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重要性 

论『学』
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重要性

王德龙


 

  学习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得以传承的唯一方式,而学习也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基础。除去学习,人类将没有文化和历史可言。因此探讨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中“学”的传统与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希望通过对孔子学说中“学”的内涵,见出“学”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

  “学”在孔子学说思想中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道和仁义等是孔子哲学中的中心思想,而若从“本”的角度出发则孝是最根本的人生修养[1]。但是,这一切修养和行为的基础则建立在“学”上。正因为如此,《论语》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于“学”的论述和谈话。

  《论语.季氏篇》[2]中有这么一则记述: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以为下矣。”(16.9)
“生而知之”一向来是孔孟最推崇的人生境界,天生下来便拥有孝、仁义、善良的本性等[3],自然比后天的学习来得更可贵。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也曾经说过:“十室之邑……不如丘之好学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等等的话。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纵使推崇“生而知之”的孔子,其实也并非真是“生而知之”的。其实孔子便很明确地说过: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
事实上“生而知之”是不可能的,这是儒家学说中神秘化倾向的一个表现。否则孔子就不可能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7.33)这里孔子想要表明的是,自己仍须不断地学习以达到君子的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生而知之”,包括儒家的圣人尧和舜。孔子曾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6.30),连圣人也未必可以做到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并且帮助大家生活地很好,可见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对于圣人是如何成就其品德修养的,孔子曾言:“不践迹,亦不入于室。”(11.20)[4]这一节就很明确地指出了,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其实也是踩着前人的脚印逐步成就的。所谓“践迹”,自然指的就是“学”。由此观之,所谓的“生而知之”,只是孔子哲学中最高的标准而已。真正要落实儒家的思想主张,还是得从根本的学习、修养做起。[5]当然,从“生而知之”这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学习层次(不包括生而知)的划分:通过主动学习而知的是最高的层次;遇到困难才去学的,是次一等的层次。自然,不主动、遇见困难也不去学的态度,是孔子所鄙弃的。因此,这一章还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主动学习”。

  “学”是如此的重要,因此《论语》开篇第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一章还可以和以下这一章合参: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15.19)
君子的“人不知而不愠”的修养、气度是建立在“病无能”的基础上的。而“能”自然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培养才得以获得的。由此看来,君子的德行、修养、作为、名声、成就同样必须建立在“学”上。“学”是通往君子、仁人、圣人的根本方法。正因为如此,当孔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便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没有“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基础,便没有日后决定整个中华文化基本特性的孔子。

  关于“学”的重要性,孔子曾经做过多次的阐述和强调。《论语.公冶长》里,孔子便很有自信地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忠信是儒家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此处却让位给了“学”。要如孔子般忠信是不难的,但是要象孔子那样好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在自我反省、检讨时曾说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7.2)从“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默而识之”是学习的方法,“学而不厌”则是“学”的态度,“诲人不倦”是教导他人应有的态度。而教导他人为的也是让他人“学”。更为重要的是,在教导他人之前,自己是否通过“学”而使自己获得了不断的提升,这是教导他人应有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导他人的同时,自己是否也在不断地进步也是孔子所要强调的。因此,“学而不厌”是放在“诲人不倦”之前的。只有通过“学”端正、提升了自己,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教导他人。这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前提。也是士君子的“谋道”、“忧道”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前提。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章,子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叶公的提问,孔子曾经自己给了这样一个答案,其实子路应该回答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更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好学,而不是其它的什么。并且他还要强调自己的好学已经达到了“发愤忘食”乃至于“乐以忘忧”的境界[6]。孔子的这个特点,子贡是看得很透彻的: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
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正在于他的“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二、

  另一方面,通过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亦可以证明孔子对于“学”的重视。孔门七十二弟子中,只有颜回最为孔子所推重。至于颜回被孔子推重的因素,除了他的德行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他的好学: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6.3)
显然,颜回的好学是获得孔子的嘉许的[7]。关于颜回的好学进取,可以从以下这一则中获得印证: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9.11)
对于孔子的学说主张,颜回所抱的崇赏追随的态度是最突出的,并且还全身心投入去身体力行。“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一句,充分地刻画出颜回发愤学习的形像。而他的好学与勤奋连孔子也不得不赞叹:“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9.20)因此,当颜回不幸早夭时,孔子除了痛心疾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11.9),并且还哭之恸以外,孔子还感慨地说过:“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9.21)

  由此可以见出,孔子喜爱颜回的原因正是在于他的好学。因为只有“学”、“好学”德行才有可能提升,这样日后才能匡正别人。正因为孔子如此重视“学”,因此当子路要子羔为费宰时,双方便起了小小的冲突: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11.25)[8]

