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人文意识的真知

　　什么是中华文化之人文的真知？什么是中华文化之神的概念底下的人文的真知？要解开东方文化之深邃奥秘的精神色彩，还要从其古朴的创造性思维之言、意、形、象、辞的词义加以分析其言、意、辞的语言逻辑和形、象、意的思维逻辑。辞是已经具有的文化意识。意是尚未完成的人文意识。“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所言之语言的名实的陈述，语言的名词具有“指”、“物”和“物指”三个语词的分类。语言其之谓的指物是名，其谓之的物是实。物是体，名是用。物的思维逻辑有名实之别。名之用其“指物”是概念，其“物指”是范畴。天地是“指物”的抽象概念。马是实物的具体概念。在语词上名是抽象的，实是具体的概念。思维之名有“物象”和“意象”的逻辑之别，其物之名要有所指的意义，也要有所物指的意识。名词的类别是概念和范畴。名”之“指物”的抽象概念是“物象”，“物指”的范畴是“意象”。物象是概念，意象是范畴。意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实物。以西方康德的哲学来说，“意象”的范畴是智思之物。

　　在中华的文化模式中“意”的物指范畴是人文的意识,其指物概念是人文的意义。语言和思维的逻辑，在中国先秦就有名家公孙龙的指物论和名实论。指物论是语言的逻辑，名实论是思维的逻辑。在语言的言、意、辞的逻辑规范中，言的名实之概念和范畴的层次是语言／言辞／言论。言辞是言所指的意义；“语言”是“物”的称谓；言论是言所物指的意识。中华文化的人文意识是“仁”与“智”，其人文的意义是“仁”与“义”。孟子认为人文的意义是人心所同然的理也，义也，心外所同然的道也，义也。孟子对人文意识和人文意义的诠释是儒学的学术典范。后儒根据孟子心所同然的“义”诠释为“仁义”，心外所同然的“义”诠释为“礼义”，这是孔子儒家的学术典范。在中华的文化上“儒学”和“儒家”是不同的。新中国的学人反儒家，海外学人尊儒学。中华文化以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意义为儒学科层的典范是经典学术的文本。

　　在形、象、意的逻辑层次，意的人文意识具有：认识／知识／意识的三个层次。从中华文化模式之思维逻辑的形、象、意来分析，神之“物指”涵盖形中之神，精中之神和道中之神的三个意识。它具有：一。形／气／神的认识论层面；二。精／气／神的知识论层面；三。道、气、神的意识论层面，意识论也称为价值论。其形中之神的物指是“谷神”其精中之神的物指是“祖神”；其道中之神的物指是“神物”。“神”之人文意识的文本层次是精神／神明／神圣。“物指”之“神物”的原创意识，要从文字学和人类考古学中寻求，才能得其人文的“真知”。

　　“天”是言所“指物”的物之象。“神”是言所“物指”的意之象。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是人文意识的三大学术层面。《易经》宣扬“阴阳不测之谓神”，其神之谓所“指”的神明和其所“物指”的神圣的精义是：人的认识，知识和意识，其神识之对于宇宙的阴与阳，天地的刚与柔，人世的仁与义的范畴都能神明，也能神测，故德可配天。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张载所承启的人文意义义，所建构的人文意识，及其认知经典文本之“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言论，是学术求取道、德、善、仁、诚、理、义、礼、法、仪、之社会文化进程之人文真知的方法论。言、意、辞的语言逻辑和形、意、象的思维逻辑所高扬的人文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文化模式。了解中华文化的语言和思维逻辑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自然能够开启中华文化之经典文本的精神奥秘而承前启后。

中华文化生命的根柢

　　一个生态界能够存活而繁衍，是生命完美的遗传和基因随环境的变易。一个民族，一个文化能够存在而回应与挑战历史，其承先而启后的文化传承，不仅是完美生命的优生遗传，也是完美文化的优势传承和创新。中华人文科层的治学是由内而外之尊德性，道问学的方法。从阐精致意之精神文化内塑的过程而达致由外而内的求取知识的博约化过程。中华精致文化深入文化意识的深层，直涉其人文与科学之概念和范畴的逻辑思维和起人文创造价值的理性创造性思维。中华文化多元源流之动态生命的文化进程，跨越文化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融合与交融而形成其独特文化根柢之源远流长而瓜瓞绵绵的文化体，使之不断吸纳外族的优异文化而超越自己。

