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断，回荡南大—纪念南洋大学创立61周年活动

 

主办：新纪元学院陈六使研究所

协办：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日期：2014年9月5日（星期五）

时间：早上8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

地点：新纪元学院

                                                               

缘起

 

1953年以陈六使为首的一批商人及知识分子，倡议创办一所属于新马华人的华文大学。这所命名为“南洋大学”的学府，由始至终都在政治干扰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历经当权者诸多打压与刁难，其毕业生也未能得到平等待遇。

 

后来南洋大学更遭遇改制厄运，并于1980年被迫正式关闭。但南洋大学短短二十多年坎坷岁月与事迹，却从此载入新马华人的教育史册里。

 

南洋大学的奋斗启发无数群众，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也不负母校期望，为社会人群做出许多贡献。更重要的是，南大华文大学精神不灭，南大之后，复有独大，独大壮志未酬，新纪元等民办学府接连而生。为了继承与发扬南洋大学精神，新纪元学院陈六使研究所联合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举办“弦歌不断，回荡南大—纪念南洋大学创立61周年”一系列活动。

 

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开幕仪式，推介新书

 邀请出席的团体计有董总、教总、马来亚南大校友会联合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霹雳南大校友会、香港南大校友会、加拿大南大校友会、雪隆校友联、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南安会馆、创价学会、林连玉基金、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乌鲁冷岳客家公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留台联总等，出席人数超过120名。

 

  上午九时正，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博士致欢迎词，他表示一年前《南大颂》在新纪元学院上演，筹获一百五十多万令吉基金。新纪元学院（新院）的设立主要是继承南洋大学与独立大学的未竟之业，为此而特别命名新院图书馆为陈六使图书馆，以示纪念，并在馆内设立南洋大学史料中心。“陈六使图书馆”六字镌刻在一个剖开的树桐匾牌上，以绿色字体书写，寓意南大精神开枝散叶，永驻新院，引领我们迈向华文大学的理想。另一半树桐给了林连玉基金刻上“林连玉纪念馆”；陈六使与林连玉是共用同一棵树木，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六使图书馆与林连玉纪念馆的关系是紧密相依的。也是陈六使研究所所长的莫院长说，新院陈六使图书馆开放予所有南大校友免费使用，校友们都是该馆的终身永久会员。南大校友们的杰出表现证明了陈六使创办南大的路线并没有错。他希望南大校友把作品与博士论文等资料送给南大史料中心，以便永久收藏。

莫顺宗院长

接着，由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南洋大学史料中心暨陈六使研究所联委会主席林忠强博士致辞，他呼吁全球南大校友响应文物文献征集运动，不吝捐出南大相关的文献、资料、旧照片、刊物、文物等。南大史料中心目前已通过发布新闻、公函、电子邮件向全球南大校友与师长征集南大文献文物，取得很好的回响。这有助于我们以平面与立体地再现与还原南大的历史。南大史料中心的角色不仅是保存史料，而且提供研究用途，因为南大史不但是华教运动的最高峰，也是新马华社与时代的缩影。为了长远与未来的趋势起见，日后将把史料加以数码化，采用多媒体呈现历史面貌，以便解决空间有限的问题，并永久保存。他相信不少校友还未来得及整理出珍贵的南大文献文物，希望大家能踊跃支持，把充实与丰富南大史料中心的典藏，当作南大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林博士自言曾在《南大资讯》发表过一篇报告，南大首十届改制前的213名数学系毕业生中，有39名获得博士学位，占了18.9%。根据已故校友王慷鼎博士的调查指出，南大第一至第八届的3,324名毕业生中，就有204名之后完成硕士学位，有210名获得博士学位。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是在教育不普遍、贫穷率很高的五六十年代，南大作为民办华文大学，在没有研究所与处处受到压迫的环境下，可以说已经交出了非凡的成绩。25年的历史，培养出1万2千多名南大生，南大所辐射出的影响当然不仅止于此，南大史料中心的校友著作就可验证了这一点。                   

林忠强博士

陈六使研究所是推动学术活动的平台，近日出版了中国民间学者陈少斌的著作—《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他要向大家大力推荐这本书深入浅出的书，该书曾在2003年在中国厦门集美非正式地出版，属于漏网之鱼。由于内容资料翔实，可读性很高，所以研究所决定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这是研究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希望大家人手一册。

