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文明中的士君子传统

　　西周的社会阶级可以划分为四等，即天子、贵族、平民和奴隶。[1]协助天子以管理平民和奴隶以及治理天下事务的，自然是贵族阶级。在国家体制中，这种有具体职事、肩负重任的贵族被称为“士”。是他们组成了庞大的国家行政架构。按《周礼》的记载，士阶层又可以划分为六等：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就是《孟子·万章章句下》所谓的：“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2]

　　关于士阶层的记载，《尚书》和《诗经》都曾经有过大量的记录。《尚书》中就出现过“士”、“卿士”、“多士”、“庶士”的称谓：
　　（1）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虞夏书·尧典》）
　　（2）微子若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商书·微子》）
　　（3）……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周书·大诰》）
　　（4）……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周书·大诰》）
《诗经》除了“士”、“卿士”、“多士”、“庶士”以外，还有“吉士”、“厥士”、“髦士”的记载：
　　（1）……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国风·召南·野有死 》）
　　（2）……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小雅·甫田之什·甫田》）
　　（3）……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周颂·闵予小子之十·敬之》
《尚书》和《诗经》中的这些士人，都是当时有具体职事、身份显赫的贵族。

　　诚如《尚书·虞夏书·尧典》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天子需要有能力的士来协助其治理国家，不仅仅是刑罚，包括农业、工业、教育和礼乐等，都需要有专们、理想的人才来负责。因此尧任命了禹以治理水患；舜任命了禹为司空、弃主持农业、契为司徒以敬敷五教、垂掌管工务、益则管理丘陵原隰和草木鸟兽、伯夷主持三礼、夔以典乐以及龙为纳言之官。[3]

　　周朝是个重视“德”的朝代，除了统领天下的天子必须是个富有修养的人以外，协助天子以成就王业的士阶层，同样必须具备深厚的涵养。对于天子以及贵族阶级的德或修养的重视，是远古以来的传统。通过以下对尧、舜、文王和周公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重视修养的历史脉络：
　　（1）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虞夏书·尧典》）
　　（2）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尚书·虞夏书·尧典》）
　　（3）王若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尚书·周书·康诰》）
　　（4）史乃册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尚书·周书·金滕》）

　　除了上所引述，《尚书》内仍有许多关于德或修养的记载。这其实就是“敦德允元”（《虞夏书·尧典》）、“德裕乃身”（《周书·康诰》）以及“慎厥身修”（《虞夏书· 皋陶谟》）的传统。[4]

　　正是因为这种重视德性、修养的传统，天子以下各级官员都被要求为有美德、有修养的人。因此，美德和修养成了天子物色、任命人才的首要条件：
　　（1）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 （《尚书·虞夏书。皋陶谟》）
　　（2）周公曰：“……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我则未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尚书·周书·立政》）
　　（3）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德之哉！哲人惟刑， 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尚书·周书·吕刑》）
周朝统治者继承了远古以来传统，并深切地明白，只有有德、有深厚修养的天子和官员们，才能真正维持国家的安定和繁荣，这样也才能获得人民老百姓的拥戴，国家才不因为天灾人祸而灭亡。[5]

　　西周这种重视修养的传统，有两个主要原因。首要的原因是，这种传统是直承于原始部落时期对“天”的信仰。[6]远古的人们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世间的一切吉凶祸福都由“天”来决定和安排：
　　（1）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尚书·商书·高宗肜日》）
　　（2）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尚书·商书·西伯戡黎》）
　　（3）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周书·洪范》）
“天”知道一切，并对世间的一切人和事，施与公正的奖励和惩罚：
　　（1）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尚书·周书·大诰》）
　　（2）王曰：“……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天，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尚书·周书·康诰》）
　　（3）王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周书·酒诰》）
虽然如此，“天”并不说话也不会直接地处理、管理世间的问题，“天”需要有人代为完成他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的回应。“天子”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天的代理人：[7]
　　（1）王曰：“……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虞夏书·甘誓》）
　　（2）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商书·汤誓》）
　　（3）王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周书·牧誓》）
　　（4）王若曰：“……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尚书·周书·大诰》）
“天子”成为“天”的代言人，这是自古已然的事。但是，除了天子以外，官员们（即士）也分担了这个任务，这是需要强调的：
　　（1）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尚书·虞夏书·尧典》）
　　（2）箕子乃言曰：“……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尚书·周书·洪范》）
　　（3）王若曰：“……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尚书·周书·大诰》）
　　（4）王曰：“……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尚书·周书·酒诰》）
虽然，“天”在世间需要有人肩负起他的使命，但是这些人和国家，并不是注定世世代代都有资格和权力去代行天命的。这里就涉及了“天”以什么标准选取人选的问题。符合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成为“天子”和“士”？
　　（1）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尚书·虞夏书· 皋陶谟》）
　　（2）王若曰：“……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尚书·周书·酒诰》）
　　（3）王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周书·康诰》）
只有具有美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修养美德的人，才是“天”所要选取的对象。因此《尚书》中就多次地提到了“天”与“德”的关系：
　　（1）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周书·梓材》）
　　（2）曰：“…… 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今天其命哲，……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周书·召诰》）
　　（3）王若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尚书·周书·多士》）
除了天子的修养与国运攸关以外，士的修养亦是重点：
　　（1）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尚书·虞夏书· 皋陶谟》）
　　（2）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尚书·周书·康诰》）
　　（3）公曰：“……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公曰：“……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召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尚书·周书·君奭》）
可见“天”对于天子以及士的德行和修养是非常重视的。[8]因为只有这样，天子和士才能正确无误地传达天的意旨，并代表天治理天下，使天下的民众和乐地生活。因此，当武王辞世，管叔和他的弟弟们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而周公远避东方两年后，成王在迎接周公回朝前说过：
　　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尚书·周书·金滕》）
天之所以降下大雷大雨并刮着大风，使周人当年没有收获，正是因为误解周公而天降下惩罚所致。周公以其美德获得了“天”的表扬。[9]

