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风骨与视野——李业霖先生访谈录
史家的风骨与视野
──李业霖先生访谈录
采访与整理:本会助理秘书叶金辉
简介
李业霖,新马著名南洋史专家。1935年出生于霹雳州金宝,五岁开始就读私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1962年南洋大学第四届历史系毕业生,师从许云樵和陈育崧,成绩优异,留任南洋研究所研究员。李先生博闻强记,乃饱学之士,长期从事南洋史和理论思维研究,曾任南大助教、报馆专题作者、编辑、学院讲师。1985年担任《星洲日报》文化版编辑与社论委员会主席,撰写评论文章,兼写散文。1987年荣获拿督黄纪达新闻评论奖。李先生也曾任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历史课本编辑委员会主席,1995年7月起至今任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去年起担任《东方日报》特约专栏作者。1997至98年,协助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编纂《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李先生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友联研究所、菲律宾大学、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也受邀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96-1998)。
李先生孜孜于读书著述,藏书逾万册,对于新马华人史与东南亚史颇具心得,著有《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68)、《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0)、《林文庆传》(1972)、《星洲日报55年》(1981),《马来西亚华文应用文》与《马来西亚简体字手册》主稿人,并主编《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1996)、《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叶亚来的一生》(1997)、《奉纳金资料选编》(2000)、《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2002)与《南洋大学史论集》(2004)。目前正撰写《南洋大学校史》,预计两年后完稿。
1. |
史学论衡 |
问: |
您在南大中文系念了一年,第二年就转去历史系,这是否特有用意?这样提问,是因为从中国学术传统角度以观,文史哲不分家,钱穆就提出治史要兼通四部(《中国历史研究法》);念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与思想(您私下也广涉四部中的“子”部),有助于史料的广泛搜集、掌握、互证、训诂等方面的辅佐,符合清朝朴学的治学特色,甚至契合德国历史语言(History & Phinology)学派的旨趣。这是您的初衷吗? |
答: | 我在南大念了一年中文系之后,感到未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我的视野开拓了,要寻求更多方面的现代知识。我对19世纪的欧洲在理论思维达到的成就,很使我羡慕。我要掌握这些理论武器。我认为通过学习历史科学,可以进入理论思维的殿堂。其次,我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代的桥梁,它可以引导我了解现实运动的来龙去脉。当时,我读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尤其是它的〈自序〉,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又读了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的〈自述〉,使我热情地拥抱着历史女神Clio,要永远跟着她走。考入南大之前,我曾在华文中学教了两年书,受了现实的召唤,决定把我的青春活力投入中华文化的学习。我有解读范晔《后汉书》和《昭明文选》的能力。在进入小学之前,我曾受过三年私塾的传统教育。 |
问: |
当年就读南大历史系时,教授的治学风格如何?对您的治学有何影响? |
答: | 南大教授中,不少有才华有学问的,但受客观环境影响的局 限,他们的潜能不易发挥,未能见用。我在南大学习时,除上课外,私下向许多老师请教,受益良多。潘重规老师为我讲经学;程光裕老师特别向我推荐陈垣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贺师俊老师指点我学习法国史家的技艺;许云樵老师领我进入南洋史的门槛;陈蒙鹤老师介绍我许多近代马来亚史著作(包括一些未出版的毕业论文),打开了我的眼界。后来,陈育崧先生指导我读华人史。他推荐我读七本有关著作(包括一本苏联学者的著作),练好基本功,后来引导我搞马新华文碑刻,那是新资料、新的研究领域,我搞华人史就从碑铭入手。我认为人无常师,转益多师。我曾私淑几位不同宗派大师,我是很专心的,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因自己资质鲁钝,一无所成,只有一鳞半爪的治学经验,录下一万八千张卡片。 |
问: |
请简述您早年在香港、台湾、日本与菲律宾的研究工作与缘由。 |
