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风骨与视野
──李业霖先生访谈录

前辈学者在撰写论文和著作前，大都先写札记，用笔记形式记录下读书的心得。章学诚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写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入大海。”（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梁启超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见《清代学术概论》，页64）

我读书写眉批、段落大意、写札记和写卡片，是在南大时养成的习惯。我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收集南洋史资料，复印不便，只能抄录，抄录在20×12.5公分的大张卡片上。我编《南洋研究华文期刊论文索引》一书，全部用卡片记录，把东南亚划分为十个国家，按照国别编排，并依其内容、政治、行政、国际关系、经济、产业、贸易、法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历史、地理、传记等类目，铢积寸累，采用了各地刊行之五百多种期刊杂志，编成该书。

我写文章，初稿用一本簿子，摊开簿子两面，一页空着不写，只写另一页；空着的一页是用来补充资料、修改与注解的。修改文章的过程，也是再思考的过程，是从文字到内容修订的过程。利用空白的一页写下第二次第三次思维的结果。最后把两页文字综合起来，就成为一篇文章了。

我很早就明白治学先打好基本功，精读几本名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我是没有资格列出书目给青年读的，但我也教过书，每讲一课后，我都列出一些文章或书本给同学参考。我是治史的，谨列出十部著作给有兴趣治史的青年朋友参阅。

（一）司马迁《史记》
（二）范文澜《中国通史》
（三）霍尔（H.G.E. Hall）《东南亚史》
（四）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
（五）布罗代尔（Fernard Braude）《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与资本主义》
（六）布克哈特（Tacob Burckhai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 化》
（七）马克·布洛赫（M. Beoch）《历史学家的技艺》
（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九）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十）韦伯（Mar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历史是以人类的活动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它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学究天人，明古今之变。历史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实性（或接近真实性）。其次在于它的垂训意义。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就是生活的导师。有问题时，不妨考查历史，是否能获得启示或灵感。

再次，史学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艺术性。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有着永远的魅力，他发现神话中蕴藏着美感优思。我说有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也具有很大的魅力，如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与陈寿的《三国志》里面的一些文章，富有艺术价值，文章写得极好。一流的史家，往往都是文章高手，提供人们艺术之美的享受。历史的魅力，还有它的娱乐价值。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读历史学做人》，说要从学习历史中，吸收做人处事的经验和道理。

19世纪20年代形成于德国的兰克（L.V. Ranke）学派影响我较大。他主张要依据原始资料撰写历史，对史料的考证，力求严谨详尽，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坚持态度客观，照事直书，不偏不倚。不过他把史料学代替整个历史研究，这是我不赞同的。兰克学说影响欧洲乃至中国的史坛。最近法国新史学出现，针对兰克学派发难。这是年鉴学派的崛起。

如果说从宏观来研究历史，我比较倾向英国的分析史学，如研究十九世纪马来亚的C.D. Cowan、王赓武、黄麟根都属于英国分析史学派。马克思的史学方法，既有分析也有批判。他的方法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很有见地。不过批判要近于事实，必须要公允。你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马氏的分析力极之高强，使用文辞精辟，也很有文采，他的文字似乎能翩翩起舞，你不妨读读他的《法兰西内战》吧。中国的史家我推崇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文章疏荡雄健，写人物传神，写战争生动，叙事详明，纵横贯通，有卓识且有批判精神，有史家的风骨，有诗人的情怀。司马光善于叙事，明于判断，叙国家的兴衰，记生民之休戚，评君主的善恶，有文有质，确是大手笔。

历史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他对本身工作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古代的历史家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认为自己有“鉴古知今”的社会责任。有的历史家把自己的责任放在解释过去、认识现实、更要预测未来。

历史家汤因比与日本和平主义者池田大作的谈话录，结集成《展望廿一世纪》一书。他们追溯过去，探讨当前人类社会前途。汤因比期望将来能“实现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大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的愿望是要通过编史改变当时的混乱社会，恢复社会秩序。司马迁认为自己写《史记》的任务是“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对自己著作的价值认识说：“我的著作不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久。”郭沫若于1929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自述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去的来程也是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历史家的责任，无疑要“述往事，思来者”，但不能只为过去而写过去，而要为今天与明天而写历史。

中国的史学，古代即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后来结合起来，造立各种体裁：编年体如左丘明的《左传》；纪传体如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纪事本末体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典制体如杜预的《通典》和马瑞临的《文献通考》；学案体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史学评论体如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些体裁都是历史的产品，反映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形态。

你提出的纪传体问题，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刘知几评说它的优点“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普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它的缺点是同一件事情，分散在数篇中，断续而不集中，前后屡次出现，且不能完整地叙述。还有把同类型的人物编排在一起，不求时代先后，后生反而提在卷首，前辈反而放在篇末。纪传体既有缺点，不能适合反映当代社会错综复杂生活。现代史家撰史多用章节体。章节体以章节为顺序，叙事首末一贯，层次分明，脉络清楚。

近代西方史学家认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渗入主体的因素，历史认识对象的纯粹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历史真理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每一代的历史，必须重写。一个人是不可能两次写出同样的历史，犹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在同一条河里游泳。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主体认识的局限和主观性造成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又称相对主义。历史家个人思想不同、认识不同、经验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代表集团利益不同、心理状态不同和好恶不同，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件历史事件的看法就有差异，甚至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说，对日据时代生活的种种感受，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虽是同在一个地区生活，但各民族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对历史人物甲必丹叶亚来的评价，华人知识分子和马来族知识分子就有分歧。