　　除此以外，“天”对人民亦有所要求。“天”对于德的要求并不仅仅限于天子和士。这是个彻底的标准。从天子以至于平民，由上至下都被“天”要求成为有修养的人。“天”对于民众的德行要求有以下两则为证：
　　（1）王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尚书·周书·酒诰》）
　　（2）王曰：“……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尚书·周书·吕刑》）
“天”对于德行、修养是如此地重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便不可以不将之放在心上，否则扬善惩恶、公正的“天”将降下刑罚来惩戒缺少美德的人。远古无知的人们，因为对“天”的崇敬和迷信，却因此而凑巧地造就了中国文化重视修养的传统。[10]

　　除了对“天”的敬畏以外，远古的人们也深切明白，唯有自身有德、有修养才可以做到安民，并且进一步带着民众获得德行和修养：
　　（1）王曰：“……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尚书·周书·康诰》）
　　（2）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周书·梓材》）
这是从对于“天”的迷信、敬畏，逐渐过渡到“天道远，人道迩”的关键。也是从迷信过渡到理性的里程碑。也只有如此，这种重视修养的传统才真正找到了现实的、坚实的理据。

　　 天子以及众官员有了深厚的修养以后，才可以引领民众以有德。这是历史进程中，周朝统治者的智慧和气度，他们深切地明白，自己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修养，是要求人民老百姓的基础。一个自身不端正的人，他是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的。因此，天子以及众官员是人民思想行为的模范：[11]
　　（1）王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尚书·周书·康诰》）
　　（2）周公曰：“……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尚书·周书·立政》）
　　（3）王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书·周书·吕刑》）
天子以及官员们如果不在修养了自己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道德引领百姓，百姓将会不安分：
　　（1）人用侧僻，民用僭忒。（《尚书·周书·洪范》）
　　（2）王曰：“……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尚书·周书·康诰》）
因此，个人的修养建立以后，自然地便是教化民众，使民众知理并服从统治：[12]
　　（1）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尚书·虞夏书·尧典》）
　　（2）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尚书·虞夏书·皋陶谟》）
　　（3）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敦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虞夏书·尧典》）
　　（4）王曰：“……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尚书·周书·梓材》）
既然在位者的德行与修养是如此重要，天子以及士具体应该具备什么修养就成了很重要的内容。皋陶便曾经和禹说过，人的德行共有九个方面，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综合《尚书》中对天子以及士的德行与修养的论述，西周时期对士的修养，最重视的共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士阶级的谨慎、审慎的态度。《尚书》多次提到了“钦”、“恭”、“敬” 、“慎”、“栗”、“谨”等概念。这种不断被强调的谨慎、认真、尽责的态度，也是源自于对“天”的信仰与敬畏：
　　（1）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虞夏书·尧典》）
　　（2）帝曰：“……钦哉！惟时亮天功。”（《尚书·虞夏书·尧典》）
　　（3）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商书·盘庚》）
“钦”、“恭”、“敬” 、“慎”、“栗”、“谨”的思想于是就从“天”开始，一直往下贯彻到士的修养内容和规范中：
　　（1）“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尚书·虞夏书·尧典》）
　　（2）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 尚书·虞夏书·尧典》）
　　（3）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尚书·虞夏书·尧典》）
　　（4）王若曰：“……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尚书·商书·盘庚》）
　　（5）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尚书·周书·洪范》）
这种谨慎的传统在《论语》中有所反映：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强调敬谨、严肃和认真的。士阶层尚且需要拥有、培养谨慎、认真、尽责的美德，作为万民之首、代表着天来治理万事万物的天子，自然更应该先具备这种美德：
　　（1）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尚书·虞夏书·皋陶谟》）
　　（2）曰：“……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尚书·商书·盘庚》）
　　（3）乃训于王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尚书· 商书· 高宗肜日》）
这其实就是“慎厥身修”的“慎”的传统，也是孔子后来强调的，统治者对于政事、人民的严肃和认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舜在一次与诸臣的宴饮中所作的歌，以及皋陶的回答与歌唱，可以作为这种上至天子下至士阶层的传统的总结：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尚书·虞夏书·皋陶谟》）[13]

