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
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重要性

　　学习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传承的唯一方式，而学习也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基础。除去学习，人类将没有文化和历史可言。因此探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中“学”的传统与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希望通过对孔子学说中“学”的内涵，见出“学”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

　　“学”在孔子学说思想中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道和仁义等是孔子哲学中的中心思想，而若从“本”的角度出发则孝是最根本的人生修养[1]。但是，这一切修养和行为的基础则建立在“学”上。正因为如此，《论语》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于“学”的论述和谈话。

　　《论语.季氏篇》[2]中有这么一则记述: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以为下矣。”（16.9）
“生而知之”一向来是孔孟最推崇的人生境界，天生下来便拥有孝、仁义、善良的本性等[3]，自然比后天的学习来得更可贵。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也曾经说过：“十室之邑……不如丘之好学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等等的话。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纵使推崇“生而知之”的孔子，其实也并非真是“生而知之”的。其实孔子便很明确地说过：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
事实上“生而知之”是不可能的，这是儒家学说中神秘化倾向的一个表现。否则孔子就不可能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7.33）这里孔子想要表明的是，自己仍须不断地学习以达到君子的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生而知之”，包括儒家的圣人尧和舜。孔子曾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6.30)，连圣人也未必可以做到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并且帮助大家生活地很好，可见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对于圣人是如何成就其品德修养的，孔子曾言：“不践迹，亦不入于室。”（11.20）[4]这一节就很明确地指出了，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其实也是踩着前人的脚印逐步成就的。所谓“践迹”，自然指的就是“学”。由此观之，所谓的“生而知之”，只是孔子哲学中最高的标准而已。真正要落实儒家的思想主张，还是得从根本的学习、修养做起。[5]当然，从“生而知之”这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学习层次(不包括生而知)的划分：通过主动学习而知的是最高的层次；遇到困难才去学的，是次一等的层次。自然，不主动、遇见困难也不去学的态度，是孔子所鄙弃的。因此，这一章还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主动学习”。

　　“学”是如此的重要，因此《论语》开篇第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一章还可以和以下这一章合参：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15.19）
君子的“人不知而不愠”的修养、气度是建立在“病无能”的基础上的。而“能”自然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培养才得以获得的。由此看来，君子的德行、修养、作为、名声、成就同样必须建立在“学”上。“学”是通往君子、仁人、圣人的根本方法。正因为如此，当孔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便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没有“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基础，便没有日后决定整个中华文化基本特性的孔子。

　　关于“学”的重要性，孔子曾经做过多次的阐述和强调。《论语．公冶长》里，孔子便很有自信地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忠信是儒家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此处却让位给了“学”。要如孔子般忠信是不难的，但是要象孔子那样好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在自我反省、检讨时曾说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7.2）从“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默而识之”是学习的方法，“学而不厌”则是“学”的态度，“诲人不倦”是教导他人应有的态度。而教导他人为的也是让他人“学”。更为重要的是，在教导他人之前，自己是否通过“学”而使自己获得了不断的提升，这是教导他人应有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导他人的同时，自己是否也在不断地进步也是孔子所要强调的。因此，“学而不厌”是放在“诲人不倦”之前的。只有通过“学”端正、提升了自己，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教导他人。这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前提。也是士君子的“谋道”、“忧道”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前提。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章，子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叶公的提问，孔子曾经自己给了这样一个答案，其实子路应该回答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更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好学，而不是其它的什么。并且他还要强调自己的好学已经达到了“发愤忘食”乃至于“乐以忘忧”的境界[6]。孔子的这个特点，子贡是看得很透彻的：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
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正在于他的“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二、

　　另一方面，通过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亦可以证明孔子对于“学”的重视。孔门七十二弟子中，只有颜回最为孔子所推重。至于颜回被孔子推重的因素，除了他的德行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他的好学：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6.3）
显然，颜回的好学是获得孔子的嘉许的[7]。关于颜回的好学进取，可以从以下这一则中获得印证：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9.11)
对于孔子的学说主张，颜回所抱的崇赏追随的态度是最突出的，并且还全身心投入去身体力行。“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一句，充分地刻画出颜回发愤学习的形像。而他的好学与勤奋连孔子也不得不赞叹：“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9.20)因此，当颜回不幸早夭时,孔子除了痛心疾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11.9），并且还哭之恸以外，孔子还感慨地说过：“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9.21)

