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放跨族群小说的国家与美学双主体追寻
梁放跨族群小说的国家与美学双主体追寻
——读梁放《我曾听带你在风中哭泣》兼及其他(代序)
庄华兴
一、少数/弱势书写与研究的吊诡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背景,始终是文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全球化和文化软实力的话语相继出现以后,学界对文化接触议题的探讨也相应提高。近年马华文学领域的“少数族群研究”或“弱势族群研究”是一个例子。
综观上述两个命题,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何谓少数?根据2010年人口种族比率,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24.6%,跟主流马来人土著所占总人口的54.6%比较,自然属于少数。若与整体土著比较(67.4%)又更为少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以后,以及持续面对的族群统治霸权,华人作为少数更切合事实。并不否认,有学者把大马华人视为“少数强者”(the strong minority)。不过,论者往往是从族群上层的经济表现作衡量,并无法有效代表整体族群的实力,由此导致华人问题经常被蒙蔽或扭曲。马来西亚富豪榜中,历来华裔人物高踞榜首,媒体往往借以大肆渲染华人的经济实力,在所谓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之下,华人文化备受压制,以致变相成为可以承受的伤痛。在马华文化、文学艺术普遍被打压的话语论述下,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降,作品中普遍所见的悲壮意象,因着少数强者的悖论而愈显得吊诡。有鉴于此,马华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研究被扭曲成一种虚张的声势,反映在创作中无非是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始终难以逾越他-我、高-下、强-弱的二元分析结构。
若根据人口数据可以把大马华人视为“少数族群”[①],为何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华人可以包括在“少数”之外,或站在一个更高的垫脚点审视“他者少数”(minorities other)?“少数族群书写研究”的正当性又何在?以(华人)少数角度出发谈(其他)更少数,是否忽视了自己可能占据的霸权位置与思维,或始终无法看到作品中潜在的华人本位主义思维。这种意识思维在与他者接触过程中彻底曝露,或许它并非书写者的本意,却在美学策略名义下被大肆敷演。这些作品,华人本位主义或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意识出现,书写者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直面与观看他者,结果是作品中充斥着民族优越感。作者也许从反面进行书写,间接对事物提出批评,却难以隐藏他的本位思维。然而,比之西洋作者与探险家的窥视(gaze),华人本位主义者的窥视纯粹在于突显文化的优越感,这在马华文小说的书写与研究尤其显著,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书写与研究位置的问题性。
从人类学跨文化边界(cross-cultural boundaries)的角度看,我以为以“跨族群书写”来统称更为适宜。以多元族群为背景的砂华文学生态为例,跨族群书写研究视角更能解读问题。跨族群书写强调的是族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力量悬殊或相等,过程中免不了带有互动双方的某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但排除了先入为主的本位主义思维。研究也不仅着眼于族群接触的类型化,而把文本以外的国家压迫性因素排除在外。
没有国家主体意识,谈跨群书写将轻易掉入“异域中的漂泊华语论”(黄锦树,2009)。无可否认,国家意识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必然的恶,可这也是当前的人类社会处境,认可和面对它总比乌托邦想象切合实际。“漂泊在外的砂华作家李永平等人,一方面面对台湾本土派学人批评他们的汉文写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当代中国,似乎又被指僭越。”(同前)离散论者从中华本位主义出发,华人作家因以汉字书写被质疑,终究不得不面对语言的漂泊。这是站在国家对立面的必然结果与诠释视角。
