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馆人编的第一部马来语词典
《满拉加国译语》

1。没有马来语字母的马来语词典

　　关于马来语词典问题，范围很广，但本论题只选择从较小范围来探讨一部与华人有关的最早马来语词典──《满剌加国译语》及其编纂经过。

　　在编纂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里，华语词典和马来语词典的编纂在技术上存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汉语的方块字和马来语的拼音文字方面，要把这两种书写形式完全不同的文字兼容在一起汇编成一部双语词典，技术上显得更加复杂。因为汉语的传统写法是根据笔顺由上而下直书，而马来语的写法，爪威（Jawi）字母是从右到左，罗马化（Rumi）字母则是从左到右横写。

　　在未经考查之前，人们一定很难理解，在汉语还处在由上而下的传统写法的时代里、当华人在15世纪时还不熟悉马来语的拼音书写方式时，他们如何能够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文字交融在一起，汇编成一部在历史上承担过马中语言文化交流重大任务的双语词典；更令人吃惊的是，当马来语世界以外的其他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正视马来语的地位及其价值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对这种尚未充份发展的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在他们的国家里，设立了一所专门处理语文问题的四夷馆，类似现代的语文局。通过这个机构，举办了各国语言、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课程，为他们的官员培训语文知识，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还不太令人关注的马来语这个语种在内。同时为了解决教材的难题，在四夷馆人主持下，采用古老的方式，编纂了《满剌加国译语》这部雏形马来语词典，开创了马来语词典编纂的历史先河。

　　尤其令人兴叹的是，这部华马双语词典的编纂技巧是采用一种特殊方法处理。整部词典，包括马来语的注释和发音，竟没有用上一个马来语字母，清一色是用汉字和汉语语音拼写。所以有人把这类词典称为：没有马来语字母的马来语词典。

　　关于《满剌加国译语》问题，笔者过去在一些拙作或会议报告上略有介绍过，但都是以附带性质提出，不够全面。这次趁参加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简称UKM）举办的一次《华裔学者与马来语世界专题研讨会》（2002年9月16－17日），才把人们在六百多年前编成的这部特殊词典，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让这部在马来语词典编纂史上拥有很高地位和评价的马来语典籍，不至于被一位在 UKM 任教的西方学者，詹姆斯 T. 柯林（JamesT.Collins）〔注 1〕，不久前在一项有关马来语词典编纂学的讲座会上，不知是出于有意低估或疏忽，把它描绘成是一部近于神秘的东西；不顾该书的时代真实背景和史实上的明文记载，而胡乱的加以曲解一番〔注 2〕。

　　从15世纪起，除了《满剌加国译语》之外，由华社编纂的马来语词典为数不下百部。其中包括了单语、双语和多语词典。然而在种类繁多的成果当中，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如笔者曾经在《华马词典雏形》〔注 3〕和《华社马来语词典编纂概况》〔注 4〕两篇拙作里介绍过的几部类似《满剌加国译语》的双语词典。然而在此类词典出版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不论是《满剌加国译语》或其他同类词典，似乎未获一般社会或学术界应有的关注。至直20世纪30年代，在艾多华（E. D. Edwards）与白剌顿（C. O. Blagden）这两位英国学者的发掘下，才以学术的眼光把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满剌加国译语》，正式推介到马来语词典编纂的领域。

2。学者们的评介

　　上述两位英国学者的论题是：《以华文编纂的马六甲马来语词汇及短语》（1403－1511？）（A Chinese Vocabulary of Malacca Malay Words and Phrases Collected between A.D.1403 and 1511?），于1931年发表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出版的《东方研究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第6卷第3期上。嗣后即成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两位学者的研究资料来源是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 1782－1843）收集的《各国夷语》为根据，《满剌加国译语》是其中的一类。

　　《满剌加国译语》是以分类词（共分为17类）格式编纂的雏形词典。在482个词条里，竟未用到只字马来语字母，包括爪威或罗马化字母，全书是以汉字汉语拼写。两位学者经过周详的研究和比较后，从有关收词里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这部词典与马六甲王国有关，因为在第 VIII，IX 及 XIV 各节的收词中，竟包含：皇帝──苏端(sultan)、太子──亚纳刺札(anakraja)、上御道──柰亚习答那(naikastana)、朝见──牙答(menghadap)、敕书(suratraja)等这些与苏丹王朝有关的用语；二是在全部收词里，竟没有发现有一个与欧洲语言有关的借用语，或称外来语。这点足以说明该词典是在1511年欧洲人（葡萄牙人）还没有到马六甲来之前编的。否则，从一般语言和文化交流结果的正常发展规律，外来语的吸收成份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以此推论，证明《满剌加国译语》必在1403-1511年之间编成的。然后得出：那是马来语词典当中最古老的一部；而另一部于1521年由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加菲达(Antonio Pigaffeta) 编的《意马词典》，收词426个，乃属其次的论据。