答: | 1964年南大南洋研究所派我出国到香港(友联研究所)、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目的一是向当地学者专家取经,学习治学方法,包括搜集、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和撰写文章。二是为我编纂的《南洋研究华文期刊论文索引》(1905-1966)搜集资料。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任务。我在港、日、台三地,向学者前辈学习,得益良多。我在香港只读中国出版的书籍和刊物,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之概,除哲学方面经典著作外,不读其他的书。在日本我搜集该国出版有关东南亚的书刊,认识日本东南亚史家和田教授和日比野教授,向他们请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我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抄录汉籍文献里的东南亚资料,还抄了几本古籍如《岛夷志略》、《东西洋考》等,也向中研院的前辈学习,增广见闻,与姚从吾教授多次晤谈元朝对外关系历史,受益良多。我负笈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所攻读人类学,也是南大送我去的。 |
问: |
请简述您制作1万8千张卡片与治学方法。 |
答: |
前辈学者在撰写论文和著作前,大都先写札记,用笔记形式记录下读书的心得。章学诚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写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入大海。”(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梁启超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见《清代学术概论》,页64) 我读书写眉批、段落大意、写札记和写卡片,是在南大时养成的习惯。我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收集南洋史资料,复印不便,只能抄录,抄录在20×12.5公分的大张卡片上。我编《南洋研究华文期刊论文索引》一书,全部用卡片记录,把东南亚划分为十个国家,按照国别编排,并依其内容、政治、行政、国际关系、经济、产业、贸易、法律、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历史、地理、传记等类目,铢积寸累,采用了各地刊行之五百多种期刊杂志,编成该书。 我写文章,初稿用一本簿子,摊开簿子两面,一页空着不写,只写另一页;空着的一页是用来补充资料、修改与注解的。修改文章的过程,也是再思考的过程,是从文字到内容修订的过程。利用空白的一页写下第二次第三次思维的结果。最后把两页文字综合起来,就成为一篇文章了。 我很早就明白治学先打好基本功,精读几本名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
问: |
请略谈影响您最深的一本书。 |
答: | 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罗曼·罗兰的《翰约·克利斯朵夫》。影响我最大的一篇文章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翰约·克利斯朵夫》叙述一个作曲家奋斗成名的故事。从青年到老年,经历很多苦难崎岖的历程。他为了达成艺术的使命,生活在动荡不安、阴霾沉沉的社会,坚持理想,持续努力,艰苦奋斗,给我很大的鼓舞力量。这个艺术家苦难的一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路历程,他给我勇气,使我敢于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和妒嫉飞来的霜刀雪剑。读书人最怕的是“万山不许一溪流”,但我们要保持“出山要比在山清”的情操。 |
问: |
能否为本地青年列出十本(人文/社科)必读书目? |
答: |
我是没有资格列出书目给青年读的,但我也教过书,每讲一课后,我都列出一些文章或书本给同学参考。我是治史的,谨列出十部著作给有兴趣治史的青年朋友参阅。
(一)司马迁《史记》 |
问: |
对您而言,历史的魅力何在? |
答: |
历史是以人类的活动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它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学究天人,明古今之变。历史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实性(或接近真实性)。其次在于它的垂训意义。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就是生活的导师。有问题时,不妨考查历史,是否能获得启示或灵感。 再次,史学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艺术性。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有着永远的魅力,他发现神话中蕴藏着美感优思。我说有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也具有很大的魅力,如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与陈寿的《三国志》里面的一些文章,富有艺术价值,文章写得极好。一流的史家,往往都是文章高手,提供人们艺术之美的享受。历史的魅力,还有它的娱乐价值。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读历史学做人》,说要从学习历史中,吸收做人处事的经验和道理。 |
问: |
古今中外的史家与史学流派中,您比较推崇哪位史家?您受哪一家流派影响最大?为什么? |
答: |
