大的人性关注，而未能就具体的个别社会特定阶级的生存困境有所置喙，因而流于希腊悲剧式的空虚的崇高，虽能涤净心灵，却未能对社会有深刻具体的思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读者的期待和出版社对利润的考量之外，各大文学奖的组织动机和评奖机制亦是值得关注的一环。

     Philip Holden的论文Global Malaysian Novels: Prospect and Possibilities引述学者Huggan的研究，表示英国的各大文学奖从提名、入围到确定得奖人的主要依据是文本内的多元文化元素。基于此，马来西亚英语作家可说占据有利因素。只要编辑群或作者了解到崮中规则，便等于掌握了操作的工具。作者与出版社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只要作者得奖，其所属的出版社既有机会占据更大的市场。论者同时也指出，当多元文化成为文学趋势时，必然会造成这些有志于在英语世界崭露头角的作者在书写时刻意选择能突显区域独特性或文化多样性的题材，形成一种文化“景观”或另类的“东方化”，这种对“东方”的扭曲变形还是“东方”作者的产物。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探究欧洲这个跨国资本主义龙头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多元文化”的动机，而凝固于文本中的“多元文化”似乎是被当今主宰世界的后帝国主义霸权所首肯的。犹有进者，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此所谓“多元文化”是维护差异性，抑或终究是人文主义的阴魂再现，把“自由”、“平等”、“博爱”重新包装成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权威话语，以加速同化进程，完成文化与资本的全球化？尤其著名的英仕曼布克奖的奖金乃源自英国在圭亚那（拉美）甘蔗种植园的利润。换言之，该奖项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产物。

    关于“东方”作者生产的“东方化”作品的问题，在拉妮·玛尼卡的作品中有非常显著的痕迹，尤其表现在她对华裔形象的偏颇描写上。华人在她的笔下全粗鲁、无礼、贪财、爱吵嚷、有民族优越感和道德感低落的族群；反之，马来人（即使是平民阶层）在她眼中则是优雅、善良和有贵族气质的族群。这类以偏概全、扁平的、偏离真确性的种族群像无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特定族群的偏见和歧视，同时揭露了前述文学奖强调“多元”的矛盾。本文认为，透过安排数个正、反面的扁平人物或富有个性张力的角色即可避免掉进类似的陷阱。如费南多在《绿是一种颜色》一书中透过安排多位分别代表黑暗面、光明面和富有个性张力的穆斯林，消解了读者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

马英文学研究的未来及应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新英语文学/新兴独立国家的英语文学并非一封闭的系统，其文学题材、书写策略等皆与该国的文化、政治倾向和历史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鉴于此，文学研究者有必要装备丰富的当地文史知识来检视才获得较全面的成果。

此外，在探讨文学传统、流派和理论时得警惕不掉进先入为主的陷阱。除了个别的例外，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前后均曾不能免俗地经由解殖历程确立自我。透过特定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议程、文学书写方向、译介情况及出版情况等即可推知当地对去殖民化的态度。由于各别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文学史各不相同，若在研究其文学传统和流派时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学理论提供的标准为参照坐标，势必遭遇挫折，它们的文学发展在国家宣布独立以后并不必然有分明的中心与外延的界线，也正因他们的作品常表现出重新确立主体的特质而被归入后殖民文学。

在文学传统方面，尽管我们仍可考究新英语文学萌芽之初的溯始文本，但演变至今，我们毋宁称之为变体英语文学（文本多呈现出将方言词汇置换英语词汇、以方言的造句形式颠覆英式英语的语言结构，或在西方的叙事形式（form）中镶嵌该国的神话传说。换言之，他们是以前宗主国提供的形貌创造自己的故事。如此一来，这种杂沓的风格既非严格意义的传统文学，亦不能归入欧美世界的英语文学，而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别）。其次，西方学界对“传统”、“现代”、“现代化”[15]、“后现代性”、“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全球化”、“普适性”，甚至目前仍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理论和概念界定也不宜全盘挪用。文学研究应开拓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架构为这些地区量身定做一套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史和理论。

此外，马英文学在研究领域里仍有许多值得发展和深耕的空间，例如人们往往忽略西马沙巴和沙捞越的英语文学发展，或马国三大族群的文学影响比较研究。犹有进者，尚可置于更广阔的视域，如与其它新兴独立国家、英语国家少数族裔的作品做比较或影响研究，这将开拓世界英语文学的深度与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