其次,跨族群书写正可以彰显一个地区文学的民族文学起源本质,同时也揭示它如何因循人类文化演进法则,涉入其他族群的生活空间、心理与价值体系世界。跨族群书写恰好反映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现实,也说明传统马华(民族)文学第一次面对无论在价值理念、信仰习俗、生活处事上差异性或大或小的“他者”,进而把“他者”列为思考的主体,作家由此开始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难以超脱的华人意识形态问题。李永平早年作品《拉子妇》的罪与罚的母题在跨族群书写中终得以显现,跟李氏往后书写的相类母题的作品(如《翠堤小妹子》)的最大不同在于《拉子妇》人物的原罪是对汉人人性与淑世情怀的一种拷问,后者不外表现了人性与兽性的拉扯。从另一角度看,李永平乃透过《拉子妇》向华人沙文主义心态提出最强烈的批评与自省。鲜有人注意的是,《拉子妇》描述的氛围,是前国家时代,李永平认同的大英帝国恰恰是婆罗洲风起云涌的反殖反帝斗争时期,但这些在李的小说中有意无意被隐去。
历史巨轮始终是向前迈进的。国家意识诞生以后,充满战争义符的跨族群书写如纠纷、冲突、和解等,将不得不置于国家脉络来理解。时移势易,跨族群书写的问题往往与国家意识形态、倾斜的政策、施政的不公等有关,由此造成社群之间的对立与资源争夺。在此,跨族群书写这个基点更能彰显隐含其间的国家符号,这是“少数/弱势族群书写研究”无法想象的问题。
现有的少数/弱势族群书写研究显示,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研究者,皆有意无意忽视国家。国内学者从本土性研究视角出发,国外学者则以离散马华为着眼点。然而,谈少数/弱势族群书写必然排除国家这个维度,连带的把跨民族根本问题遮蔽了,只能从肤表的他-我认识论角度进行阐释,忽视了更为深层的问题。有鉴于此,无论“书写婆罗洲”理念的鼓吹,乃至目前颇受欢迎的“环保文学”、“雨林文学”、“自然书写”,皆毫无例外地把少数族群纳入他们的书写与讨论范畴。时下最极致的发展是大肆渲染“雨林食材”,变相地与文化部招揽游客的手法惊人的一致。显然,这是从少数/弱势逻辑出发产生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有意无意被淡化,转而耽溺于抒情笔调,或把问题归咎为天灾人祸或把问题简化为“贪婪的人性”。在现代化与文明的进驻下,环保问题仅仅成为作家笔下哀叹的挽歌(如“含泪为大地抚伤”、“雨林诗雨”等苍白的诗意),对于问题的根源,似无法引起作者太大的兴趣与关注,更别说揭露了。
因此,问题的根源始终如阴魂困扰着作家,譬如砂拉越富饶物产被统治家族垄断的问题,其境况与布洛克家族治理模式惊人地相似。谁与揭发?作为在地书写者,如果刻意选择忽略这些问题(包括深度描写、叙述、挖掘、思考),则任何的在地书写吁求(如“书写婆罗洲”的呼吁)终不免流于抒情的伤怀或愁绪写作。台湾有一部以台湾高铁为背景的小说《路》,不过作者却是日本人。杨照不无感喟地说:“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不是台湾的作家写出来的呢?尽管小说中绝大部分的情节都发生在台湾,尽管小说中也出现了从老到少许多台湾人角色(而且这些角色还都很正面、很吸引人),但《路》毕竟还是一部日本人的小说。”最后,他给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架构上,有着严重的缺漏、空白。了解内幕、接触得到复杂讯息的新闻记者,没有文学的训练,没有能力处理深刻的人间戏剧;拥有文学能力的写作者,又没有现实资源,也没有习惯、没有能力认真搜集资料,做好所有必须的调查。(星洲日报,2013.10.20)对于台湾文学写作者,杨照的批评显然客气得多了。对本地作者,问题的症结恐怕不是掌握不到现实资源、习惯和资料,根本的原因恐怕牵涉文化知识人的道德勇气问题。他们长期生活在政治和宗教高度敏感化的氛围下,业已养成自我审查意识,作品漂白得干净,有者完全不知有秦(更勿论魏晋),大半生自得于上天赐予的“天份”,温情的哀伤由此而来。
二、梁放的跨族群书写与双主体建构
作为一个政治历史单位,砂拉越史至今始终是主体缺席的历史。它一开始是汶莱王国(Brunei Sultanate)的属地,然后落入布洛克家族手中,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rooke)在汶莱王室之间的权斗中取得砂拉越,遂被任命为拉者(Rajah),这是本区域跨入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典型的巧取豪夺的例子。之后经历日据时期,战后它又被“让渡”(一个奇怪的历史名词)给英国,形同被卖身,两度转手,最终莫名其妙加入马来西亚(Malaysia)这个大家庭。总之,从被切割、重组、让渡、收编,系列的历史发展基本体现这样的过程:从属、被占有/遗弃、被蹂躏、随意转让/贩卖,乃至被收编/收留,这与始乱终弃庶几可近[②],即便在今日马来西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体制内,它的身份位置始终众说纷纭[③],这是历史留给人类最残酷的骗局,而有情的人类却参与了这场大阴谋。砂拉越小说家梁放就在他的小说中做了适度的搬演与诠释。