19世纪20年代形成于德国的兰克(L.V. Ranke)学派影响我较大。他主张要依据原始资料撰写历史,对史料的考证,力求严谨详尽,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坚持态度客观,照事直书,不偏不倚。不过他把史料学代替整个历史研究,这是我不赞同的。兰克学说影响欧洲乃至中国的史坛。最近法国新史学出现,针对兰克学派发难。这是年鉴学派的崛起。 如果说从宏观来研究历史,我比较倾向英国的分析史学,如研究十九世纪马来亚的C.D. Cowan、王赓武、黄麟根都属于英国分析史学派。马克思的史学方法,既有分析也有批判。他的方法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很有见地。不过批判要近于事实,必须要公允。你喜欢他也好,讨厌他也好,马氏的分析力极之高强,使用文辞精辟,也很有文采,他的文字似乎能翩翩起舞,你不妨读读他的《法兰西内战》吧。中国的史家我推崇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文章疏荡雄健,写人物传神,写战争生动,叙事详明,纵横贯通,有卓识且有批判精神,有史家的风骨,有诗人的情怀。司马光善于叙事,明于判断,叙国家的兴衰,记生民之休戚,评君主的善恶,有文有质,确是大手笔。 |
问: |
司马迁撰《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卿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目的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进《资治通鉴》表〉);刘知几提出修史目的在于“劝善惩恶”的教育功能。历史家的责任为何?是探究“变”与“不变”的历史契机?为历史做出总结?还是评论千秋功罪与臧否是非成败? |
答: |
历史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他对本身工作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古代的历史家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认为自己有“鉴古知今”的社会责任。有的历史家把自己的责任放在解释过去、认识现实、更要预测未来。 历史家汤因比与日本和平主义者池田大作的谈话录,结集成《展望廿一世纪》一书。他们追溯过去,探讨当前人类社会前途。汤因比期望将来能“实现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大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的愿望是要通过编史改变当时的混乱社会,恢复社会秩序。司马迁认为自己写《史记》的任务是“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对自己著作的价值认识说:“我的著作不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久。”郭沫若于1929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自述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去的来程也是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历史家的责任,无疑要“述往事,思来者”,但不能只为过去而写过去,而要为今天与明天而写历史。 |
问: |
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新唐书·刘知几》),章学诚加入“史德”(《文史通义·史德》),钱穆再加之“史心”(关心民族国家命运与传统文化的宽容之心)。钱穆认为,有才、学、识、德、与史法(观察记载)以及史义(了解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才能算得上是合格的史家(《中国史学名著》)。这是相当严格的要求,您认为哪位史家达到了这个标准呢? |
答: | 刘知几、章学诚和钱穆等人提出史家五大修养,是理想,又是有责任感的史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在追求真理的长河中,由于每个人的学力、思维、才智、经验、训练不同,掌握史料有多寡,史识有高低,史才有大小,治学态度有严谨和粗疏,所以要达至完善境界,真不容易。这五大条件中,若具备其中二三,便是佼佼者,焉得全备。瓜无滚圆,史无五备。我想,一定要举出一个人出来,司马迁庶几靠近这个标准。 |
问: |
司马迁《史记》让人心醉的是它的“人性化”,寄一字于褒贬(“贬天子,退诸侯”),人物形像鲜明,历史情节紧凑,俨然一部历史文学,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纪传体是否适合今天的撰史模式呢?这种文学式的写作手法以今天来看,是有违历史作业? |
答: |
中国的史学,古代即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后来结合起来,造立各种体裁:编年体如左丘明的《左传》;纪传体如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纪事本末体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典制体如杜预的《通典》和马瑞临的《文献通考》;学案体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史学评论体如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些体裁都是历史的产品,反映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形态。 你提出的纪传体问题,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刘知几评说它的优点“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普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它的缺点是同一件事情,分散在数篇中,断续而不集中,前后屡次出现,且不能完整地叙述。还有把同类型的人物编排在一起,不求时代先后,后生反而提在卷首,前辈反而放在篇末。纪传体既有缺点,不能适合反映当代社会错综复杂生活。现代史家撰史多用章节体。章节体以章节为顺序,叙事首末一贯,层次分明,脉络清楚。 |