对子路而言,能够出仕、能够贡献所长,并通过仕的机会来落实儒家的理想,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就孔子而言,“学”始终是根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当时的具体情况、事件的始末是如何的,但是当子路鲁莽、毫不思索地答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时,孔子对他的批评在在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份量和地位。

  除了颜回这一方面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来获得佐证,以论证“学”确实是孔子学说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概念。《论语.子路篇》中有这么一则记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3.9)

从政治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对孔子而言,社会安定富裕了,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是“教”之,是让人民“学”。“学”至少有什么作用呢?子游曾经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7.4)。“学”最低限度可以使君子拥有爱人之心,老百姓容易听从指挥和使唤。这是就“学”的直接和表面影响而言的,从整体的儒家学说出发,“学”的深刻影响以及根本目的当然不仅仅如此。

  有趣的是,孔子对“学”的重视甚至伸展到了择友这一件事上: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16.4)
结交见闻广博的朋友,自然是为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其实就是向朋友“学”,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然,这个朋友必须符合孔子以上三个属于“益”友的条件。能够结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人生“三乐”之一。[9]

  而将“学”的重要性推向极点的则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7.8)

“仁”、“智”、“信”、“直”、“勇”、“刚”这六德是人生修养和出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但是这六德却分别有它们的弊病,即“愚”、“荡”、“贼”、“绞”、“乱”、“狂”。在这一章里,孔子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只有通过“学”才得以保障六德不会沦于六弊。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人们通过“学”来修养自己,通过“学”来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因此,“学”不仅仅是修养的基础,也是修养的唯一验证与保障的方式。[10]

  正因为“学”如此重要,孔子才忧心忡忡地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7.3)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修德、讲学、迁善、改过其实全都属于“学”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忧虑的是“学”。因为“学”是品德修养、道或者仁的基础和前提。除去前提条件“学”,儒家学说将是一个空壳,所有致圣之道都将成为空谈。先正己充学,然后正人、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儒学的根本,也是成为士君子之根本方法。

三、

  以上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接下来要论述的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学”是如何贯彻到现实生活和行为规范上的?“学”对士君子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是什么?以下将简略地从学与仕的关系说起,再深入地从两个方面──学与君子和学与勇──来探讨“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的,“学”从个人的修养做起,修养达到一定的水平与要求后,才可以正人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出仕就成了很重要和必要的选择。学于仕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是子夏的表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9.13)
古时候仕和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关系。已经出仕的人应该通过“学”来规范、修养和继续提升自己,以便能够更好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有了一定“学”的基础的个人,应该出仕,以期将个己的能力贡献出去,这样才能维护道,发扬道,推行仁义。就学与仕的先后而言,“学”应置于仕之前。也就是说,从儒家的本质来说,正确的秩序应该是先学后仕,传统的“四十始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孔子曾经说过: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8.12)
从这一则可以知道,仕不应该也不是“学”的最终目的。孔子也曾经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1.1)由此可以见出,没有一定“学”的基础、“学”的成就而出仕,在孔子而言是不被看好,或者说是不被鼓励的。因为这样颠倒了儒家认为的应有的秩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子张学干禄时,孔子便回答他说: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18)[11]
所谓的“多闻”、“多见”指的就是“学”。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位者客观、理性地处理事情。因此表面上是官职和 俸禄都在“学”里头了,实际上是士君子的成就都建立在“学”上。

  另一方面,既然“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那么“学”的更本质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论语.宪问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4.42)

“学”的更本质意义是“以敬”、“安人”和“安百姓”。对士君子的义务和责任,孔子给了“以敬”、“安人”和“安百姓”的明确指示。士君子有了一定的修养便应该做到这几点,以使一切恢复正道。尤其“安百姓”一项,是“尧舜其犹病诸”的,可见通过“学”而成为士君子是不容易的。

  就学与士君子的关系,孔子曾言: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
其实,《论语》里头说的全是孔子对士君子的要求与规范。也可以说孔子是以士君子的“学”来教导学生,并以此为人生思想与行为的指导和规范的。那么要成 为士君子的正确、也是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就有道而正焉”,是“学”、 “好学”。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便曾经对士君子下过这样的定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18)
此处所谓的“质”,主要指的是未经过正式的“学”,纯粹只是通过后天的耳濡目染而获得的思想、行为和性格而言的,这是“生而知之的”部分;而“文” 则是通过后天的“学”才拥有的知识、修养和行为。至于君子则是一个“文质彬 彬”,既有文采同时又朴实的人。也可以说,君子就是一个不虚伪做作,同时 又富有学养的人。所谓“文”,必然是“学”来的,它有避免粗野的作用。[12] 也正因为如此,在先有知识、修养或先有官位的问题上,孔子选择了前者。这是 前面已论述过的。这也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之一。因此当子路问“成人” 时: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4.12)
这里的“成人”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说法是“全人”[13],即“兼此四子之长”的人。这四种“长”是:智、不欲、勇、艺和礼乐。而这四长则与“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四长都是只有通过“学”才得以获得的“成人”的条件。(后面本文还会重点说明学与勇的关系。)