　　这是一般学者考证原本没有明确注上日期的历史事件或史料存在的科学方法。但是两位学者在考证《满剌加国译语》的存在背景时，却忽略了没有说明中国明朝政府设于南京的四夷馆，是编纂这部词典的动力中心，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加上他们研究所根据的材料不是原始数据，而是在时间上相隔了40多年，即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经杨林通事校定后的版本。致使上述那位西方学者对这部具有辉煌形像的最古老马来语词典的存在地位表示怀疑，误指那部在时间上比《满剌加国译语》迟了整整一百多年，由安东尼奥皮加菲达编的《意马词典》是比前者来得更古老。

 

　　安东尼奥皮加菲达是意大利人，早年随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仑（Magellen）环游世界时到过印度尼西亚群岛。据说后来在他的日记上记录的400多个马来语词汇，还是从一位苏门答腊马来人亨里希（Hennrich）那里间接记录下来的印尼麻鲁古（Maluku）岛上的摩力斯语（Moorish），那是属于印尼地方语言的一种〔注 5〕。

　　其实有关《满剌加国译语》的存在及其内容等事，除了艾多华和白剌顿用英语所作的诠释外，还有一部份是以华文或马来文论述。如果说那位不谙华语，而身在 UKM 任教的马来语通西方学者对华文部份的论述不知就里，尚情有可原；但以马来文论述，而且书就摆在 UKM 书店里公开贩卖，却没有涉猎，那就讲不过去了！

　　接下来笔者将介绍两位分别以华文和马来文为媒介的东方学者对有关词典的研究概况。

　　一位是许云樵教授（已故）：东南亚历史与文化问题专家，前南大教授。他生前对《满剌加国译语》不仅做过极详尽的考证，而且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本地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过部份相关的重要文章。他首先把艾多华和白剌顿的著作翻译成华文，刊载于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的《南洋学报》第2期，1941年3月号。过后他又对另一部用汉语编纂的《华夷译语》进行考证，另作《华夷译语传本考》一文，发表在1954年出版的同一份刊物12月号上。

　　作者在文中不仅对《华夷译语》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说明它与《满剌加国译语》之间的关系，及明封建王朝（1368－1644）设翰林院之类的文化机构，处理《华夷译语》的编纂事务。嗣后增设四夷馆，负责训练各国语言，当时称为各国夷语，及词典编纂之工作，其中就包括了《满剌加国译语》这部华马双语词典在内。

　　另一位是梁立基教授：梁教授是印尼语专家，前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语研究所所长。1994-1995年间，梁教授应聘到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时，写下《光辉历史的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国与明朝的交往》这部马来文著作，1966年交由该院出版。书中除了兼谈《满剌加国译语》，对四夷馆的背景及其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关系也作了极详尽的介绍。

　　作者根据广泛的古代历史资料，如张燮的：《明史》、《明实录》，王鸣鹤：《登坛必究》，吕继祺：《四夷馆续增馆则》，王重载：《四译馆考》等，及一部份记载中国与马六甲王朝或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历史古籍，然后在上述作品里记下了四夷馆这个机构的章节，以史实根据详述明王朝时代对各国语言的处理及词典编纂工作的过 程，然后作出如下的结论：

　　除此之外，他还把经杨林修订的《满剌加国译语》中482个词条全部转录，在马来语方面，根据现代马来语的拼音标准作了适当的调整。并不忘从学术角度，对一些有疑问的用词作了诠释。

　　除了上述几位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有关词典也进行过探讨，并以华文发表了论著，由于会议的时间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加以介绍。

3。四夷馆简介

　　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然而对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至明代才开始关注。根据有关记载，在开始阶段，工作重点是偏重在与官方有直接关系的语文范围，因此除了汉语，蒙古语最受关注，因为明之前的元朝（1271-1368），中国是由蒙古人统治。明初，许多文献及口语尚以蒙古语记载和传述。在过渡时期，为克服蒙古语的困难，便由翰林院编纂了一部据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双语词典──《华夷译语》这部汉蒙双语词典。直到四夷馆成立后，初期仍以汉蒙双语的汇编工作为对象。后来才逐渐从汉蒙双语词典扩展到各国语言词典，而《满剌加国译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其经过如下：