林博士叶感谢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报效陈六使铜像，后者从云南聘请两位雕塑家飞来吉隆坡，到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为那里的陈六使铜像套模，制作完毕后还亲自飞到云南把铜像带回吉隆坡。最后亲自载送到新纪元学院，整个过程亲力亲为，对先贤的敬仰之心叫人动容。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林源德致辞时说，南洋大学被关闭34年来，校友无不对母校念念不忘，可是今天仍有许多年轻人不曾听过南大与陈六使。今天是南大史料中心的开幕礼，是南大校友深感荣幸的日子，新纪元学院的学生将会了解华教史上曾有过的光辉与坎坷。相信在这种环境下，潜移默化，学生会见贤思齐，把陈六使铜像看成是精神坐标，领悟华教的一砖一瓦来之不易，这就是一种精神遗产的传承。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说后继无人，只是换了另一种空间与形式。感谢新纪元学院重视这条华教精神命脉，延续南大精神，提供空间作为保存南大史料，让南大史永不磨灭。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上午9时30分，是陈六使图书馆陈六使铜像揭像仪式，大会也推介陈少斌《陈文确陈六使家族传略》，并赠送予各个团体。之后，会场移向馆内的南洋大学史料中心，并举行开幕仪式。嘉宾与校友们涌入中心内重温当年的校友记忆。

 

 

 

 

 

 

 

 

 

 

 

“南大与我的学思历程”座谈

 

茶点后，10时30分开始上午的南大校友座谈—“南大与我的学思历程”，邀请四位学术界卓有成就的校友主讲，他们是哈佛大学的拿督刘宗正教授，澳洲社科院院士兼莫纳斯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黄有光教授，香港大学的王云川教授，北京大学与日本龙谷大学的卓南生教授。

（左起）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

（左起）拿督刘宗正教授，卓南生教授

 

拿督刘宗正教授的讲题是“驰骋五大洲回望—从南洋大学到多伦多大学到哈佛”，娓娓叙述自己求学、开拓国际学术交流、南大师友与今后的展望。1970年代他到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备受世界鄙视。他为文革后第一届医学生讲课，需全国四处走动，为时整

 

整十年。当时的中国科技部也拨出三十万美元支持他发展中国科技，他还促成中国科学院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自由对话。63岁受聘于哈佛大学研究心血管疾病与生物科技，可从血液中预测任何疾病，并取得专利权。68岁决定把检测人类健康的科技带回亚洲，回到亚洲拓展事业。

 

他与数位校友于1993年倡立南大社，目的在于继承与发扬南大精神，使命是将南大精神代代相传。南大社催生南大事业有限公司，后者于1995年成立，由9名南大校友所组成。2000年成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作为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校友宏愿的延续形式。基金会以现代企业化而非社团的方式经营公益事业，开源节流，稳定财源，再一点一滴地实现服务社会的理想。基金会首十年侧重教育工作，第二个十年着力于研究工作，追求零的突破，建立南大网络与第二代接班，以便遍地开花。

 

拿督刘教授认为新纪元大学设立陈六使研究所、南大史料中心，是最理想的南大精神传承管道之一，乃千秋大业，是前瞻本地大学最好的例子。他引用陈六使的一句话：“既已诞生，必将存在；既已存在，必能久远”；一所大学的发展，其意义不在于争世界排名，如果资源有限，就不可勉强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应该脚踏实地自我定位，配合国家经济发展，因为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步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社区大学，实用于社会需求，南大校友应该可以配合做出一些贡献。最后，刘教授宣布将赠送潘受的墨宝予南大史料中心。
 

黄有光教授坦承在南大时期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发现矛盾之处，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中间偏左。当时自己的成绩不太理想，经济学科才得60分。大学四年级时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教授看到之后才把他的经济学科批为80%。负笈悉尼大学时，他花了两周读相对论，自认读懂了。1980年代当上院士时也花了两周阅读量子物理学，却读不懂。Richard Feynman曾说：“自认为读懂量子物理学的人，其实是读不懂”，所以黄教授自知读懂了。

 