人们对某一项历史认识感到完满和确切时，就认同它的绝对性；如对某一项历史认识感到不完满、有限制性和有条件性，就表示它的相对性。我国独立日是1957年8月31日，它是个完满和确切的认识，史家一致认为它是绝对性。陈修信在华人社会的历史地位，各人的看法就不尽相同，对他的认识有限制性、有条件性和不完整性，产生历史相对主义。对历史问题，我们的认识基础建立在有限的认识能力上和狭小的空间上，也受传统观念的制约，而历史本身的发展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看不透彻，也看不全面。任何一个历史认识真理都有两面性，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应该用辩证关系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长期从事经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在其序言中表述他对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他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学术上两大贡献是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说：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的同时，也参加了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相符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便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上面建筑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资本论》论证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唯物论学说，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回答了过去历史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历史发展问题。自马克思提出他的历史理论以来，一百多年，人类的历史知识增加了一百倍，科学知识也增加了一百倍。他的唯物史观理论受到不同派系的人非难和攻击，也受到他的追随者有意或无意的歪曲与绝对化，使唯物论变成僵化的学说，千人一腔，成为教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科技论、多因素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来补充他的学说。

马克思历史理论对人类思想和方法论是一大贡献。马克思虽然极之精博，学术品格高尚，但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是受到知识的局限，三是受到阶级的局限。西方学者包括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韦伯、克罗齐、索罗金……他们做学问都是“为道一偏”，只论自己方面的创见，而不及其余。我们对他们的学说应不断反思。他们的学说都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切东西都会以时代、社会条件、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为转移。在20世纪各学派的历史家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马克思的学说是众多学说中的一派，但他有高强的思想力，有高度智慧，勇于判断。但他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一种“元历史学”（meta-history）。有些搞历史研究的人如搞资料学、微观研究、年代学、文献学、目录学与唯物史观关系不大。（注：我对“元历史学”的理解为历史哲学、思想的广义的同义词）

近年来，华社有人搞地方史，发掘新资料、作历史调查（听说半途而辍）、写人物传记、写社团史、编华族史等等，都有点成绩，令人欣慰。

要做一个裁缝师，必须参加裁缝的学习六个月（包括实习）。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参加师训班接受一个时期的师资训练。要作一个历史工作者，也必须经过训练。以前饶小园老师告诉我，搞历史要学习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与目录学。这是旧时代的训练法。陈垣先生教他的学生，还要懂得史源学、避讳学与校勘学。郭沫若说除了掌握前人遗给我们几把钥匙外，必须通晓社会科学，不懂社会科学而要搞历史则寸步难走。白寿彝更强调撰史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从事历史工作，自然会得心应手。

本地搞历史的同行，有很多受过深湛的专业训练，读书多，积理厚，显然是砍轮老手。初入行的朋友，没有收集资料的习惯，没有在整理资料与阅读上下功夫，欠缺理论指导，缺乏方法论，没有学过写“大叙述”文的经验，匆匆写出来，急于发表，文章不免出现这样的失误或那样的瑕疵。历史是专门学问，必须学而知之，不可不学而能通。华社一些人为了争夺发言权，以外行人讲内行话，错误迭出，反映出无知的一面。夏衍是搞文学的，有一次讲明代历史，出言就错，吴晗批评他“不懂历史讲历史”，夏衍也直认不讳。本地知识分子有没有夏衍这种襟怀呢？做学问是隔行如隔山，应遵守行规。

许云樵是研究马新史的先驱，他的贡献主要是运用乾嘉学派的方法与近代西洋人治汉学的方法，在中国的载籍中钩稽有关南洋史料，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审其对音，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出一些考证成果。拾掇丛残，辑佚注解一些南洋史资料。他对马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及流布，有襞积编纂之功，马新两地学人罕见其俦。他出版过《马来亚史》（上册）、《南洋史》（上册）、翻译《马来纪年》、《安南通史》、《北大年史》等都有参考价值。他考证出古籍中的“蒲罗中”就是新加坡的古地名，把“新加坡的历史推前一千七百多年”，这是他从事南洋史四十年研究最值得称述的事。

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就从事南洋史地研究，起步早，开风气之先。1955年在南大任教，并设立“南洋研究室”（后来改为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生。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巨册），请了四位南大历史系毕业生担任顾问，其中三位顾问都是他的学生。他虽然博闻强记，勤于撰述，但也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的旧学深邃，但新学有欠深沉。他早年在上海写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上海滩上的文人。他善写考据文章，是南洋史地考据家。他擅长于微观研究，娴熟于具体史料学。他能用绣花针，也能抡开山斧。他写过两本通史，都有上卷而无下卷，不无遗憾。

西方人撰写有关大马历史，始于19世纪。首先是一些旅行家、传教士、殖民主义先锋；其次是一些公务员、封疆大吏，他们在各政府部门工作，学会马来文，方便取得资料，或写工作经验。再次是一些大学里的学术人员，他们整理出马来亚史的框架，再用章节体叙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他们写各州的州史、专题史、通史、断代史、政治史甚至华人史、华人风俗史等等。他们不无偏见，偏向欧洲中心论，偏向殖民地主义立场，没有把本地民族纳入历史主流，很少讲述本地人的生活文化。林连玉老师曾告诉我，他曾跟G.P. Dartford争论过。林先生指摘后者的《马来亚史略》没有公平写出马来亚华人的生活与贡献。

英国人为我们留下不少文献档案与资料，例如如果没有S.M. Middlebrook的Yap Ah Loy一书的撰写与出版，我们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搜集到叶亚来的资料。我们应该批判地承继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