问: |
史观学派的历史论述中,多维的史观论述固然可以互补激荡,可是其缺点也不可小觑。同样一个历史人物,甚至在同样的史料分析中,可以(在某个时代)是绝世英雄,(在另一个时代)却也可以变成千古罪人。于是读者开始怀疑,历史的真相不过是相对论。在一定共同的史料基础上,即使朝野或敌我之间的论述迥然分歧,却一样可以各自言之成理,持之有固,甚至势均力敌。举个具体例子,由您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马来亚南大校友会,2002)中,在朝在野的文献,也各有“关闭”与“改制”、“歧视”与“务实”的说词,确让人一时无法分辨是非真伪。因此,历史相对论的出现是难免的吗? |
答: |
近代西方史学家认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渗入主体的因素,历史认识对象的纯粹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历史真理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每一代的历史,必须重写。一个人是不可能两次写出同样的历史,犹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在同一条河里游泳。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主体认识的局限和主观性造成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又称相对主义。历史家个人思想不同、认识不同、经验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代表集团利益不同、心理状态不同和好恶不同,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件历史事件的看法就有差异,甚至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说,对日据时代生活的种种感受,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虽是同在一个地区生活,但各民族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对历史人物甲必丹叶亚来的评价,华人知识分子和马来族知识分子就有分歧。 人们对某一项历史认识感到完满和确切时,就认同它的绝对性;如对某一项历史认识感到不完满、有限制性和有条件性,就表示它的相对性。我国独立日是1957年8月31日,它是个完满和确切的认识,史家一致认为它是绝对性。陈修信在华人社会的历史地位,各人的看法就不尽相同,对他的认识有限制性、有条件性和不完整性,产生历史相对主义。对历史问题,我们的认识基础建立在有限的认识能力上和狭小的空间上,也受传统观念的制约,而历史本身的发展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看不透彻,也看不全面。任何一个历史认识真理都有两面性,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应该用辩证关系来看待这个问题。 |
问: |
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Marxism)于20世纪曾席卷半个地球,影响力巨大。请您略谈马克思的史学理论。 |
答: |
马克思长期从事经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在其序言中表述他对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他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学术上两大贡献是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说:人们在进行社会生产的同时,也参加了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相符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便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上面建筑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资本论》论证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唯物论学说,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回答了过去历史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历史发展问题。自马克思提出他的历史理论以来,一百多年,人类的历史知识增加了一百倍,科学知识也增加了一百倍。他的唯物史观理论受到不同派系的人非难和攻击,也受到他的追随者有意或无意的歪曲与绝对化,使唯物论变成僵化的学说,千人一腔,成为教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科技论、多因素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来补充他的学说。 马克思历史理论对人类思想和方法论是一大贡献。