在冷战年代,帝国强权在区域上的争夺,不仅导致一些国家沦为殖民地而丧失主体,某些第三世界区域甚至被瓜分、蹂躏,进而被商品化,作为交换物而存在。这也是砂拉越朝向现代化——资本主义体制,以及脱殖建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二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布洛克家族限于经济能力把砂拉越让渡予英殖民政府;北婆罗洲更早于1878年被登特(Alfred Dent)从苏禄王朝(Sulu Sultanate)手中取得[④],1881年,又把它交给英属婆罗洲公司,1963年转入马来西亚手中。从这一系列历史走马灯,婆罗洲的主体性型塑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文学作品中,思想主体的缺席不仅标示着文本主题思想的飘浮与暧昧,文本意义也随之成为问题,其处境恰与婆罗洲历史现实互为映衬。由此延伸,我们不禁要问,砂华作品的中心主题是什么?李永平的小说,从《吉陵春秋》开始,历史与地方主体即已从情节中隐遁,由文字充当作品的绝对代言,盖有中文学界论者以作者的文字修行概括之。然而,对其婆罗洲乡亲而言,赞赏之余,复杂的心情不难感知。及至《朱翎漫游仙境》和《雨雪霏霏》,小说转而以漫游意识取代,叙事者带着小丫头朱翎在台北街头的漫游中诉说他在婆罗洲故乡的往事。作者身处台北,思绪却无时无刻在梦中的婆罗洲和现实台北之间穿梭游走,诉说着一则离散者的故事。《海东青》之后,表面看来,他回归故乡婆罗洲,实际上更像是书写家园失落之感。《大河尽头》少年永最终到了梦幻源头,发现终究不过是一滩石头、交媾和死亡。如此结局,是否说明砂拉越历史和砂华文学主体确立之不可能?
1959年以后,美国介入与越共的战争,这时候新加坡的左翼力量也占据主流地位,行动党李光耀最初依赖左翼人士的支持而上台執政。因担心东南亚其它国家受共产主义势力影响而赤化,当时马来亚领导人东姑为了防止骨牌效应,突然宣布马来西亚概念,李光耀不久后大力镇压左翼力量。顾虑到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华裔将占总人口的比率很高,东姑不得不把婆罗洲砂沙两邦也拉进来,以平衡华与非华人口比率。追根结底,可以说,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国际冷战的怪胎、一盘错乱的棋局,由此亦揭示左右两派对建构主体的争持。今天回顾本区域冷战历史,值得留意之处即在此。
如前所述,婆罗洲不断被扭曲、淡化的历史身份与记忆,在砂华文学中无不隐藏着这些符码。其中不可回避的是婆罗洲华人先后经历的脱殖与反马来西亚斗争,尤其是50、60年代年的抗争,成为砂拉越华人至今仍无法抹除的记忆。
这条鲜明的主线以1953年左翼组织——砂劳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的成立为起点,1971年9月19日成立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一直到1990冷战结束为止。它与砂拉越华人史血肉相连,也是民间记忆的重要一环,砂拉越作家始终无法逃避这些记忆,张贵兴的作品《群象》对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而梁放的“湮没”系列及新作《我曾听到你在风中哭泣》(下称《哭泣》)再度激起了人们业已忘却的记忆,与一些思考。
在张贵兴的小说中,婆罗洲雨林无非是成长的性启蒙和情欲激荡之地。阅读张贵兴后期的小说,常常迫使在地读者面对道德准绳与价值规范的严厉拷问,卫道者甚至对他的写作诚意提出质疑,自然无法留意它的美学策略。原始密林,土著价值与信仰,及其极度张扬、喧哗的笔调,往往受制于既定的书写意念,平静、苍郁的雨林被巧妙地“诱拐”至他们笔下的现代文明世界,隐约中反复与大台北对照,因而产生了一种难以理喻的声音笔调。他在作品中以都市文明的规范去审视婆罗洲雨林与人事,正是为个人创作量身打造。这符合后现代论述的去中心,即大家熟知的历史与人事,而家国与故园意识始终并不存在。面对顽强的本土,张贵兴的写作似显得毫无是处,然而,本土卫道者的家国乡土却无非充满温情,终回应乏力。
就这一点,我以为梁放《哭泣》作了一个突破。在文字与技巧的调控上,他对冷战时期革命抗争叙事的点点滴滴作了不无深刻的反思与剖析。小说中的人物曾义无反顾地参与反殖,惟那“只是最初的唯一共识”,后来他们都各走各路,命运也各有不同。高学历的瓦特追随马勒的路线,马勒反布洛克王朝把砂拉越让渡予英国,并且极力推动把砂拉越拼入南方(印尼)版图,这是我们看到的砂华作品中最鲜明的“建国话语”。另一边厢,主角之一——矮婶最初的反让渡、反殖,到“我”参与革命武装斗争,无非是寻求民族自决与主体身份的确立,也是形势驱使下不得不然的结果。据此,可以说《哭泣》是战后砂拉越左翼建国抗争史的一个横切面。