  我们知道就儒家而言,因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以只有士君子才能匡扶和拯救天下。因此士君子的“学”(修养、学问、反省等)就成了首要问题。孔子曾言:“君子不器。”(2.12)这里所谓的“不器”,指的是君子并非特定的器皿,只有一个用途。因为君子对于道、国家和人民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君子必须拥有多方面的能力。因此所谓的“不器”,其实就是要求君子应该博学[14]: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6.27)
这也就是颜渊所说的,孔子以“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方式来教导他,并使他“欲罢不能”。当然,“博学”除了在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以外,还包括了治理国家和安抚百姓的各种能力。因此孔子在《论语》开篇第一章所强调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以及子夏曾说的“日知其所亡,月无望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9.5)就不难理解了。品德修养,各种知识和能力,必须不断学习、复习才得以巩固,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士君子。

  而这种“学”、“博学”的态度建立以后,士君子才真正谈得上“道”、“谋道”、“忧道”: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5.32)
士君子是唯一知“道”、掌握“道”的人,但是士君子要“谋道”、“忧道”,首先还是得“学”。可见“学”是唯一成就士君子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子夏才会说: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9.7)
关于士君子的学与道,孔子曾经做过如下的强调: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
对儒家的“道”,士君子应该是“笃信”、“好学”、“守死”的。不“学”,士君子将得不到“道”,不知“道”,那么士君子就不复为士君子了。正因为如此,子夏才会如此说道: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9.6)

  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士君子的“思”也是建立在“学”上的: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
士君子既然是天下唯一的希望,那么士君子的“思”(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无疑就很重要了。正确的“思”必须以“学”为基础。这也就是孔子为何说“以 思,无益,不如学也”的原因了。对于君子的“思”,孔子曾经做过深入的探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6.10)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君子,认真、全面、深刻、理性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但是这种理智、理性的思考的凭藉是什么呢?正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的“学”。

四、

  最后要讨论的是学与勇的关系。

  作为“道”的维护者,士君子除了仁义礼智等修养以外,“勇”也是必不可少的品德修养之一。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见义不为,无勇也。”(2.24)士君子的以道自任、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都是“见义勇为”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说,“勇”提供了士君子以行动和面对恶劣的现实环境的能力与动力,也是士君子内在修养外化为真实行动的保障。

  但是正如《论语.阳货篇》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弊也贼”,“勇”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凡事都勇往直前,只是一味地鲁莽冲动。这种不顾一切的“勇”就是孔子以下所说的情况: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8.2)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17.24)

正是因为上述的“勇而无礼则乱”、“勇而无义为乱”、“恶勇而无礼者”,所以孔子在赞赏子路以后,便不忘提醒他: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
“勇”应该有所节制,像子路的鲁莽冲动并不是儒家意义上的“勇”。那么真正的“勇”是如何的?“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

从这一章可以明确知道,孔子所谓的“勇”并不是毫不考虑、勇往直前、一味以死以谢天下的愚勇。虽然说儒家本来就有“死而后已”的传统,但是这种“死而 后已”不应该与鲁莽、无知、冲动划上等号。因此孔子曾对“勇”做了如下的限 定: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29)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14.28)

从“勇”两次都排在智和仁之后可以知道,儒家的“勇”应该建立在智和仁的基础上。“勇”应该注入智的因素,否则就会“乱”或者“贼”。而也只有仁人 的“勇”才是真正的“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
没有仁的“勇”自然不是孔子所说的“勇”了。可见要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士君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另一方面,除了智、仁、礼等等的规范以外,对于“勇”孔子还强调了“寡 欲”: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8.10)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4.12)

这其实就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9)、“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4.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14)的意义和原因。一个勇敢但是却不安于贫困的人,将会因私利而破坏了他作为士君子的品德修养。

  行文至此,很明显地无论是寡欲、智、仁或礼这些作为真正的“勇”的前提条件,都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修养才得以成就的。因此,真正的“勇”也必须从“学”中逐渐培养和壮大起来。也只有这种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勇”、充满了智慧与仁德的“勇”,才有可能达到以下的境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4.22)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19.1)