　　上个世纪中国西学启蒙的学者穷于社会的改革运动，脱亚入欧的社会反思顾不上文化生命在社会群体中的文化失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提不上议事的日程。心存乎于天籁之音，道德之符的中学用不上心力。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彻底击垮了东方的帝国。世界文化的重心顿落在西方。东方天籁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的文化独特的创造气质，反成了西方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思潮。一个社会少了自身的文化生命，自会缺乏自觉意识，无从激起文化的反思。思想本身没有具备文化内在的学养与认识，掌握系统的知识和方法，整个社会一时化解不了复杂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问题，更谈不上融合东西方的精致文化。

　　一年冬尽春来的生命气息，满绿千紫的丛林生态，自然是“根深柢固”的蓬勃生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启蒙的百年新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逢生展现新姿是世界文化的期待。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文化先师孔子的叮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价值和知识理性的不加修炼，专业和学术的教育不开讲，听闻有意义的意识而不变通，患得患失不能改善过失是孔子终生忧患于人文精神的感召力量不足。探索中华文化的源头，追溯其文化发展的整体动向，精研中华历史动态的文化进程，用以比较西方文化模式，可以作为人类历史前进的共同文化模式；探讨其社会体制、制度和文化系统之社会意识的演化和时代精神的思想变革，可以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共通的文明态势；探讨其文化生命之思维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和直观思维所建构的人文典范，可以作为人类社会共有之科学与民主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原文化的心态和大一统民族国家的意识，可以作为世界民族共生之兼容并蓄的共命慧，以成就多元文化的社会为地球村的模范和典范。

　　中华文化之真、善、美、诚、圣、神的道、德、善、仁、诚、礼、义、理、法、仪的社会意识，其历史文化进程是东方文化遗传的基因链与民族历史的记忆链和文化意识的记忆链。中华文化的意识是精诚的所在，精忠的所育。中华文化的视野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的人生和世界？心中密藏文化意识的爱，眼中点燃无限文化密藏的知识，心神炽燃无穷文化密藏的理性和理智的智慧。充沛于宇宙自然生气之刚健中正的心中浩然正气是文化意识的无比力量。科学与人文之见仁见智的意识，其仁是人格，智是人性。原始儒学的仁智双彰是知识与智慧的化身，印度佛学之佛性慧根的所在。人文之心的能量发乎于人类内心之礼仪和审视法度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体制。“仁义”的行为规范和“礼义”的社会体制是原儒的人文意识。自然有道的宇宙和人文有义的世界是老子之道与德的学术范畴。自然的理和人文的义是人类的知识力量。孟子思想体系所谓之“仁、义、礼、智根于心”的理念是人类心神的共通之处和人类共有之价值和知识理性的心理层次。凡人都能做理性的思考，做有意义的工作，也能在沟通上相互理解。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意识是社会的文化理性。

　　然而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自然气质是恒常不变的音符。一个世纪的东西冷战和中国的文化变天，天人生命气质的神同道合之天籁梵音依然如在。天人之志相交而同于天德而与天道合于一之《易经》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振聋发聩。西方四百年殖民和民族国家的争霸战，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中心岛的战略余绪仍然在二十一世纪荡漾。回教恐怖主义发动对西方的圣战威胁著世界和平。人类社会对地球环境长期的破坏，其所引发动物病毒和人类病毒之交叉感染，危害人类免疫系统的致命瘟疫猖獗。西方文化系统面对千年一瞬之地球动荡的冰河时代，人类急需多个文化系统的文化资源和世界物力的襄助，共同面对天灾人祸的世纪灾难。