然而,作为革命运动的一分子,他们不必然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叙事者参与革命行列的初衷即为一例。“我”的净土原本非常简单,与“你”眼中胜利之后的理想家园实不宜相提并论。那块净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伊班长屋:
午后的长廊,居民大都席地,不是躺着休息,就是坐着话家常,让时光无声无息地滑走。从长屋前的晒棚上张望,可以看到周遭一片绿野。当太阳刚要升起还是夜幕低垂,雾霭把远景近物一概笼罩着,如梦似幻。近处的一条小河永远淙淙流淌,河水清澈见底,是流动的水晶。
但是,在非常时代的非常历史时期,这些场景都遁入历史帷幕。帝国强权动辄以反共和遏制中苏势力为借口,把矛头对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任何形式的人民斗争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我”就在环境驱使下脱离了原初的轨道,成为人民、国家的首号公敌。在冷战时期的50、60年代,这是最常见的反共标签化策略之一。
相应的,自治或独立后的执政集团往往继续挪用上述策略而屡试不爽。我们看到,执政集团先是制造分化,打击内部异己,进而把反对力量一网打尽。新马(包括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砂拉越和沙巴)的内部安全法令、戒严、集中营(后来成了华人新村)等都是冷战的产物。《哭泣》勾勒了砂拉越在那个特殊年代,古晋城郊外新生村村民的苦难生活:
戒严令二十四小时实施的日子里,任何一个时间,日夜不分,只要警铃响起,村子里男女老幼一律都得走出家门,双手搁在头上,一个个前往临时警署前的空地上蹲着集合、报到、点名。那都是发生在受监视最紧严的新生村呀!外边哪个警署给纵火,兵营给捣乱,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尽了盘问、怀疑。我们的脸上都刺了青,是共产党?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再忍下去就会疯掉了。
等着瞧吧!不“共”给你们看看不是人!!!
搞场浓稠稠的,让你们够受!
等着瞧吧!!
这场革命表面上只牵涉游击队与官府,实际上对一般百姓(包括华人和土著)都造成伤害和干扰。阿妹头的父母就是在一场歼灭行动中无辜给杀害的。在非常的缺水时期,那些官兵如幽灵般出现在穷乡僻壤,“所到之处,许多农户的农作物也无故遭了殃,个个叫苦连天,往往还来不及把园子里的蔬菜瓜果重新收拾好,又遭另一轮蹂躏”。长屋伊班老奶奶不无埋怨“三天两头的戒严。烧了芭也不能好好耕作,收成都不好……”当老奶奶见“我”独自一人回长屋栖息而其他同志先一步离开长屋时,深感“我”的处境危急,忙不迭把“我”匿藏起来,避免官方的搜捕。生活朴素的山地民族也许不了解建国和革命斗争的意义,然他们对官兵总是没有好感。在梁放笔下,把革命斗争置于这样一种跨民族书写底下,其意义就更值得重视。
梁放以虚实兼并的笔法勾勒婆罗洲华人面对连续压迫后的反抗,部分人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都为反殖建国而奔走。小说主角半菜子(指混血者)“我”如被命运诅咒一般,懵懵然被卷进游击队伍中。“我”在时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进了部队,随组织撤退到安全岛。由始至终,他仿如失去自己,犹如婆罗洲在大历史中的主体缺席,沦为被殖民主义势力蹂躏与践踏的命运。
对于殖民主义,梁放固然有所批评,然而,他对革命武装斗争也不见得宽容。小说中,“爸爸”曾以告诫的口吻说,“如果大家肯用心读点历史,从中借鉴,许多不必要的人为灾难都可以避免。这世间的一切,都一直在轮回。古往今来,多少智者已经参透的,都没有让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记取。”对叙事者半菜子而言,那段经历“几乎是一种诅咒,我们并没有逃过那种非常时代给摆弄了一番的命运,爸爸与我。”而小说楔子中一行短短的马克思语录尤其显眼:If history repeats itself, first as a tragedy, second as a farce(历史不断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继而是闹剧)。这或许是对人类社会最好的箴言,基本上也揭示了梁放回顾这次斗争的基本态度。可预见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表面或背地里的反应,势必另有一番说辞,譬如对某些情节的处理,真实性问题,对左翼斗争的基本认识问题等等,都可能被指为不够正确。一直以来追寻现实主义创作的梁放,如何面对这些质疑乃至责难,显然是他即将面对的困扰,却也不一定是小说家的问题。无可否认,梁放的目标仍在前方,《哭泣》的小收获在在考验着他在美学经营上如何与思想寻求平衡点,以及对小说文体、功能以至小说伦理的再认识。