这是古代士君子,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被推崇和敬重的原因。也正是这种贯注了“学”的精神的“勇”,提供了士君子以行动的勇气,从而维护并推动着人类根本精神价值与真理的推进。[15]

结语、

  以上本文说明了“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具体的人生修养中(士君子的修养),论述了“学”是如何深刻地贯穿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的。后世朱熹独拈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窥得孔子思想的圭臬的。

  这里我想借用孔子说过的话来总结本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8.17)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9.19)

读书、做学问以及自我修养当如孔子般“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同时也应该明白,人生的“学”就像堆土成山,如果懒得做下去而功亏一篑,这是因为“吾止也”。这也就是朱熹《论语集注》里说的:“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16]

  至于“学”有所成以后想贡献自己的心力,不管是“正人”乃至于治国、平天下,也应该记得王安石的这一段话:
  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事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八《杨墨》)[17]


注释:

[1] 《论语》中有子曾经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
[2] 本文引用的《论语》原文,皆出自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著》。除了行文的需要以外,书名与篇名将不再赘述。凡是引用原文处,文末皆标明章节数。
[3] 孟子在“生而知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性善论”。而“性善论”则为儒学提供了理论 的基础,从而使孔子的学说增加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根据。
[4] 这一章全文是: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不入于室。”“善人”指的即“圣人”, 因为在另一章孔子曾经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7.26)此处“圣人”和“善人”是对举的,因此所谓的“善人”指的就是“圣人”。《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对圣贤的“向善”作了以下的表述:“子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3.8)
[5] “生而知之”虽然是最高的标准,是理想化和理论化的一种说法,但是却不能因为如此便认为它是不重要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不应该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生而知之”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却让儒学有了初步的理论根据,并为后世人们追求高尚的人格操守,提供了理想的楷模。
[6]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20)对于人生的修养和学问,孔子是抱着“乐”的态度去实践的。这种出于真心实意的态度,才可以达到“文质彬彬”、至圣的境界。
[7] 重视“学”是孔子以前便已有了的传统。《尚书》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学”不仅仅是修养的根本,同时还可以使神和人都和睦。《周易.上经.干卦》亦载:“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8] 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认为:“因为孔子一贯重视实践,强调力行,书本知识次要。子路用这话塞孔子的口,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孔子似乎没话可说,只好如此回答,神态如见。是以未从朱注。”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有失之偏颇之嫌,还是朱熹说得好:“治民事神,固学者事。然必学之已成,然后可仕以行其学。若初未尝学,而使之即仕以为学,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几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辞穷,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恶其佞也。”
[9] 孔子曾言:“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16.5)
[10] 子夏曾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能够至少达到上述境界的人,孔子认为即使是还未“学”的人,他也认为这个人必然是已经“学”了的。可见“学”是修养的检验标准。另一方面,“学”是道德修养的前提,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但在知识领域内,真理的检定自有客观的准则,绝不能为道德规范所取代。这也是不容争辩的。而且知识是道德的一个可靠的保证。……道德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持是会发生种种流弊的,尤其容易沦为政治权威的工具。”(《论士衡史》,第13页。)
[11] 孔子曾言:“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7.28)因此“多闻”、“多见”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12] 至于学什么?从什么学起?孔子曾经对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6.13)《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臣亟闻其言矣,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学”是从诗书和礼乐学起的。
[13] 朱熹《论语集注》:“成人,犹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才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
[14] 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杨伯峻先生认为:“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后人还曾说,一事之不知,儒者之耻。”
[15] 后世孟子则将这种充满了“学”的“勇”,扩充为“浩然之气”。孟子所谓的“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无不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培养所能成就的。
[16] 朱熹的《论语集注》对此章的批注全文是:“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17] 摘引自余英时先生的《论士衡史》,第158页。王安石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直承于孔子的。当然,王安石作了补充和发挥。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4.24)古代的学者知道,读书、做学问和出仕,应该先端正、修养自己;现代的学者无真才实学,但是却理想高远,孔子认为这是装饰自己,为了掩人耳目。

 

参考书目:
1.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3月初版。
2.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一版。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二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二版。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一版。
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全五册),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8.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9.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王德龙毕业自广州暨南大学,也是南京大学与大马韩江学院联办中文系硕士班之应届毕业生,曾任教于独中兼担任华文学会顾问。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获得中国南京大学提供2份研究生奖学金,供本会推荐之优秀人选就读。王德龙是本会今年度成功向南京大学推荐的研究生,他获得3年全免研究生奖学金就读中文系博士班,钻研关于中国古代士君子与现代知识份子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