黄教授近年来转向研究宇宙，研究成果为《宇宙是怎样来的？》，于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宇宙的许多诡异性比“钟表论”还更加怪异，不能相信它是本来就有的。他从五个非接受不可的公理证明进化创世论，解释了宇宙的许多诡异性，也解释了创世者的来源，回答了科学界（不能回答大爆炸的来源）与宗教界（不能回答上帝的来源）不能回答的问题。唯物主义的极致是论证创世者也是物质（客观存在）进化而来的，这调和了进化论与创世论，并且把它们一般化了。这个调和可能对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会有意想不到的贡献。宇宙只有140亿年的历史，很难相信能够随机进化到人类的高度，尤其是其主观意识与创造性。一年有不到3200万秒，140亿年有不到45亿亿秒。即使加多二十多倍成为1000亿亿秒，其秒数也只有10的19次方。组成生物体的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构成氨基酸的多肽链是10的143次方的折叠自由度。即使不是随机，而是极快速尝试每个不同的折叠方式，也要有比宇宙自大爆炸以来几百万亿亿亿亿亿亿……倍的时间，才能找到正确构成蛋白质的折叠方式。换句话说，要在140亿年内随机进化成为有主观意识的动物与有创造性的人，根本比怪异乱神还不可能几百万亿亿亿……倍！因此，简单唯物主义无神论站不住脚。

 

其次，他近年也研究“快乐研究”，著有《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同时，他也研究气候变化与环保经济学。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收录在《黄有光自选集》或http://www.ntu.edu.sg/home/ykng。

 

黄教授指出，李光耀关闭南大很可能是错的，但李光耀的贡献显然非常大，他后来也承认南大精神很难得。黄教授赞同把南洋理工大学易名为南洋大学，以免被误导。南洋理工大学名声已经很高了，复名学习南大精神，校友不应该计较，一如他不反对有人姓黄，要取个“有光”的名字。但是南大复名理当在校园内塑立陈六使铜像，承认陈六使的贡献，发扬南大精神与华人文化。

 

王云川教授以“南大与我：纪念南洋大学创立六十一周年”为题，用轻松的口吻讲述在南大念书时是个火红的时代，中国输出革命，学生组织与许多学生受到影响，有时变得激进。校园政治气氛浓厚，非红则黑，这是其他大学所少见的现象。但是，多一点柔性对话，少一点对抗会否变得好一些？或许大学生涯会因而过得更加精彩。虽然如此，南大还是给他留下很多美丽回忆，是自己的学术摇篮。当时教生物学的老师不多，而恩师黎国昌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少数教员，担任过理学院院長。黎博士身形瘦小，执教动物解剖学、组织学，是王教授的启蒙老师，与自己后来的专业关系紧密。1975年，师生还在东京相聚。

 

此外，学长们在海外学有所成也给予不少鼓励，给自己树立目标，如朱乾海、黄槐倡、陈鼎贤、陈旭明、刘宗正等，给我王教授明确的目标。如此，王教授的策略是把书念好，勤修第二语文德文。后来，“走廊五子”（蔡程瑛、邱殷庆、许汉德、汤清溪与自己）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先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南大毕业后，由于经济拮据，只好到加拿大的私立小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深造。大学的解剖系主任Prof Murray Barr发表男女细胞有别，开创了Medical cytogenetics。大学的设备不错，如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一应俱全。那个年代是解剖形态学的黄金年代，为了攻坚，王教授不分假如与昼夜地努力工作。努力的回酬是自己的事业开阔了，英语进步与自信，也学习到科研方法，查找资料与撰写论文的技巧等，对自己后来在香港大学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获得解剖学博士学位后，醉心于博士后研究，也安排好在英国度假完毕即到CP LeBlond实验室工作。CP LeBlond是1974年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得主，全球知名。他同时投书新加坡大学、马来亚大学与香港大学，前两者迟迟未回复，而港大很快就发来电报，而且条件极佳，属于Expatriate terms海外雇员。初时并不为动，但港大又再发来电报，所以接受应聘。

 