马克思虽然极之精博,学术品格高尚,但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是受到知识的局限,三是受到阶级的局限。西方学者包括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韦伯、克罗齐、索罗金……他们做学问都是“为道一偏”,只论自己方面的创见,而不及其余。我们对他们的学说应不断反思。他们的学说都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切东西都会以时代、社会条件、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为转移。在20世纪各学派的历史家都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马克思的学说是众多学说中的一派,但他有高强的思想力,有高度智慧,勇于判断。但他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一种“元历史学”(meta-history)。有些搞历史研究的人如搞资料学、微观研究、年代学、文献学、目录学与唯物史观关系不大。(注:我对“元历史学”的理解为历史哲学、思想的广义的同义词) |
问: |
根据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学应称为历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而非人文学(Humanities)(如历史研究所就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下),您认为呢? |
答: |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中国的学科分类法把历史学列入社会科学范围里。所谓政治科学、历史科学是19世纪欧陆学者的称谓沿袭下来的。历史是艺术抑或是科学呢?这个问题学者们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
2. | 南洋史的寻思 |
问: |
本地华社多年来缺少专业历史工作者,多为业余兴趣,他们也做了一些历史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华族史著作,您对这些工作有什么意见? |
答: |
近年来,华社有人搞地方史,发掘新资料、作历史调查(听说半途而辍)、写人物传记、写社团史、编华族史等等,都有点成绩,令人欣慰。 要做一个裁缝师,必须参加裁缝的学习六个月(包括实习)。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参加师训班接受一个时期的师资训练。要作一个历史工作者,也必须经过训练。以前饶小园老师告诉我,搞历史要学习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与目录学。这是旧时代的训练法。陈垣先生教他的学生,还要懂得史源学、避讳学与校勘学。郭沫若说除了掌握前人遗给我们几把钥匙外,必须通晓社会科学,不懂社会科学而要搞历史则寸步难走。白寿彝更强调撰史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从事历史工作,自然会得心应手。 本地搞历史的同行,有很多受过深湛的专业训练,读书多,积理厚,显然是砍轮老手。初入行的朋友,没有收集资料的习惯,没有在整理资料与阅读上下功夫,欠缺理论指导,缺乏方法论,没有学过写“大叙述”文的经验,匆匆写出来,急于发表,文章不免出现这样的失误或那样的瑕疵。历史是专门学问,必须学而知之,不可不学而能通。华社一些人为了争夺发言权,以外行人讲内行话,错误迭出,反映出无知的一面。夏衍是搞文学的,有一次讲明代历史,出言就错,吴晗批评他“不懂历史讲历史”,夏衍也直认不讳。本地知识分子有没有夏衍这种襟怀呢?做学问是隔行如隔山,应遵守行规。 |
问: |
您在1972年就出版了《林文庆传》;由您主编的《奉纳金资料选编》封页是林文庆代表华社缴交奉纳金的历史照片,这照片成为他此后人生的污点,甚至被后人所谴责。以大局为着眼点,当时的华社无论如何总须有一位领袖代表与日方交涉,多少无辜的华人才幸免于日军刀下,甚至避免了大屠杀的可能。我们是否该给予林文庆一种历史眼光的谅解? |
答: | 日本军阀占领马来亚与新加坡时期,日本人强请林文庆博士出来领导“华侨协会”,他在刺刀之下不得不粉墨登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也无政治倾向,完全是被迫的。这不能讳言是他一生中的白璧之瑕。但没有听闻他担任“华侨协会”会长期间做过为虎作伥的事。历史是否谅解林文庆博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伪职之事,应交由历史去判决。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2月15日,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将军率十万守军向日本侵略军投降,他苦熬了3年又8个月,到1945年9月2日日军投降,才恢复自由飞回英国,并在白汉宫接受勋章,受英女皇接见。他在回忆录中说:“英皇曾以很大的同情和谅解对我说了15分钟的话。原来英皇这时也明白了,这也使我感觉得很愉快。”(白思华《马来亚战争回忆录》,页314)本地华人社会跟英国人有同样宽大的襟怀吗? |
问: |
2000年,您主编一本《奉纳金资料选编》(华研,2000),大马大会堂于1995年始向日本索还“奉纳金”债款。近日,雪华堂与华总联手起诉日本政府,并索赔在二战时期向受难者征收高达50亿令吉的奉纳金。日本当局曾表示,二战日本投降后,已受到国际法庭的审讯、定罪与制裁,不应该另外索偿。1999年,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访问日本时表示,大马不向日本就二战而索赔,后来也呼吁华社要向前看。您在〈华社向日本索还“奉纳金”〉(刊南洋商报·言论版,17.2.00)表示要“据理力争”,“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不能被原谅?这是历史包袱吗? |