　　据《明实录》第141卷记载，明洪武15年（1382），明太祖命令翰林院主事火源洁及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着手编纂《华夷译语》，供教导上及朝廷官员学习蒙古语时采用。经过7年的时间，至洪武22年（1389），编纂工作完成，但只收集蒙语一种，并以汉语注释。

　　直至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即位，中国对外沟通逐渐扩大，与外国来往频密，许多外国君臣及使节都纷纷到中国去访问或朝贡，规模大的一团有数百人。与此相应，中国也派遣代表团报聘各有关国家。促使明王朝与外国的往来非常频繁，关系密切，那时朝廷便感到中国人掌握外国语知识的重要。到了永乐5年（1407），明成祖便命令源翰林院主事火源洁，在南京东安石门外，设立四夷馆这个属下机构，专门处理各国语言事务。

　　关于四夷馆的任务，除了开设各国语言课程，编写教材，训练朝廷官员及外交人员的外国语知识之外，编纂外国语词典也属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把原来仅偏重处理汉蒙双语的工作，扩大到各国语言的更大范围。据悉受处理的语言，总共有10多种，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语，当时称为满剌加国译语。

　　四夷馆的规模及组织的完善，不是如上述西方学者所轻描淡述的像一般档案局。它是根据《四夷馆馆则》、《四夷馆增订馆则》等的标准设立的。后来有人还加以考证一番，然后写下了《四夷馆考》这部文献，留传给后人。至于掌管四夷馆的人，除了主事，属下还有通事，即翻译。而且通事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甄别考试挑选才能上任。可见四夷馆的规模及其处理有关外国语言的严肃性。因此，后人研究《满剌加国译语》时，务必结合明代历史背景及四夷馆的发展实况，特别是要考究该书存在的年代时更必须如此。

4。其他与《满剌加国译语》有关的事迹

　　根据许云樵《华夷译语传本考》一文的记载，1389年编就的《华夷译语》，只有汉蒙双语。直到四夷馆成立后，才把原来的双语工作扩展到各国译语的更大范围。开始时据说有8种语言，后来逐渐增加到10种，甚至13种。《各国夷语》的存在就是集这些文字编纂工作之大成。

　　不过笔者曾经见过一部由台湾桂庭出版社印刷的《华夷译语》（可能是经过数次的重印版），其内容不仅只有汉蒙两种，而是包括《满剌加国译语》在内共有13种夷语。后者与杨林校定的版本有所不同，杨的版本全部是以汉语记录，并以汉语语音拼写马来语，基本上和马来语的发音一致；后者也是全部以汉语记录，马来语的发音虽然也是采用汉语书写，但念起来则完全走调，不像马来语，而且相差甚远，可能就是蒙古语或许云樵教授所说的胡语。

　　由此引起的疑问是：一，如果该版本的内容是正确无误，那么《满剌加国译语》也应随着1385年编成的《华夷译语》而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二，根据台湾版的注明，《华夷译语》是由第伯符辑，火源洁译。这点显然与《登坛必究》上记载火源洁是四夷馆的提督（相当于现代的局长职位）有所出入。以上两点疑问是笔者个人提出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还有一件怪事，即笔者为了追溯《满剌加国译语》这部与马来语词典编纂史有关的光辉文献，曾经从国内外，包括中国北京和南京等各有关部门查考，每次都是落空。只是其中有一次，到北京大学的善本馆（？）查究时，在其珍藏库中，见到了四夷馆人编的《各国夷语》的部份材料。全部是用汉字缮写，字迹端正美观，每种译语是分别用一个特制的盒子安装。除了《朝鲜馆译语》、《日本馆译语》、《暹罗馆译语》、《回回馆译语》等之外，《满剌加馆译语》也拥有一个独立的盒子。可是令笔者感到惊奇和失望的是，盒子虽然照样保存着，内容却空空如也。到底是被偷走呢还是安置于他处？管理员也说不清楚。其他的盒子却都装满文字编材，惟独《满剌加国译语》悬空！可见这部材料的珍贵，才会引起窃贼的恶念。假如该馆收藏的那套《各国译语》是原装本，那就更宝贵了，值得咱们作进一步研究。