　　中华经典文化的“为己之学”重新纳入世界文化的议事日程将对世界战略的平衡有着极大的启发力。把之与佛洛伊德之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层次作比较研究，是人类新世纪的福音。孔孟荀儒学心目中的“为己之学”是探索人格和人性与天道和天德之生命气质的人文哲理。它涵盖“本我诚明”之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心性”和“心智”的智慧；包挂“超我诚敬”之仁、礼、忠、诚、信之“仁义忠恕”的价值理性和“真我诚信”之义、理、礼、法、仪之“精忠意识”的知识理性；包含“自我意识”之“礼义廉耻”的恭、宽、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之自我行为规范的社会理性。中华文化之温柔敦厚的文化模式所呈现的道、德、善、仁、诚、礼、义、理、法、仪的社会规范是人性的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人性之理性和理智与知识和智慧之二重性向之人格和人性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仁义忠恕，礼义廉耻的四维是国家社会的纲纪。精、气、神、一之四物是自然生命的义理，人之生命气质的道纪。四维是儒学，四物是道学之文化生命的根柢。易道儒大中哲学观是中华文化之生命的根柢。

　　植物的“根柢”受到自然环境的局限。阳光和水的条件不足，“柢”(Bud)根本不能成长成叶、花和茎。柢不固，植物生命被摧残而质弱品劣。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文化生命的“深根固柢”是民族长生久视之道。新芽“柢固”的基因是生命顽强的生存意志。文化生命的“根柢”不固，生命意志容易被软化而招受压迫，欺凌与摧残。国家的文化种子飘零，民族的文化生命如何能够“根深柢固”？

中华哲学之两一思维”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之人文精神的“真、善、美、诚、圣、神”的文化论是中华文化的大视野。能够满足生活欲望和社会欲望的行止是善的表现；能够彰显个人仁、礼、忠、诚、义的美德，便具备使人信服的诚信；能够充实自己的信心就是美的心态。信心充实而以己身之充实美的文化感召世人，其行为举止是伟大的。伟大的行止感化自己文化以外的人民，便是圣人。有德行的圣人，其神圣之处在于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所具备之人性的智性和理性的大智慧。

　　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是两个大系统。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代代生存，本身便具备对此两大系统的适应、挑战和回应的生命本能和文化潜能。天、地、人的自然规律、生命法则与文化生命的创造能力是中华的文化观。一个完美的人性与人格，其至道、至德、至善、至诚的人文关切，必须体现此两大系统之的价值理性（善与仁）、知识理性（道与义）、沟通理性（诚与礼）和社会理性（德与智）的人文价值，心的能量才能开创其创造的价值。创新的中华精神必须传承此四大的人文精神，培养性命双修，具备科学与文化素养的国民性格，才能造就国家的综合国力。

　　宋朝理学大师张载贯穿天之道的阴与阳，地之道的刚与柔（干与坤）和人之道的仁与义的易道儒哲学，终于完成其“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之天地人的两一哲学的学术成就。道与德，仁与礼，理与义，道和义的两不能确立，神明和神圣合于一的智慧便不能显现。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两个系统结合于“一体之道”的大系统中。人不能窥探与掌握“道”的系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规律和法则不容易为人所利用。“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神无方，易无体，（心）大且一而已尔”，张载把天、地、人三个系统分别化约在〔精－气－神〕，〔道－气－神〕和〔心－气－神〕三个层次的哲学范畴中。〔精、气、神、一〕的原道哲学系统和〔道、性、命、心〕的原儒哲学系统，其哲学范畴之〔精一、神一、道一、心一〕的“两一”思维逻辑和语言逻辑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中华文化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深层心理结构。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的“两”合之于神一的思维逻辑是庄子两一哲学。“精”和“神”的概念和范畴，其精和神的“两”合于一体的“气”。精与神是“生命气质”的“一”。这是老子“唯道是从”于“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知识理性，和庄子《刻意篇》之“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之理性思维是精、气、神的哲学文本。“道”和“德”是老子思想的“两”而合于天人的“一”。阴和阳是《易经》思想的“两”而合于自然生态平衡的“一”，“太极的阴阳之道”。原儒之“仁义”和“礼义”是儒家人文思想的“两”而合于“天德”的一是孔子崇尚的一贯之道。《中庸》的两一思维逻辑的“诚敬”和“诚明”合“一”于儒学的信和道学的真。

