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功臣黄奕欢

　　忘记了在那里曾经看过这么的一幅对联：“家贫儿女孝，国难臣子忠。”

　　每次参加南大校友常年聚餐时，便自然而然地想起对联的上一句：“家贫儿女孝。”

　　每次南大校友谈起南大诸位创办人，诸位理事们，诸位校长教授以及职工们时必自然而然地想起此对联的下一句：国难臣子忠

　　黄奕欢尊长是南大创办人，也是南大从成立第一天到南大星大合并前一天的南大理事。他是南大众多功臣中的一位大功臣。

　　爱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南大校友们喜欢称黄奕欢与潘受两位尊长为六使伯的左右二使。至于谁是左使，谁是右使，那倒不曾定位，而大家都认同这个历史事实：若不是黄奕欢与潘受两位尊长勇往直前，全心全意地协助六使伯及其他创办人克服种种艰难，南洋大学极可能会胎死腹中。

　　说起来黄奕欢尊长比潘受尊长幸运，由于潘受尊长打先锋，在南大最艰难，林语堂博士挥袖而去时，不顾一切地出掌南大，收拾残局。潘受尊长敢说敢做，终于在极短时间内让南大正式开课，使南大校旗光彩地飞扬于云南园。然而也正因潘受尊长的敢做敢当，承当一切责任的作风，使他成了南大的代罪羔羊，蒙上不白之冤，被迫离开南大。之后，六使伯左右二使的重任便落在黄奕欢尊长一人身上。

　　我在南大服务期间，常与黄尊长见面。在我第二次回母校服务时，是黄尊长安排我常去慰问六使伯，向他报告有关南大校友在国外留学辉煌的成就，让他老人家感到欢欣。我比其他校友幸运，从黄尊长口中听了许多有关南大感人的事迹。

　　以下是三个从黄奕欢尊长口中听来的故事。

　　当1953年六使伯登高一呼，提议倡办南大时，新加坡福建会馆已有一块几十英亩的地段准备建立南大校园。然而专家意见认为几十英亩用来办间大型中学是绰绰有余，但要办间大学却不够气派。就在这时候，有人向黄尊长报告：新加坡某间荷兰公司决定收盘，把资金搬回本国。此公司在裕廊路十六英里处有一块一千英亩的地准备拍卖。这里有山有水，“风水”极佳。黄尊长立刻将消息转告六使伯，结果一群人便前往观看，果然是一块理想的大学校园。然而，由于此地“风水”极佳，是理想坟地，当时新加坡其他社团也对它感兴趣。

　　结果由黄奕欢尊长出面，亲自去向其各社团组织领袖们商量，请他们不要与福建会馆竞争投标，因为此地将会用来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受惠者是所有华族的子女。

　　后来开标时据说只有福建会馆下标五十万元。就这样，福建会馆只花每亩五百元的价钱将此地段买下。之后，将风水较佳之后一半捐给南大，留下较靠近大路的一半计划将来发展住宅区。一部分房屋将会以极优惠价格卖给南大教职员作为奖励，另一半则以市价卖给其他市民，盈利则用来资助南大未来的发展。

　　第二个故事也与“风水”有关。

　　南大校园第二期发展的主要项目是兴建南大大礼堂，称“建国堂”。由于潘受尊长已离开南大，所以黄尊长便成了主要的负责人。据说南大建国堂所在地是南大“风水”最佳的地点之一，好像有个什么“白龙冈”之类的名称。(我对“风水”是外行，可能把名字记错，也叫错，总之是好名字就没错了)。

　　然而在决定建国堂的方向时，却遇到了大问题。据风水先生解释，建国堂有两个好方位。第一方位是对大学将来发展很有利，不过对大学创办人可能有损。另一个方位则对大学创办人有利，而对大学将来发展可能有损。

　　这真是难倒了黄奕欢尊长了。黄尊长当然作不了主张，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六使伯请示。六使伯当然是“风水”的信徒，不然何必请风水先生作顾问？据黄尊长说当六使伯听到风水先生的分析论断后哈哈大笑，说:“这还有什么须要考虑的？建国堂的方位当然是要选对大学未来发展有利。至于对我将来有损与否只看我个人的造化好了。”就这样，建国堂选择了对南大将来发展有利而对创办人未来有损的方位。决定此方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首当其冲”的六使伯自己。

　　这样的故事怎能不教人听了感动呢？历史上伟大人物多的是，然而像六使伯如此豪气的伟人却不多见。至于后来六使伯是否应验了风水先生的预言，则与我述说此故事的动机无关。

　　第三个故事与“风水”无关，但与豪气仍旧有关。

　　在我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本画册，书名叫：《中华文物》。这是好几年前，我回去南洋理工大学拜访李光前文物馆主任卢曜先生(前南大副校长)时，受他所赠的。

　　在这画册中，我最喜爱的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一套八幅行书。画册上特别标注，这套珍品是陈六使先生赠送的。

　　六使伯爱好艺术？何时成了艺术收藏家？不然怎么会有此书法珍品赠送给南大李光前文物馆？

　　原来这一套八幅行书珍品后面也隐藏了故事。

　　故事发生于南洋大学成立的初期。当六使伯提倡创办南大后，新马华人上至富豪，下至市民，皆热烈响应此号召而举办好多义卖会捐钱给南大。

　　当时有一位艺术收藏家(我忘了他的名字)将他的许多艺术品拿来义卖。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奕欢伯，而奕欢伯便转告六使伯。六使伯决定给此收藏家打气，在奕欢伯的陪同下亲自前去参观此艺术义卖会。

　　义卖会主人看到六使伯亲来捧场，好高兴地向六使伯解释一件件艺术品的历史背景。奕欢伯回忆说：六使伯当时笑道：“我对艺术是外行，也不太懂得如何欣赏您所义卖的珍品。请您告诉我，在所有这些珍品中最贵的是那一件？”义卖会主人便带六使伯观看董其昌的这套书法。一套八幅标价八万元。六使伯转头向奕欢伯说：“好，我就买下这套书法送给南大。”后来南大成立了李光前文物馆，董其昌此套八幅行书就一直在李光前文物馆展出。

　　每当我翻阅此本《中华文物》画册，看到董其昌的八幅行书时，脑海里总会出现两个脸孔：一是六使伯，一是奕欢伯。只可惜《中华文物》画册上只写着故六使伯赠送，而没有记载这段比书法更珍贵的故事。

(转载自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 》，吉隆坡：马来亚南样大学校友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