　　因为这种对修养、政事、人民的谨小慎微的态度，自然发展出了“不敢荒宁”，经常警惕自己勿耽于逸乐而荒废了工作、忽略了责任的态度：
　　（1）王曰：“……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天，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尚书·周书·康诰》）
　　（2）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於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徒。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尚书·周书·无逸》）
　　（3）王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 （《尚书·周书·酒诰》）
这就是禹对舜说的：“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昼夜各各”（《尚书·虞夏书·皋陶谟》），作为“天子”应该时时刻刻紧记这一点。众官员（士）亦复如是：
　　（1）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尚书·商书·盘庚》）
　　（2）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 （《尚书·周书·无逸》）
商的覆灭正是因为举国上下都荒淫无度造成的。而荒淫无度自然就没有德行和修养可言：
　　王曰：“……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周书·酒诰》）
这种“不怀居” 、不耽于逸乐的态度，钱穆曾论述过：“大体上他们常抱着一种敬畏与严肃的心情。他们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的公共意志。他们常不敢放肆，不敢荒淫惰逸，相互间常以严肃的意态警戒着。无论同辈的君臣，或先后辈的父子，他们虽很古就统治着很大的土地和很多的民众，但大体上，永远是小心翼翼。这是中国政治上最古的风范。影响后世十分深切。”[14]许倬云也说：“……周人能受天命眷顾，周人也会失去天命之眷顾；因此，必须战战兢兢，以保持天命于不坠。上面我引过《易·系辞》，周人有严重的忧患意识正是由于这一战战兢兢的心态。”[15]

　　第三个重要的修养则是孝：
　　（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尚书·虞夏书·尧典》）
“孝”是众德之首，也是《论语》中有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本”。重视“孝”也是远古以来就有的传统。[16]诚如尧所言，有“孝”的人是高明的人，也只有这种高明的人才能做四岳所说的“乂不格奸”（能修身自治而感化那些邪恶的人）。也因为如此，尧才会忧心忡忡地命令契去施行五常的教化：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虞夏书·尧典》）
“孝”在古时候是修养的根本，周公在为武王的病祷告上帝时，便曾命史官在祷文之中说：“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周公旦愿意以自身的性命来交换武王的健康，而理由正是他是仁厚而孝顺的。“孝”是如此地重要，因此当武王封康叔于康地时，便曾经和他强调过：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为不孝不友。自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尚书·周书·康诰》）[17]

　　对于个人修养的根本以及在家族内的修养而言，要求他从“孝”做起；而对于一个人的为人、处事而言，则要求他“直” ，“正直” ：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尚书·周书·洪范》）
另一方面，“正直”才是统治者的正道：
　　箕子乃言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周书·洪范》）
只有“正直” 、不偏邪的人才能正确地处理事情，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确保政事的畅通，才能在真正的道上行走。因此舜选择了伯夷以主持三礼，正是因为伯夷是个正直的人：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尚书·虞夏书·尧典》）
伯夷以后，舜在命令夔典乐时，又再次强调了“正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尚书·虞夏书·尧典》）
天子以及卿大夫等的长子，教育他们首先强调的是“直而温”，可见“正直”在天子以及士阶层的修养上的重要性。后来皋陶在说“九德”时，“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目：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18]

　　总的来说，天子和士都应该以九德来修养和约束自己。但在这一切修养的规范里，以敬谨、不怀居、孝和正直为最重要。这是后世士君子行为规范的发端，也是目前能够上溯到的士君子品德修养最早的传统渊源。正是西周的礼乐文明中的重视德行与修养的传统，开启了中国文化重视修养、人品的优良传统。也是这个传统，使后来的孔子和孟子有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从而为儒家学说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也可以这么说，孔子是在周朝对于士君子的修养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创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孔子将这些原来要求天子和贵族们的思想平民化，去掉了浓厚的阶级色彩。至此，儒家思想变成了一套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都应该学习并遵循的道德修养规范。也即是说，孔子其实是以士君子（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和培养天子以至于人民百姓的。而这个源自于西周礼乐的传统，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中，比西方文化更早了许多的知识分子传统的根源。

（王德龙毕业自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后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4年，经本会成功推荐获中国南京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目前就读于该大学中文系博士班。）

注释：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