　　朱熹理学一系“理在气先”之儒家继传承周易文化，把道家之知识理性（道、义）和儒家之价值理性（德、智）归趋于孟子之“仁”与“义”的人文意识而开创〔心－物－理〕的两一哲学的思维逻辑，高扬生命气质之“知的本能”和“德的本性”而推崇“忠恕”和“精忠”的人文精神。明。王阳明心学一系综合心性合一、体用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形上哲学，把握社会理性（礼、德）和沟通理性（智、义）于孔子之仁与礼的人文意识，而开创〔心－性－理〕的两一哲学的思维的逻辑，高扬生命气质之“仁的本性”和“德的本能”。孟子之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人文意识是宋朝理学和明朝心学的哲学文本。

　　名实耦合是墨子思维逻辑的两一。概念和范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一的思维逻辑。观念和理念是范畴的“两”而合于思想的“一”。物质与精神是思维的“两”而合于“文化生命”的“一”。文化生命的“一”，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物质与精神的“两”都合于思维的“精一”和“神一”；宇宙时空与自然之“生命气质”的“两”合“一”于宇宙规律中的道。凡是人都具备思维的“同一”和思维的“理一”。东西方哲学之物质与精神的“两”都合“一”于自然规律的“理”与合“一”于思维之“同一”的“道”。道与理和道与德是中国哲学的“两”，道理是理一，道德是同一。这是墨子尚同一义之于天，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思潮。“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之学术精神的科层典范。《易经》元`亨`利`贞“四象”所象征之乾元的生命象征是中华先民在洪荒生活中，所感受一日之中太阳东升在地平线上的“阳谷”，西落在地平线下的“隅谷”之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生命变化的“谷神”之道纪。四象比赋于植物之生命范畴的种子、根、叶茎、花果的概念于农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贞测的时序作业。

　　中华先民生活在洪荒的自然界域中，范围天地而出入以度其生命活动之疆域的吉凶。从“先天易”观天法地，以日星、水火、山泽、雷电的自然物象为度，进而象征之以乾坤、离坎、震巽、艮兑的八经卦，用以表示南、北、东、西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之空间的八方位与区位。中华先民在与自然搏斗的万年记忆中，生命招受冰河期洪水泛滥经历海水倒灌灭顶，氏族向高地大迁徙，历时400百年地球灾难的动荡时代。炎帝东夷氏族之阳夷、淮夷、鸟夷的古文明三度辗转迁徙经历了黄帝与蚩尤，炎帝和共工两次氏族的历史大火拼。炎黄二族联姻集团的伏羲氏族和巴蜀融合凤鸟和炎帝氏族的两股文明和文化，而阳夷／鸟夷在华夏九州开发黑陶、彩陶文化的玉钺文明，最终仰韶文化以黄河流域之渭河与洛河的河洛文化继承了中华五岳图腾之皇极的政治理念，夏朝重新亨享太和的自然生态，以二十八星宿和五行天象之太极思维，在华夏五岳的文明疆域拓展商、周时代的青铜文明；在周易文化之后开创世界首个古代民族国家。中国夏、商、周的华夏文明以之绵延至今。

　　政治人物天纵才情的魅力和历史发展的政治态势是文化生态曲折发展过程的历史因缘。历史发展的天平一端是政治，另一端是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文化进程中，自然生态无私的生机是人文世界衍化和绵延的精神所在。人只有善于了解自然的道系统的奥秘，体认人文之德系统的奥义，才能把科学与技术带进政治制度和社会系统的体制之中，在当代的历史主导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促进文化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融合与交融。政治是权，文化是衡。政治和文化的功能如何调适人类之适应、回应和创造之历史的进程？政治失去制衡社会制度、系统、体制的管理机制时，文化意识要加权对政治制度和系统加以探讨和反思，这是社会反思的政治改革的过程。文化失去对政治制度和系统体制的参与和理性批判时，政治意识则要加权对文化的思辨和反思，这是方法论辨证之科学与管理的思辨过程。政治与文化，科学与哲学，的思辨过程是社会反思和文化反思的历史过程。