《哭泣》尝试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无形中赋予小说一定的思想含量,说它是历史文本化的典范之作并不为过。其中的虚虚实实,都有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的真实性。《哭泣》除了反思革命斗争的理想以外,更重要的主题是作者对族群沙文主义意识的再巡礼。当儿时玩伴建国(部队名称洪军)的优越感被“我”挑战时,即对“我”不留情面地大加奚落:你又黑又瘦。山芭佬,丑八怪!半菜拉子。
然而,作者梁放的跨族群书写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始脱离了传统的华人叙事身份以及对他者世界刻板的认知,他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关照视角,把读者带出了过往的小说氛围与经验世界。小说家在文中处理的是华人如何从纯粹的汉人情结到华人,再到半唐半拉的半菜意识。这是《哭泣》跟其他同类型写作的最显著超越,可以说是过去砂华小说中,书写此类题材的集大成者。
探讨梁放的跨族书写,有必要结合他的国家观,方得以窥其全豹。面对两位夹着赫赫声名回归书写婆罗洲的同乡——李永平与张贵兴,梁放的书写无疑的低调得多。梁放在跨族际书写的时间上,出道之初就写了《森林之火》、《龙吐珠》、《玛拉阿妲》(前两篇约写于1985、第三篇写于1986年正月),引起颇大的反响,惟一般从族群融合的观点进行审视,并未注意到视角的转移及其幽微的一面。《哭泣》中刻画的华伊混血角色,在视角转移和思维更新上呈现很大的跳跃。
《哭泣》是战后砂拉越左翼建国抗争史的一个横切面。小说主要围绕在一个华伊混血男孩、一个砂共女战士和一个叫建国的华裔领导之间的爱情与理想纠缠的故事。梁放过去曾以短篇《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和《锌片屋顶上的月光》经营上述题材。不同的是,《哭泣》关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作者在文中安排的华伊混血主角,似有意表明砂共抗争是跨民族与跨文化的反帝反殖斗争。当然,小说与上世纪60年代本区域的左翼抗争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冷战的大趋势下,无可避免与北国的共产主义斗争发生关系。
一旦书写涉入非华裔人物,它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他者语境与视域,其中包括语言、价值观、信仰、思考和行为方式。一个作者的书写成败于此可见端倪,少数民族书写的研究亦理应从此出发。否则,无论渐进式叙事策略的归纳,或书写类型的归类并无法摆脱本族中心本位的思维与心态。
《哭泣》中的叙事者,是砂华小说中所见最成熟的混血(半菜)叙述者,见证了砂华文学叙事技巧的新里程碑,尤其是华人小说语境的位移与传统视角的超越。叙事者“我”的阿拜(伊班语父亲之意)是个华裔,因在一次行军中过度疲劳而仰躺着昏迷在小河上游的鹅卵石浅滩上,幸而被叙事者外公发现,救回长屋救治。后来与叙事者的伊班印代(母亲)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哭泣》中的华土联姻故事模式跟以往的汉人本位书写大异其趣,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族群边界显然已不复存在,这是梁放在地实践(place-based practice)的大胆尝试。除了阿拜、印代和叙事者“我”,还有“哥哥”——大姨妈因改嫁而由阿拜和印代带着的独生遗腹子,一家四口子,仅阿拜一人是华裔,可“我”在小说叙事中更习惯以“爸爸”称呼,“阿拜”成了爸爸与“我”交谈时的自称。阿拜因争取把砂拉越纳入南方印尼的版图,最终他的斗争与理想竟由自己的混血儿子继承。跨族群写作和国家建构的关系首次被纳入砂华文学(或马华文学)的写作视界。
在各民族反帝反殖,渴望建国的年代,阿拜对未来的国民有清楚的认识与坚定的想法。对于亲生的混血儿子,他让“我”念了六年华校,毕业后“我”并未像小山镇其他华裔孩子上大州府的华文独立中学,而让“我”转到省会的英文中学。“已经读六年中文了,都该有个基础,日后可以再进修的......再说,在学校里寄宿,可以学习如何与各民族同学相处、交朋友,也学学他们的语言”。面对“我”的赌气,阿拜耐心给与开解,由此带出了他对新生国民的想象。如果阿拜的想法代表当时部分华人对建国的某些看法,我们可以说它体现了当时华人的前国家意识(pre national consciousness),同时也揭示了华人对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另一种理解与认知。“爸爸希望下一代的教育多元化,能够配合眼下与将来整个社会的结构与发展。