　　由此可以见出，孔子喜爱颜回的原因正是在于他的好学。因为只有“学”、“好学”德行才有可能提升，这样日后才能匡正别人。正因为孔子如此重视“学”，因此当子路要子羔为费宰时，双方便起了小小的冲突：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11.25）[8]
对子路而言，能够出仕、能够贡献所长，并通过仕的机会来落实儒家的理想，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就孔子而言，“学”始终是根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当时的具体情况、事件的始末是如何的，但是当子路鲁莽、毫不思索地答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时，孔子对他的批评在在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份量和地位。

　　除了颜回这一方面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来获得佐证，以论证“学”确实是孔子学说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概念。《论语.子路篇》中有这么一则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3.9）
从政治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对孔子而言，社会安定富裕了，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是“教”之，是让人民“学”。“学”至少有什么作用呢？子游曾经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7.4)。“学”最低限度可以使君子拥有爱人之心，老百姓容易听从指挥和使唤。这是就“学”的直接和表面影响而言的，从整体的儒家学说出发，“学”的深刻影响以及根本目的当然不仅仅如此。

　　有趣的是，孔子对“学”的重视甚至伸展到了择友这一件事上：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16.4）
结交见闻广博的朋友，自然是为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其实就是向朋友“学”，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然，这个朋友必须符合孔子以上三个属于“益”友的条件。能够结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人生“三乐”之一。[9]

　　而将“学”的重要性推向极点的则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
“仁”、“智”、“信”、“直”、“勇”、“刚”这六德是人生修养和出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但是这六德却分别有它们的弊病，即“愚”、“荡”、“贼”、“绞”、“乱”、“狂”。在这一章里，孔子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只有通过“学”才得以保障六德不会沦于六弊。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人们通过“学”来修养自己，通过“学”来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因此，“学”不仅仅是修养的基础，也是修养的唯一验证与保障的方式。[10]

　　正因为“学”如此重要，孔子才忧心忡忡地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7.3）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修德、讲学、迁善、改过其实全都属于“学”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忧虑的是“学”。因为“学”是品德修养、道或者仁的基础和前提。除去前提条件“学”，儒家学说将是一个空壳，所有致圣之道都将成为空谈。先正己充学，然后正人、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儒学的根本，也是成为士君子之根本方法。

三、

　　以上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接下来要论述的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学”是如何贯彻到现实生活和行为规范上的？“学”对士君子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是什么？以下将简略地从学与仕的关系说起，再深入地从两个方面──学与君子和学与勇──来探讨“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的，“学”从个人的修养做起，修养达到一定的水平与要求后，才可以正人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出仕就成了很重要和必要的选择。学于仕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是子夏的表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9.13）
古时候仕和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关系。已经出仕的人应该通过“学”来规范、修养和继续提升自己，以便能够更好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有了一定“学”的基础的个人，应该出仕，以期将个己的能力贡献出去，这样才能维护道，发扬道，推行仁义。就学与仕的先后而言，“学”应置于仕之前。也就是说，从儒家的本质来说，正确的秩序应该是先学后仕，传统的“四十始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孔子曾经说过：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8.12）
从这一则可以知道，仕不应该也不是“学”的最终目的。孔子也曾经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1.1）由此可以见出，没有一定“学”的基础、“学”的成就而出仕，在孔子而言是不被看好，或者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这样颠倒了儒家认为的应有的秩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子张学干禄时，孔子便回答他说：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18）[11]
所谓的“多闻”、“多见”指的就是“学”。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位者客观、理性地处理事情。因此表面上是官职和 俸禄都在“学”里头了，实际上是士君子的成就都建立在“学”上。

　　另一方面，既然“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那么“学”的更本质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论语．宪问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4.42）
“学”的更本质意义是“以敬”、“安人”和“安百姓”。对士君子的义务和责任，孔子给了“以敬”、“安人”和“安百姓”的明确指示。士君子有了一定的修养便应该做到这几点，以使一切恢复正道。尤其“安百姓”一项，是“尧舜其犹病诸”的，可见通过“学”而成为士君子是不容易的。

　　就学与士君子的关系，孔子曾言：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
其实，《论语》里头说的全是孔子对士君子的要求与规范。也可以说孔子是以士君子的“学”来教导学生，并以此为人生思想与行为的指导和规范的。那么要成 为士君子的正确、也是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就有道而正焉”，是“学”、 “好学”。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便曾经对士君子下过这样的定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18）
此处所谓的“质”，主要指的是未经过正式的“学”，纯粹只是通过后天的耳濡目染而获得的思想、行为和性格而言的，这是“生而知之的”部分；而“文” 则是通过后天的“学”才拥有的知识、修养和行为。至于君子则是一个“文质彬 彬”，既有文采同时又朴实的人。也可以说，君子就是一个不虚伪做作，同时 又富有学养的人。所谓“文”，必然是“学”来的，它有避免粗野的作用。[12] 也正因为如此，在先有知识、修养或先有官位的问题上，孔子选择了前者。这是 前面已论述过的。这也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之一。因此当子路问“成人” 时：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4.12）
这里的“成人”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说法是“全人”[13]，即“兼此四子之长”的人。这四种“长”是：智、不欲、勇、艺和礼乐。而这四长则与“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四长都是只有通过“学”才得以获得的“成人”的条件。（后面本文还会重点说明学与勇的关系。）