王教授自言幸运受到港大的重视，第二年就委以重任。接着，他负责医用组织学课程，担任首席讲师。他也改革相对陈旧的课程，增加细胞生物学的新内容等，同时参与大体解剖教学。他的教育理念是“As a young lecturer I taught everything I knew and more …As I grew older I only taught what was essential!”他的学术研究是前列腺生物学，最初以形态与形态定量为主，后来发觉单纯的形态学已走到尽头，最后引入了分子生物学。于是，他主张聘用分子生物学老师，鼓励功能与机制性课题，自己也从形态转向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大大改善了解剖学系的可言面貌。

 

1991年至1997年，他上任医学院副院长，投入科研、医学生事务与医学教改，与多所内地大学合作。他在港大指导过二十名博士生，学生的论文素质比自己当年的高明许多。多年以来，他大约解剖过1千5百具尸体。这一切都从南大开始，希望能够给年轻人一点启发，纪念南大成立61周年，也缅怀陈六使先生。

 

南大生较香港学生的优势在于华语根基强。南大与中文大学有相似的基点，同为民办学府（港大也有教会参与），采双语制，师资来自退居香港与台湾的学人，学位最初也不被承认。中大后来在港英政府的政策改变下由政府资助，才能大力发展。如果南大也有中大的命运，成就必定不亚于中大。他认为南洋理工大学应该尽快改名为南洋大学，一百年后，人们一定会从历史的高度赞扬陈六使登高一呼的功绩。

 

卓南生教授主讲“冷战与大学—一名南大学子对学术与真相之摸索和探测”，他表示南大一诞生即与冷战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它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南大生注定一生不平凡。在冷战的环境限制下，五十多家出版社的书籍被禁止运入新马，只有从香港书商取得，导致南大学生面临学术饥荒。例如，当时图书馆有关社会学的图书只有三本，都是同一个作者。

 

与南大相反，日本的大学却是情报泛滥。卓教授毕业后留学早稻田大学与立教大学，那里比南大的政治气氛更浓，学生经常游行示威，罢课是常态，上课成了不正常的现象。校园贴满形形色色的大字报，百家争鸣，学生反对“产学协同”、反对越战、美日安保军事联盟、维护战后和平宪法，全副武装的“全共斗”时常上演，这些都是冷战的反映。没有课上，惟有靠自己自修。在日本，他遇到了四位名师，亦即早稻田大学的酒井寅吉讲师、东京大学的殿木圭一教授、立教大学的小山荣三教授与影山三郎教授，给予自己不同方面的启发。当时也掀起纪念明治维新的大论争，奠定了当今日本左右两派的立场。日本人把甲午战争看作文明与落后之战，以合理化本身的野心与侵略行为。当然，这不仅是“强弱论”，应该牵涉到是与非的辩证。

 

卓教授的研究涉及如何观待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原点——如何评价早期传教士的东来办报？它不是纯粹的软实力文化交流，而是与政、教、商形成密不可分的四角关系。同样地，“大陆浪人”、“南洋浪人”与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有何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直是卓教授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在新旧冷战体制阴影下，东南亚华侨、华人论大致有两种，一为多元民族社会与“华侨、华人”问题，认定华人是第五纵队”论、“效忠对象存疑论”。这种论调为东南亚排华制造了理论基础。二为尽量夸大中国古代的“华夷体制”与“朝贡”论，衍生出“大汉沙文主义”与“中国威胁论”。其背后的危险性犹如当年南大与华文教育被套上“大汉沙文主义”的帽子。

 

卓教授自言一次担任学位匿名评审时，评阅一篇有关南大与东南亚华人意识的论文，内容是指南大的兴衰代表了华人自我身份意识的浓淡。不管理性或感性，卓教授都颇不认同，认为这是想象大于事实，他批下的评语是：“从命题、立论到结论，皆不可得。”冷战影响下的大学与学术可见一斑。

 

    卓教授曾学习新闻学专业，也曾在报界工作，其实报界与学界的差别不大，重点的差异是前者的实践性很强。他曾任教多所大学，印象最深的还是南大。东京大学有三四郎池，北京大学有未名湖，可是南大湖是南大学生自己挖掘的，值得骄傲。

 

“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

（左起）莫顺宗博士、文平强教授、廖文辉博士、孙小蕙小姐

 