　　政治是管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众人的事。维护国家社会安定繁荣是每个政府和人民的责任。政治的领导人才和经济的企业管理人材是国家精英的精粹。经济是为己，还是为人？政治是利己，还是利人？国家要在经济上富有，还是在文化上富有？政治与经济的义利之辩，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易经》早已有认识。太阳以“善”长万物，以“美”利天下。自然能够美善而不言利。因为太阳永远是那么的刚健中正，拥有无穷纯粹的物质和能量。不管经济还是文化，国际竞争的自然法则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无穷创造力。

　　在国际化的政治舞台和环球化的经济市场的氛围中，利己和利人的抉择，不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选其一好像天平没有称砣而失衡。这是《孟子。尽心篇》所说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谓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的经验只谈。语言和文化，母语和国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科学与人文亦是如此。选择其一，便会破坏国家的总体的文化发展而失去国家综合国力的无穷创造力。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至善的人文意识莫大于人类的利益。21世纪之世界和平与绿色环保的国际问题，只能向《周易。干文言》之“利者，义之和也”的文化来解读。

　　“大中”与“太和”是华夏文化在自然宇宙之“乾坤”的两仪宇宙与“阴阳”两仪的生命世界所创发的文化理念。“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太极模式的思维系统是中华的文化模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尚书。尧典》的历史记载，中国在四五千年前之夏朝的尧舜时代，掌握了天体宇宙运行永远健在的规律和太阳轨道之地球运行所显现之春夏秋冬的时节变化，开创24气节之农耕历法，展示了天人合一之《易经》、《周易》历史文化的农业文明。

　　中华先民从易经的智慧中得以认识“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之文化生命的象征意识。“善长”和“嘉会”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是自然之道；“利和”之“仁与义”和“贞事”之《河图》与《洛书》是人文的德。天人之道与德的理念相通而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是中华的文化模式。

　　“太和”之自然宇宙的范畴理念，通过气节时序之农耕的安稳生活转化为人文范畴的概念的“大中精神”是皇权政治的“皇极图腾”的象征。《周易》之“利者义之和也”的理念是“降衷于民”的易道儒的大中哲学观。皇极的大中理念是《干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宇宙善性的德行范式。德性和德行相一致的儒学科范，皇极之“大中精神”的人文意识与《论语》之“礼之用和为贵”的社会意识是中华文化之政治、社会体制之至善的价值意识。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庄子》之“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范畴理念是科学至美的方法和理论。周易天地人之道的“阴阳、刚柔、仁义”，统合老子的“道与德”，孔子的“仁与礼”，孟子的“理与义”的范畴理念是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哲学范畴素养。老庄之自然宇宙的“美善”情怀则是中华之文学与艺术的精髓所在。

　　“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是易经《泰卦》天人合一的理念。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者息息相关，科学与文化两者脉络相系。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共通而为一体。其自然生命的奥妙与人文的奥义的表征，反映在自然与人文之和谐的宇宙总体，不外是“乾元”与“坤元”之“刚柔有体”的自然宇宙系统。“柔得位得中，而应乎干”，坤元和乾元是同一个宇宙的世界体系。因而“乾元”的生命世界是地球以太阳为中心之柔者得位”的太极系统；“坤元”的宇宙世界是太阳以太一为中心之“柔者得中”的无极系统。太极的有世界和无极的无世界，其物质与生命之“有无相生”构成了“无极而太极”之老子“道世界”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由《易经》之“乾元“和“坤元”的宇宙世界观，看待今日世界的科学宇宙观，太阳的银河系是整体动态的旋转天体。宇宙银河与银河间的“黑洞”拉力，是混沌宇宙世界化生的力量。人类世界如今眼界所能及的生命科学尚未能窥探太阳银河系的“无极”宇宙，在地球看宇宙是一个扁平的宇宙世界，人也是一个井底蛙。老子之道智慧的真理，不论是人文与科学，政治与学术，都不能偏执于一体生命和一体文化之生命体的短暂认识。老子的道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泉源，同时也是世界社会文化理性的创造源泉。

　　从《周易．说卦传》“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求知过程发展至今，《易经》对皇极之“大中精神”之“与四时合其序”的“德性”与“德行”的社会意识和哲学理念，已是鲜明的科层范式。然而对“与鬼神合其吉凶”之“在天成像，在地成形”之“太和”和“未和”的科学概念，儒释道的中华文化尚未洞察其系统变化的全貌，未能侦破其万象之“未和”的天机。