……爸爸还说,他虽然可以毫无故障地读懂二十四史、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却多么希望自己至少也能够读懂乔叟的史诗以及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与十四行诗原文。”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砂华文学塑造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即母亲,而它是透过跨族群书写中形塑而成。母亲形象最早出现在李永平的作品如《围城的母亲》。小说中的父亲在一次船难中死亡,撂下妻子和独子宝哥留守上游华人小镇家园,小说在父亲全然缺席的情况下,展开了李永平的华人移民在异域扎根求存的故事。当严重的大旱笼罩着绵亙百里的河谷和两旁的山地,导致拉子们的收成没有着落时,饥荒逼着他们到中国人的店铺赊粮,继而掩至上游小镇放火烧店抢粮。这时候,母亲经剧烈的心理挣扎后不得不带着宝哥离开家园,坐上小船到河下游的省城避难。在逃难途中,她仍不断眷念着已被弃守的家园。她最终作了最艰难的抉择,调转船头,逆流回到弃园小镇。这个情节带有重要的隐义。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在面对新居住地和客观不友善环境之间(如拉子的抢劫烧杀),母亲的决定无疑揭示了华人从移民到公民之路的最佳心理写照。这种心路历程是透过跨族群书写才得以彰显,孰强孰弱都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面对未可知的情况,母亲除了在动作上略显焦急和恍惚不安,由始至终都沉默寡言。母亲的形象完全借宝哥的眼睛进行叙述、勾勒和投射。这位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知道读书的好处。她供我读完镇上的公学,以后又不断央人从外面大镇上替她买书回来给我读。……架子上游父亲留下来的《杨文广平蛮十八洞》、《封神榜演义》和《施公案》……有母亲央人从大镇上带回来的什么《海上花列传》、《玉梨魂》、《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2003:70)结合小说人物坚毅、刻苦、勤奋的形象,以及该人物在异域对中国文化的坚持,李永平终于塑造了一名崇高的中国母亲形象,更贴切说,她是南洋华人的母亲形象[⑤]。这种形象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殖民地时代离散华人的族群文化心理。[⑥]
李永平在跨族群书写中建立的南洋华人母亲形象,到了梁放笔下逐渐被拉子母亲取代。《哭泣》中的印代摆脱了砂华小说中的刻板土妇形象,她成了一个开朗的女人,值得注意的是,其时仍处于殖民地末期。“爸爸喜欢看妈妈和我的眼睛。他说我们的眼睛,在有所疑惑时尤其好完。” 饭桌上,“我”的伊班印代和华人阿拜常针对小镇发生的事闲聊。伊班母亲的形象最终投射到混血叙事者“我”所扮演的重要的艺术角色,这成为梁放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局内人视角(insider point of view)的开拓,具体而言是叙述视角的去族群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龙吐珠》中的叙事者古达,一个亦华非华,亦土非土的婆罗洲华土混血儿。面对这些人物,梁放无法永远停靠在漂泊离散的书写意识港湾,他在叙事角度的实验上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梁放同样书写雨林,但他遵循的是另一种艺术道路。他结合了个人长期浸淫于婆罗洲内陆的生活体验,从雨林中的草木虫鱼鸟兽,到土著的信仰习俗,小至作息偏好,进行了细致的关照,并把这些图景结合到更大的婆罗洲社会人文网络。有些时候,小说虽仅仅叙述华族的故事,但深层总有一个他者的影子,如《哭泣》中行迹异常隐秘的半菜子瓦特。对于雨林景物的描绘,梁放提供了另一种平实、真实的视角,理应可以安抚近年来读者对雨林的爱恨与复杂情绪,尤其是他的婆罗洲老乡。面对着生命力饱满充沛的雨林与神秘死亡两极交糅的场景,梁放作了少见的大段描绘:
警察们逼于无奈,就他们商议的结果,要大家帮忙就地挖个穴,把两具尸体都埋了,接着还说是怕那臭味掩不住,坟上面堆积着一段段树桐,以防森林里那些趋臭的野兽会把尸体挖出来果腹,也好做个记号,以备万一。那个当儿,有只猫头鹰不知从哪里飞了来,双爪在坟上的树桐上轻轻一点后就慌慌张张地又飞开,大家见了,个个都给这个不祥征兆吓住了,面面相觑,愣着半晌,连气都不敢呼出。邻近长屋里的祭师终于带着一只小猪一瓶米酒一把巴冷刀给请到现场来。满山遍野无时不热热闹闹绽放的各种各类野胡姬花都已显得萎靡不振,大家都以为是因它们各自原有吐露着的不同芬芳一时被与往日不同的怪气味覆盖所致,稍后就会恢复正常。不料他们的花期都赶在祭师杀猪洒血敬酒持咒施法为这起乡野生活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安抚山神之前倏地纷纷紧缩,很快就谢个精光。之后,这里的一切果然都开始起了不再复原的许多变化。野胡姬们的花季花期也开始紊乱,有的尽找个仅仅适合自己的时分各开各的,有的干脆放弃,从此不再争妍斗丽。