午餐后，下午次场是“南洋大学与新马华社文教”论坛，由文平强所长主持，莫顺宗院长主讲“一脉相承：南大与三院”，廖文辉博士“论闽人兴学办教网络”，孙小惠“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承传中华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莫顺宗院长发言指出，1990年代始，马来西亚私立大专风气大开，南方、新纪元、韩江三所华人社会民办学院于是趁机先后成立，使得兴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再露曙光，南大、独大的奋斗因而有所延续。南大改制关闭以后，华教天地崩坏，必须要有后来者继之而起，无奈独大失败告终，终于等到三院接连而生，从这意义视之，三院无疑是南大、独大之一脉相承。华人社会对三院之期盼与寄托亦尽在于此。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在现有法令底下，严格而言，三院绝对不能算是华文大专。可见的事实是，三院相当大的部分课程乃是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一方面固然是教育部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学生就业需要的考量。

 

三院的行政语言，几乎以华文为主。在民族使命、市场需要与办学限制的情况下，三院示范了“华文大专”在当今马来西亚的可行性。三院在马来西亚坚持兴办华文大学，坚持的其实是多元的理想与方向。这与南大筹备委员会于1953年4月7日发表的〈创立南洋大学宣言〉里阐明南大具有“沟通东西文化”和“发展马来亚文化”的理想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三院也继承了南大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的理想，目前将近三分一的独中教师曾经或正在接受新纪元教育专业课程的在职培训。

 

其实大马三所民办学院与南大是一脉相承，三院有浓郁的南大色彩，应当与南大校友积极参与三院的建设有莫大关系。三院领导人不乏南大校友，包括韩江学院的前任董事主席陈国平、王云霞院长、谢诗坚名誉院长、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张文强、理事长黄循积、新纪元学院首任院长洪天赐博士、理事会主席林忠强博士、前任理事会主席王今仲，全都是南大的校友。在传承方向与民族教育上，三院与南大同样不合乎执政者的主观政策，并非主流教育。南大的创立带动社会总动员，建立自己的文化据点，成为冷战时期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与文化家园。新纪元学院能否做到这一点呢？假设三院合并，是否能够克服各自的问题？

 

然而今日大学教育极度普及，学府林立，仿似人人皆可开办大学。三院虽说具有华文大学之特色，可以作为其办学优势和使命，但今天不管留华留台，升学之路通畅无阻，中国台湾大学文凭最近也都相继受到承认，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亦开办在即，三院作为本土的华文大专学府，生存和发展空间必然面对冲击，更别说不如南大当年之气势如虹。

 

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注意“大学”而忽略了校名“南洋”，只有继承南大传统，依靠本身的师资，不能依赖外国源头活水，即使吸收外国的优长。三院的存在让大马的华教没有断层，才是我们完整的教育体系。本地不缺大学，但立足本土，也为印尼培养师资，三院应该有派得上用场之处。将范围推广到更大更深入的“南洋”版图之中，期望三院跨出马来西亚，立基东南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是三院的华教新使命和发展之新机运。新纪元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南大史料中心与陈六使研究所展现了新纪元学院正在走向这条路上，传承与学习南大精神。我们期望未来新纪元，乃至三院可以对南大精神有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惟有如此，我们才有望谱写华文高教新的一章。

 

廖文辉博士的讲题是“论闽人兴学办教网络”，他研究得出在马新闽人兴学办教的历史上，出钱出力者大有人在，砸巨资办学者也不在少数，终身持续不断捐助者，甚至默默耕耘，长期服务也不乏其人，但对马新华文教育有全国性影响的典范人物的恐怕屈指可数。在众多人物中，陈嘉庚、陈六使和林连玉三者庶几当之。所以如此，除了他们对华教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举国仰望，具有精神领航，带动全面的作用。

 

在陈六使身上，陈嘉庚的影子历历可见，陈六使一生从事的商业及参与的社团文教活动、抗日救国运动，甚至南洋大学的倡议，莫不依随陈嘉庚的步伐，亦步亦趋。陈六使一如陈嘉庚，不仅是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也是位热爱中华文化和教育事业，并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团活动的领袖。 南大的提出与建立，同时也可视为陈六使在兴学办教事业之关怀对象的分水岭。前此，他追随陈嘉庚的步伐，其兴学办教之主要关怀对象在中国。战后，他的国家认同渐由中国转向马新，其兴学办教之主要对象转为马新区域。