　　在孔子诞辰后2556年的今天，站在新加坡之世界科学的前沿，探索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要取法于《易经》之太阳银河系之坤元宇宙的道思维。依据“人法地，道法自然”的辨证法，探索生命吉凶之宇宙万象之“义”与“理”的科学原理，地球公转轴和自转轴应乎于乾坤两仪的周期天体运行的变化是其天机的所在。地球周期之地理和地质变化的海潮、海流、气流、河流、冰川的流向和造山与造水运动之自然现象的变化，是自然生态的生命吉凶所在。四季南北半球的气候和地理变化是地球公转的结果。东西半球之陆地板块漂移，地质构造之陆脊海沟的升降变动与火山、地震、海啸的发生却是地球和太阳公转的结果。这些都是已知的科学知识。然而地球自转轴应乎乾坤之势的易位态势所涉及的南北极之冰层的东西移位和气候带之南北位移的地理现象，与地球海陆半球之东西半球移位的地质构造变化的地质现象和地理现象之“未和现象”却是科学的未知。

　　我心法在佛，佛心悟在我。自然生态“未和”的“未知”犹如《西游记》唐僧西方取经，孙悟空挑战佛陀的智慧，始终逃不出佛陀自然手掌心的佛法。其宗教的慈悲和博爱的奉献精神，似乎只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与艺术情怀，不能提升至世界水平之科学与政治高标的价值意识。印度的佛学和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和回教文化，接上西方的科学，是世界文化之人文与科学的整合；西方浪漫主义之文学的艺术情怀与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接轨东方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是21世纪世界文化之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民主大统合。人类要享人文生态之“大中精神”的世界和平，首先必须了解自然生态之“太和”和“未和”的宇宙先机。

　　人法地，由阳光在冬至和夏至之直射于南北回归线上，可以晓得地球公转轴的角度是23.5度。地球自转轴的角度，永远指向北极星的方向的66.5度也是太阳的公转轴的角度。地球自转轴因地球和太阳的公转而有1度的偏差。地球自转轴的偏差，因太阳公转之远中心点和近中心点的变化，影响日光斜照于地球纬度圈之66.5─90─66.5度的冰原之东西回归摆动的幅度而造成极地冰层的变化。南北两极的冰层解冻，山地冰川的溶化与气候带的移位而带来冰河期和沙漠期的气候异常现象是地球生态异常的“未和”原因。

　　太阳公转的周期是2,5800年。中华民族在万年史遭受自然生态之未和状态所招受之民族蒙难的历史记忆。中华氏族与氏族，民族与民族的斗争和融合，三苗族裔离开华夏中心在边陲繁衍，出走美洲的历史记忆链和中华民族融合的人文智慧的记忆链是人类文化当前之政治与经济整合的文化能量。周易精神汇集人文精萃，探知自然生态的未和；探索自然善性与社会制度、体制、系统的人文价值意识，人类世界的大利是各方文化在科学与文化，政治与经济领域共同努力奋斗所创造的成果。人类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合作而不是斗争，适应自然而不是争胜自然与破坏自然。

　　世界华裔精萃和世界民族精萃嘉会于太平洋两岸会通东西文化，重振中华元亨利贞之《周易》的精神。大中的人文精神和太和之自然生态的自然意识开拓了人类智慧之智性的奥义；科学哲学之地理现象和地质现象之思辩的方法论揭开了知识之理性的奥秘。特别是地轴在太阳绕其“太一”之中心点运转一周费时2,5800年。因为远中心点和近中心点造成地轴1度的偏差所形成的“极地易位”和气候带移位，形成冰河期和沙漠期之气候异常与冰川/冰河异动；地质结构变动的造山运动的火山/地震/海啸所带来地球生态的反常现象，以及地球磁场易位的造水运动的诠释和说明，是地理学界的创新。一人通而万人亦通,中西文化才能融合世界学术于一体。