梁放以局内人视角进行敷演,创作上明显有更大的融合性。他把它置于一个现实中的跨族群空间,上述视角场景,在《哭泣》中并不少,譬如有关官兵直升机在长屋晒台盘旋引起的躁动,以及长屋居民的反应。
长屋的晒棚边,直升机一飞开,外婆第一个发现给吹倒的木瓜树,嘴里在咒骂的同时,也发现了满天还在飘飞的枯叶,小狗夹着尾巴余悸未消一步一步东摆西摇似给灌醉了步伐不稳地从外边走回来,滑稽得让她禁不住大叫:哈海——浪—该!惹得大家也都大笑起来。外公企图用竹竿再把木瓜树支撑起来。外婆一边笑着,一边与几个妇女把那跌落一地的青木瓜捡起来,用纱笼的下摆兜着,准备削皮刨丝后用自制的米醋加点糖用几个小陶瓮腌了,与各户人家分享。我看着哥哥,把嘴角夸张地往下撇着: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又得吃这些东西咯,咦,酸。说着还大动作地佯作打个寒颤。哥哥看了,也夸张地仰天地呵呵呵大笑!他用小木条往一个小铁罐里挑了些粘胶,涂抹在一根细竹竿的末端,像进行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任务:来,陪哥哥捕那只大蜻蜓去。直升机果然变成一只绿色的蜻蜓又飞了来。在长屋上空又在转瞬间变成了庞大的直升机。外公眼看一场辛苦会告徒劳无功,只有放弃。小狗刚站立身子舞着前脚有意抵挡强风,却怎样也顶不住,逼着只能一连几个后空翻后,刹那间不见了踪影。鸡鸭们给惊吓了,想逃离正在啄食的现场都已经来不及,只有给吹得扑扑倒飞,呼-呼-呼,全部给卷走。外公逃难似的,忙往屋底钻,还死抱着一根柱子不放。外婆看在眼里,随着一声哈海——浪—该!让木瓜散了一地之后捧腹,跌坐在地上大笑不已!直升机再飞开去的时候,变得可以随意摆动着身子,调皮地频频回头望。我们都引颈期盼着它还会如何再变戏法时,却见到它已经在附近的树林里降落。
这一段魔幻写实色彩浓厚的描写,把剿共的官兵直升机和哥哥捕大蜻蜓的调皮相互为衬托,而狂风卷荡下的小狗、伊班外婆的乐天性格、外公逗趣的动作,构成了童话般的世界。这些场景片段,延续了1990年代“乡魂”和“看云录”系列小品、随笔的书写,但手法更为圆熟。它表现了伊班族面对生活境遇而自我调侃的乐天性格,也勾勒出这个族群内向的一面。他们幽微的心理变化,都蕴含在一句“哈海——浪该”中,看起来平淡无奇却不无深意玄机。没有持久的观察、体验与浸淫,很难想象梁放能如此操控自如。在某些情况下,梁放仍寄予过多主观的情绪,以至错过了对某些问题开展思辨的契机,结尾处笔调也略为沉滞,甚至连小说名称都抒情得可以,这延续了小说家一贯的语言风格,但也可以感觉到他极力求变。革命与浪漫/革命+爱情在中国小说中并非新鲜题材,但梁放的语言与叙事结构则更胜一筹。梁放是先有故事后有小说,李永平和张贵兴则反之,这不是简单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概括得了,牵涉的更多是情感、视维的内化,读者亦非被动地在台下观看特技演出,而是向作者伸展了不设防的情感交流触须。
持平而论,梁放的写作对“现实与历史关照”做了良好的美学示范,展现了马华现实主义美学的主体风姿。小说奠基于现实与经验结构,魔幻写实和意识流技巧再由此而出。梁放写砂华左翼斗争史和现实,但他更在乎的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几乎是一种诅咒,我们并没有逃过那种非常时代给摆弄了一番的命运。”这样的观点自然与叙事者“我”的另类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思维是一致的[⑦]。无论把“我’标签为什么(或什么都不是),却无损于《哭泣》中这一句箴言。在梁放笔下,左翼斗争和跨族群写作的交揉带出了国家主体追寻的主题,参照现有的马华小说,梁放显然走着一条殊途异路。吊诡的是,他的建国小说方起步,历史已先一步终结(或终而未决),这也许预告了更惊俗传世之作还在后头。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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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2003)《从个人的体验到黑暗之心——论张贵兴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马华人的自我理解》,收于氏著《谎言或真理的记忆》(页263-276)。台北:麦田。