 

如以两条路线做区分，陈嘉庚属“兴学办教”，林连玉则属“捍卫母语教育”，陈六使则两者兼具。故此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型来表述。第一型我们称之为嘉庚型，第二型为六使型，第三型为连玉型。第二型出钱出力兴学办教，拥有第一型的特点，也直接与当政者在教育法令和行政措施上产生了直接和激烈的冲突，同时具备了第三型的特征。这一型的人物如第一型般主要以商人或营商者为主，他们很多也是华校的创办人，校董或上层领导人，位具要津。他们通常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到当政者的为难或对付，例如在生意上进行种种的刁难、为难和恐吓；甚至利用国家法令来进行人身迫害，诸如送监法办、驱逐出境和褫夺公民权。这一型的典范人物代表为陈六使，这一类型的闽人主要代表为庄希泉和陈新政。

 

由于福建会馆和闽南地缘会馆遍布马新，闽人的会馆办学现象更为普及。由于福建会馆和闽南地缘会馆遍布马新，闽人的会馆办学现象更为普及。事实上，这种从全国性人物到个人献身教育，其所构筑的就是闽人的兴学办教网络。这是其他方言群体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个网络的最大特色是开放性（董事组织、学生、教师）。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故此同时也就具备了带动作用，引导性可谓是这个网络的第二个特征。闽人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的方言群体，约占全体华人的三分之一，并且广布全国，闽人兴学办教可谓遍地开花，故此普遍性成为这个网络的第三个特征。

 

孙小惠小姐发表其硕士论文：“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传承中华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她认同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周粲（原名周国粲，第2届），在新华诗坛上创作数量最为众多，他和擅长写叙事诗的李贩鱼（原名李大倍，第5届）与长河（原名陈川波，第5届）在五、六十年代即饮誉诗坛。70年代初期许多诗人透过诗歌唱出心中的理想之歌，也揭露了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他们包括了高阳（原名李庆年，第14届）、连奇（原名郭坤福，第11届）、石君（原名吴秀珍，第4届）和风沙雁（原名欧清池，第13届）。同时期的诗人尚有适民（原名黄盛发，第19届）、杜诚（原名杜珠成，第4届）、云惟利（第12届）、林万菁（第15届）和流川（原名陈生贵）。

 

    从1965年至1980年代初期，大量的散文作品描绘出新加坡的社会变迁的面貌，唱出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的欢欣与期待。80年代初期之前的散文，无论何种题材或风格都紧扣着现实，反映社会阴暗面或有思于改进社会现状，洋溢着热爱乡土之情。连奇、风沙雁、石君、周粲、易梵（原名赵令茂，第18届）、周望桦（原名周维介，第15届）都是这类散文的个中高手。80年代后，随着南大与华校的消失，受华文教育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心灵重创，纷纷提笔抒发胸中的郁闷，其中包括梁钺（原名梁春芳，第15届）、朱德春（第17届）、南木（原名杜南发，第18届）、潘正镭（第21届）、吴垠（原名吴启基，第16届）；张曦娜、白荷（原名梁孟娴，第3届）与风沙雁透过笔尖思念与惋惜南大的消失。此外也有如孟毅（原名黄孟文，第3届）感叹华文水平日降，华文书报少人阅读的作品。周粲、孟毅、尤琴（原名许惠娜，第17届）、韦西（原名黄燊辉）、尤今、廖青（原名廖为祥，第6届）也擅长于写小说，他们的作品有反映教育问题的、有反映社会生活的，也有以民族文化与语文受尽冷遇为题材的。

 

    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严孟达和杜南发都曾表示自己喜欢写作。喜欢写作相信是中文系毕业生投入报界的推动力之一。杜南发是《新明日报》总编辑，他写了《传灯》这首词，由他的同学张泛（也是南大校友）谱曲。这首《传灯》被民间团体唱到马来西亚，这么多年来历久不衰，成为华族文化盛会的主题曲。纵观以上所述，南大中文系毕业生无论是在教育、学术、传媒、文学、历史、政治等领域都有其贡献。这一批“文化人才”开垦了新马两地的文化创造与研究这片荒地，让新马两地的中华文化核心得以深化，进而承传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