　　我们知道就儒家而言，因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以只有士君子才能匡扶和拯救天下。因此士君子的“学”(修养、学问、反省等)就成了首要问题。孔子曾言：“君子不器。”（2.12）这里所谓的“不器”，指的是君子并非特定的器皿，只有一个用途。因为君子对于道、国家和人民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君子必须拥有多方面的能力。因此所谓的“不器”，其实就是要求君子应该博学[14]：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6.27）
这也就是颜渊所说的，孔子以“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方式来教导他，并使他“欲罢不能”。当然，“博学”除了在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以外，还包括了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的各种能力。因此孔子在《论语》开篇第一章所强调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以及子夏曾说的“日知其所亡，月无望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9.5）就不难理解了。品德修养，各种知识和能力，必须不断学习、复习才得以巩固，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士君子。

　　而这种“学”、“博学”的态度建立以后，士君子才真正谈得上“道”、“谋道”、“忧道”：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5.32）
士君子是唯一知“道”、掌握“道”的人，但是士君子要“谋道”、“忧道”，首先还是得“学”。可见“学”是唯一成就士君子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子夏才会说：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9.7）
关于士君子的学与道，孔子曾经做过如下的强调：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
对儒家的“道”，士君子应该是“笃信”、“好学”、“守死”的。不“学”，士君子将得不到“道”，不知“道”，那么士君子就不复为士君子了。正因为如此，子夏才会如此说道：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9.6）

　　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士君子的“思”也是建立在“学”上的：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
士君子既然是天下唯一的希望，那么士君子的“思”（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无疑就很重要了。正确的“思”必须以“学”为基础。这也就是孔子为何说“以 思，无益，不如学也”的原因了。对于君子的“思”，孔子曾经做过深入的探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6.10）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君子，认真、全面、深刻、理性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但是这种理智、理性的思考的凭藉是什么呢？正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的“学”。

四、

　　最后要讨论的是学与勇的关系。

　　作为“道”的维护者，士君子除了仁义礼智等修养以外，“勇”也是必不可少的品德修养之一。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见义不为，无勇也。”（2.24）士君子的以道自任、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都是“见义勇为”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说，“勇”提供了士君子以行动和面对恶劣的现实环境的能力与动力，也是士君子内在修养外化为真实行动的保障。

　　但是正如《论语．阳货篇》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弊也贼”，“勇”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凡事都勇往直前，只是一味地鲁莽冲动。这种不顾一切的“勇”就是孔子以下所说的情况：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8.2）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17.24）
正是因为上述的“勇而无礼则乱”、“勇而无义为乱”、“恶勇而无礼者”，所以孔子在赞赏子路以后，便不忘提醒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
“勇”应该有所节制，像子路的鲁莽冲动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勇”。那么真正的“勇”是如何的？“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
从这一章可以明确知道，孔子所谓的“勇”并不是毫不考虑、勇往直前、一味以死以谢天下的愚勇。虽然说儒家本来就有“死而后已”的传统，但是这种“死而 后已”不应该与鲁莽、无知、冲动划上等号。因此孔子曾对“勇”做了如下的限 定：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29）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14.28）
从“勇”两次都排在智和仁之后可以知道，儒家的“勇”应该建立在智和仁的基础上。“勇”应该注入智的因素，否则就会“乱”或者“贼”。而也只有仁人 的“勇”才是真正的“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
没有仁的“勇”自然不是孔子所说的“勇”了。可见要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士君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另一方面，除了智、仁、礼等等的规范以外，对于“勇”孔子还强调了“寡 欲”：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8.10）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4.12）
这其实就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9）、“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4.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14）的意义和原因。一个勇敢但是却不安于贫困的人，将会因私利而破坏了他作为士君子的品德修养。

　　行文至此，很明显地无论是寡欲、智、仁或礼这些作为真正的“勇”的前提条件，都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修养才得以成就的。因此，真正的“勇”也必须从“学”中逐渐培养和壮大起来。也只有这种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勇”、充满了智慧与仁德的“勇”，才有可能达到以下的境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4.22）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19.1）
这是古代士君子，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被推崇和敬重的原因。也正是这种贯注了“学”的精神的“勇”，提供了士君子以行动的勇气，从而维护并推动着人类根本精神价值与真理的推进。[15]