_____(2009)《华人与他人:论东马留台作家李永平与张贵兴小说里的族群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2009年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华人族群关系与区域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10月13-15日。
李永平(2002)《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纪事》。台北:天下文化。
_____(2003)《迫迌:李永平自选集(1968-2002)》。台北:麦田。
梁放(1985)《煙雨砂隆》。吉隆坡:南风出版社。
_____(1989)《玛拉阿妲》。古晋: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田思(2003)《沙贝的回响》。吉隆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出版基金。
王列耀(2007)《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例》,载“中国文学网”: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5657。
许文荣(2011)《马华文学的弱势民族书写:一个文学史的视野》,《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总第82期),页82-95。
许文荣、莊薏洁(2012)《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边缘意识:马华文学少数民族书写的主题建构》,《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页80-86。
杨照(2013.10.20)《为什么不是台湾作家写的呢?》,星洲日报,星洲广场。
于东(2013.12.29-30)《50年回首“马来西亚计划”从启动到城里历史背景》,东方日报,东方文荟。
张贵兴(1996)《顽皮家族》。台北:联合文学。
_____(1998)《群象》。台北:时报。
_____(2000)《猴杯》。台北:联合文学。
[①] 除了“少数族群”一词,也有人使用“弱势族群”一词。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无论“少数”或“弱势”,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与相对的中心或主流,被讨论的对象自然位居边缘(marginal)。这是两者的共性与关系的暧昧性,现有学界以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书写/弱势群体书写研究取代少数群体/少数群体书写/少数群体书写研究并无太大的意义,从族群关系的发展来看尤见其障蔽性和暧昧性。
[②] 李永平和梁放的某些小说都呼应着上述原型,如拉子婶、古达母亲印代、玛拉阿妲等。
[③] 有关砂拉越与马来西亚计划(Malaysia plan)的关系的最新论述出自砂拉越左翼作者于东《50年回首“马来西亚计划”——从启动到成立历史背景》。他提出英国共和联邦、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的幕后交易与勾结,促成“马来西亚计划”的历史背景。另外两种说法则认为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而独立”和“参与与合作组织成一个联邦国家(即参组)”(于东,2013.12.29-30)
[④] 2013年2月12日,沙巴东南滨海小镇拉赫拿督(Lahad Datu)闯入一群菲律宾南部伊斯兰残余叛军,并宣称沙巴为苏禄王朝领土,这次的行动只不过是“回家”,并非如外界所谓侵占领土这回事,此事件立刻引起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官方的双面夹攻。根据历史记载,1885年,苏禄王朝被西班牙击溃,不得不出让主权,1915年,苏禄王朝再次把主权转让与美国。二战后,美英两国联手推动东南亚区域的权利力重组,以抗拒左倾思想的蔓延。因而出现马来西亚计划,并获得新马两地执政精英的配合,目的是防堵左翼力量的渗透。回归历史原来轨迹,此次苏禄叛军的行动,何尝不是主权失落种下的祸因。
[⑤] 同样形象亦见于另一篇小说《黑鸦与太阳》。至于《拉子妇》中的拉子婶,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的死也是静静地死去,母亲形象不彰显。
[⑥] 当然,往后作者随年岁增长发生叙事主体的童稚化——从母亲写至小女孩朱翎,可视为作者去台经年再回归婆罗洲而出现的个人叙事,即从早年的客观写作转变成当下的个人生命写作。
[⑦] 根据建筑结构学装备行军床和帐篷,由各部位的张力和压缩相互制衡而不用一钉一锤。这个小节显然有更大的隐喻,小说中略有着墨,惟并不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