　　世界文化是千年一瞬的文化。美国两百年的文化辉煌，历经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落实了强权霸势的文化心态，以图掌握武器的先进杀伤力，控制和掌握能源和生产力的经济来维护和平。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一体化的年代，何者为先？历史的造势，战前的日本、德国和战后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掌握文化的先机和历史的契机。什么是历史的文化造势？日本在唐朝以后逐步吸纳中国儒释道文化，但近千年的文化道行改换文化跑道。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显然未能进入五千年藏之于密的中华的文化生命。因此也就无从打开中华有容乃大之仁者无敌和绝学无忧的道、德、善、仁、诚、理、义、礼、法、仪之人类文化进程的文化密藏，亦无从窥探其理性和直观思维所建构的人文意识和历史智慧。中华文化的道藏和儒藏与佛藏文化，其藏之于密的文化心态所建构的人文意识和历史智慧，才是源远流长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造势。

　　中华文化密藏万年人类的文化史。其认识自然环境和宇宙世界的动态变化，而与之搏斗的历史，充满着无数人类适应、回应和创造的文化密码。文化取法乎上，学习于上仅得其中层文化的风范。取法乎中，学习于中，仅得其下层的文化的风俗。学习于优势的文化是历史的文化造势。世界优势的文化一东一西。文化的时代潮流一时东一时西。掌握东西优势的文化才不会处于下风的历史造势者。历史是下风，文化是上风。已经发生的历史轨迹是历史的下风。学习中华文化的“文化密藏”才是文化的上风。展开科技和科学，专业和学术，传统与现代领域的综合研究和学习，不在文化的上风学习，只图在历史的下风学习，永远不会站在文化的上风。历史是死的，文化的进程才是活的。活的文化进程永远保持文化生命之“深根固柢”的种苗。文化生命所造势的文化是历史的永恒。人文教育的科研要辨别科学的真知和文化的俗知，避免学术纳入“俗知”的误区。宗教与文学是俗知，科学和人文是真知。中华文化是人文的真知。西方宗教是文化的俗知，科学与民主的文化是人文的真知。真俗之辨不能因势西方文化模式的“俗知”而遗失了人文的“真知”。

　　西方在探索东方人文的真知时，因碍于宗教的绝对理念，未能站在文化的高度加以探讨，以之未能剖破黄老之德政的历史智慧和老庄玄学的文化意识而把艺术和文学停顿在绝对理念的浪漫的色彩中。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未能把浪漫主色彩合于文化意识的交融中。文化学必须掌握艺术的“情景”和文学的“情境”。学习不同层次文化所体痕7b的文学意境，能让文化意识有一个思维交叉的想象空间。美学之情、意、境的艺术和文学的表现手法，东西方文化意境，其艺文表达的物象和意象是两个式样。西方以宗教入画的意境所表达的美善情怀和绘画的艺术之美比之于东方以诗入画之意境所表达的美善情怀和自然的意境之美，其思想之绝对的理念是两个不同的智思物。一个是耶稣的宗教情怀，一个是兼具经国济世的黄老与老庄的情怀。老庄的“天”是人文的真知，西方宗教的“神”是人文的俗知。由“天”所引申的道德是人的概念和理念，由“神”所引申的伦理是人的观念。东方的概念和理念之下的神与西方观念之下的神，两者的思维和文化模式是两套不同的文化系统。天与人是生命和宇宙世界的客观唯物的“心物”和“心性”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生命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主观唯心的心灵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模式。西方二分的唯物和唯心的思维有待于天人合一于世界一体的科学与人文的思潮。西方优势的文化是科学与民主。由单一民族国家发展到欧洲的国家联盟，21世纪的民主思潮已由政治的民主进入文化民主的新阶段。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在于解决世界和平和自然环保于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因此也面对史无前例之人类文化的融合与交融的学术合一于科学与民主和政治与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的过程。

（李诗锦，南大第十二届文学院地理系毕业生。现在休业，无职衔。兴趣在中华文化与中医和中药。对儒道有相当认识，正想进入禅宗大乘佛学一转以探其佛学学术的人文价值。中华文化的文史哲部分则偏重于哲学的探讨。前三十年的工作经验在私人商界，具有市场经理的出口外贸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