5。对马来语词典编纂工作的影响

　　如果不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记载，和马中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背景，一部完全没用到只字马来语字母编成的《满剌加国译语》，其存在价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可能会沦落到如詹姆斯 T. 科林所说的：那不过是一部由普通海员和商人收集的马来语词汇〔注 6〕。事实说明，《满剌加国译语》是通过四夷馆人的创造智慧，应用巧妙的方法，克制了不同文字和语音的困难，在马来语词典编纂史上，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功绩。

　　然而《满剌加国译语》的更大作用应该是在马中外交事务方面。那是一部特别为中国人编纂的华马双语词典，曾经在中国人当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令中国人掌握马来语后，可以和世界另一方的人民互相交流。尤其是自1405年起，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有五次到过马六甲，与马六甲王朝和当地的人民进行沟通时，如果没有借助《满剌加国译语》之类的语文工具，预先掌握一定的马来语知识，如何能够在进行访问期间，向马来语世界的人们传达他们的访问愿望，并与马六甲王朝建立友好关系？

　　以上论点还有其他史料可以追查，比如郑和几次访问马六甲之后，随员曾经留下几部用华文记载的重要文献，如《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咸宾录》等。详细记录他们所到过的各地情况，包括地理位置、生产类属，及当地的民情与风俗等。各书却未提到在他们与马六甲王国进行交往时，在语言上遭遇任何困难。而仅仅在《咸宾录》上有记录四个马来语词汇，如：呼天为安剌。地为布迷。日为哈利。月为补兰。而这几个用汉语拼写的马来语发音，又和《满剌加国译语》的注释完全一致。可见他们在进行访问时，最少是参考过《满剌加国译语》这部词典，并掌握了马来语的基本知识。何况四夷馆开设语言课程的目的就是在于训练朝廷官员。因此在郑和率领访问马六甲王国的代表团成员当中，不可能与此书无关。由此推论，作为学习与教学的工具，《满剌加国译语》在有关事件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另外在1870至1920年间，本地华社在马来语词典编纂工作上也做过一些工作。他们编纂了一系列类似《满剌加国译语》的雏形华马词典。其中如：《吗黎话》（1847年）、《通夷新语》（1877）、《华夷通语》（1883）、《通语津梁》（1889）、《巫来油通话》（1926）、《马来语粤音译义》（？）、《正客音译义木来由话》（1929）、《琼南音谙摩赖幼话义》（？）等。这些词典的马来语拼音部份虽然不是用华语注释，而是采用华族方言，如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等，可是在编纂上所采用的分类系统，笔者作过比较，大体上和《满剌加国译语》类似，只有在收词量方面略有增删。

　　在华社还没有掌握现代语言的拼音和发音标准时，这类采用古老方法编纂的双语词典，对促进地方多元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工作曾经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相信《满剌加国译语》对这些词典的编纂动机和分类系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作用。

6。结论

　　虽然《满剌加国译语》的原始版本至今尚下落不明，但从学者们的考究和文献上的明文记载，我们有充份的理由相信，在杨林通事于明嘉靖二十八年进行校定之前，这部珍贵的宝书早已存在。否则杨林大可不必在该词典末端注上校定两个字。

　　从四夷馆馆则的严格规定，可见《满剌加国译语》中所收集的词汇不是普通海员或商人可以胜任的。但如果说四夷馆人在进行编辑时，曾经得到一些到过马六甲的海员和商人的协助，那倒是有可能。因为完全没有马来语根底的人，如果有能力编出一部即使是最简单的外国语词汇录，那简直是奇迹。何况根据有关记载，早在郑和来马六甲之前，当地已经有华人出没的足迹。这些先民很可能是《满剌加国译语》的资料提供者。另外一个来源是，四夷馆成立后，据说教导各国语言课程的导师，是由各国访华代表团中物色。所以马六甲王国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是《满剌加国译语》的重要词汇提供者的可能性较大。但编辑工作肯定是由华人主持，因为全书是用华文书写，不谙华文的人绝对无法执行。

　　总之，《满剌加国译语》是由四夷馆人编，也可以说是由华人编纂的第一部马来语词典，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注 1〕参阅 Bengkel Leksikografi, Prosiding No. 2, 2000, Institut Alam Tamadun Melayu, UKM，4-5页
〔注 2〕同上
〔注 3〕参阅《亚洲文化》第10期，1987年10月
〔注 4〕参阅《热带学报》创刊号，1998年12月
〔注 5〕Hashim Bin Musa, Sejarah Awal Perumian Bahasa Melayu: Analisis Sistem Tulisan Rumi Senarai Kosa Kata Pigafetta Dan C. De Houtman, Akademi 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i Malaya, 1996. 第2页
〔注 5〕参阅〔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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