答: | 日本侵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后,为了泄忿,要惩罚人民,在新马各地举行大检证和肃清运动。他们说华人协助英军抗日,罪恶重大,要华人用金钱赎罪,向华人索取五千万元叻币,叫做“奉纳金”。在枪口在刺刀下,华人只有倾家荡产奉上血汗钱。日本人向华人敲诈勒索,吸精吮髓;现在华人要他们奉还当年夺取的金钱,欠债还钱,天公地道,放诸四海皆准。如果不去讨还债务,那是对日本军阀表示慈悲了。历史是正义之神,不背负任何历史包袱。历史是严明的法官,扬善惩恶,不能没原则去原谅历史罪人。 |
问: |
试述许云樵的贡献与局限。 |
答: |
许云樵是研究马新史的先驱,他的贡献主要是运用乾嘉学派的方法与近代西洋人治汉学的方法,在中国的载籍中钩稽有关南洋史料,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审其对音,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出一些考证成果。拾掇丛残,辑佚注解一些南洋史资料。他对马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及流布,有襞积编纂之功,马新两地学人罕见其俦。他出版过《马来亚史》(上册)、《南洋史》(上册)、翻译《马来纪年》、《安南通史》、《北大年史》等都有参考价值。他考证出古籍中的“蒲罗中”就是新加坡的古地名,把“新加坡的历史推前一千七百多年”,这是他从事南洋史四十年研究最值得称述的事。 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就从事南洋史地研究,起步早,开风气之先。1955年在南大任教,并设立“南洋研究室”(后来改为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生。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巨册),请了四位南大历史系毕业生担任顾问,其中三位顾问都是他的学生。他虽然博闻强记,勤于撰述,但也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的旧学深邃,但新学有欠深沉。他早年在上海写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是上海滩上的文人。他善写考据文章,是南洋史地考据家。他擅长于微观研究,娴熟于具体史料学。他能用绣花针,也能抡开山斧。他写过两本通史,都有上卷而无下卷,不无遗憾。 |
问: |
您认为大马是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吗?为什么? |
答: | 马来西亚缺乏古代文献,只有一部成书于17世纪的《马来纪年》,难以建立自己的历史体系。要重建古代史,务需要仰赖中国的文献和其他国家的史料。15世纪,欧人东来,葡荷人略有记载,而英国人对19世纪以来的历史才有系统的记录。所以马来西亚人对自己共同回忆的历史比较模糊,不成体系。马来西亚不算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一是文献不足征;二是有记载的历史年代较短;三,没有养成尊重自己历史的传统;四,没有鼓励,所以历史著作比其他国家相对的少。华人社会对国家历史和自己民族的历史不够重视,不肯努力学习,浮光掠影或甚至一片模糊,应予改善与教育。 |
问: |
您向来提倡历史应该通俗化。历史如何通俗化?过于通俗化会导致庸俗化吗?通俗化如果不和学术研究层次接榫,会否造成纵深思考的停顿与认知水平的低落? |
答: | 我主张历史知识通俗化、普及化,是把一门深奥复杂的学问用浅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目的是要传播历史知识,把历史知识普及到社会中去,使人民群众产生兴趣,引起共鸣,产生社会效果。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市民之间产生发酵作用,大家喜见乐闻。通俗化与庸俗化是两码子事,不同层次。普及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普及不是永远停在一个水平上,同时也要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我也主张写历史的文字要准确、活泼、生动、形像化。历史原是一种形像的学问,在高层次上才谈理论思维。在二战后,吴晗搞历史通俗化,出版《历史小丛书》,影响二代人。我们也可以搞历史小丛书,出版《华人锡矿史》、《马来西亚树胶业史》、《新村五十年》、《叶亚来传》……每本篇幅不必长,五、六万字,加以精采插图,相信会受读者群众欢迎的。 |
问: |
请略为评析西方人撰写大马史的优缺点。 |
答: |
西方人撰写有关大马历史,始于19世纪。首先是一些旅行家、传教士、殖民主义先锋;其次是一些公务员、封疆大吏,他们在各政府部门工作,学会马来文,方便取得资料,或写工作经验。再次是一些大学里的学术人员,他们整理出马来亚史的框架,再用章节体叙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他们写各州的州史、专题史、通史、断代史、政治史甚至华人史、华人风俗史等等。他们不无偏见,偏向欧洲中心论,偏向殖民地主义立场,没有把本地民族纳入历史主流,很少讲述本地人的生活文化。林连玉老师曾告诉我,他曾跟G.P. Dartford争论过。林先生指摘后者的《马来亚史略》没有公平写出马来亚华人的生活与贡献。 英国人为我们留下不少文献档案与资料,例如如果没有S.M. Middlebrook的Yap Ah Loy一书的撰写与出版,我们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搜集到叶亚来的资料。我们应该批判地承继他们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