结语、

　　以上本文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具体的人生修养中（士君子的修养），论述了“学”是如何深刻地贯穿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的。后世朱熹独拈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窥得孔子思想的圭臬的。

　　这里我想借用孔子说过的话来总结本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8.17）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9.19）
读书、做学问以及自我修养当如孔子般“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同时也应该明白，人生的“学”就像堆土成山，如果懒得做下去而功亏一篑，这是因为“吾止也”。这也就是朱熹《论语集注》里说的：“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16]

　　至于“学”有所成以后想贡献自己的心力，不管是“正人”乃至于治国、平天下，也应该记得王安石的这一段话：
　　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事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八《杨墨》）[17]

注释：

[1]	《论语》中有子曾经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
[2]	本文引用的《论语》原文，皆出自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著》。除了行文的需要以外，书名与篇名将不再赘述。凡是引用原文处，文末皆标明章节数。
[3]	孟子在“生而知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性善论”。而“性善论”则为儒学提供了理论 的基础，从而使孔子的学说增加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根据。
[4]	这一章全文是：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不入于室。”“善人”指的即“圣人”， 因为在另一章孔子曾经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7.26）此处“圣人”和“善人”是对举的，因此所谓的“善人”指的就是“圣人”。《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对圣贤的“向善”作了以下的表述：“子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3.8）
[5]	“生而知之”虽然是最高的标准，是理想化和理论化的一种说法，但是却不能因为如此便认为它是不重要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不应该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生而知之”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却让儒学有了初步的理论根据，并为后世人们追求高尚的人格操守，提供了理想的楷模。
[6]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20）对于人生的修养和学问，孔子是抱着“乐”的态度去实践的。这种出于真心实意的态度，才可以达到“文质彬彬”、至圣的境界。
[7]	重视“学”是孔子以前便已有了的传统。《尚书》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学”不仅仅是修养的根本，同时还可以使神和人都和睦。《周易．上经．干卦》亦载：“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8]	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认为：“因为孔子一贯重视实践，强调力行，书本知识次要。子路用这话塞孔子的口，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孔子似乎没话可说，只好如此回答，神态如见。是以未从朱注。”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有失之偏颇之嫌，还是朱熹说得好：“治民事神，固学者事。然必学之已成，然后可仕以行其学。若初未尝学，而使之即仕以为学，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几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辞穷，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恶其佞也。”
[9]	孔子曾言：“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16.5）
[10]	子夏曾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能够至少达到上述境界的人，孔子认为即使是还未“学”的人，他也认为这个人必然是已经“学”了的。可见“学”是修养的检验标准。另一方面，“学”是道德修养的前提，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但在知识领域内，真理的检定自有客观的准则，绝不能为道德规范所取代。这也是不容争辩的。而且知识是道德的一个可靠的保证。……道德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持是会发生种种流弊的，尤其容易沦为政治权威的工具。”（《论士衡史》，第13页。）
[11]	孔子曾言：“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7.28）因此“多闻”、“多见”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12]	至于学什么？从什么学起？孔子曾经对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6.13）《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臣亟闻其言矣，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学”是从诗书和礼乐学起的。
[13]	朱熹《论语集注》：“成人，犹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才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
[14]	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杨伯峻先生认为：“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后人还曾说，一事之不知，儒者之耻。”
[15]	后世孟子则将这种充满了“学”的“勇”，扩充为“浩然之气”。孟子所谓的“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无不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培养所能成就的。
[16]	朱熹的《论语集注》对此章的批注全文是：“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17]	摘引自余英时先生的《论士衡史》，第158页。王安石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直承于孔子的。当然，王安石作了补充和发挥。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4.24）古代的学者知道，读书、做学问和出仕，应该先端正、修养自己；现代的学者无真才实学，但是却理想高远，孔子认为这是装饰自己，为了掩人耳目。

 

参考书目：
1.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3月初版。
2.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一版。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二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二版。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一版。
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全五册），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8.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9.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王德龙毕业自广州暨南大学，也是南京大学与大马韩江学院联办中文系硕士班之应届毕业生，曾任教于独中兼担任华文学会顾问。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获得中国南京大学提供2份研究生奖学金，供本会推荐之优秀人选就读。王德龙是本会今年度成功向南京大学推荐的研究生，他获得3年全免研究生奖学金就读中文系博士班，钻研关于中国古代士君子与现代知识份子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