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困境与反思 ——郑良树教授访谈录

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困境与反思
──郑良树教授访谈录

访问与整理：本会助理秘书叶金辉

 

简介

　　郑良树教授，字百年，祖籍广东潮安，194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1960年赴台留学，后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乃获此学位之首位海外华裔。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研究院、伦敦大学与香港大学访问学人、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新马区指导教授与国立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所教授，2003年荣休返马，现任大马柔佛州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暨讲座教授。

　　郑教授先后担任多个团体顾问，诸如大马国立玛拉工艺学学院学术顾问、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会长及顾问、河南老子学会名誉顾问、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北京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问、天津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问、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学术咨询顾问、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筹委会特约顾问等。除此，他也是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特约编委、马来亚大学东亚系校外考委、中文大学人文所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秘书、《海外华人研究通讯》主编、香港中华文化资料中心筹委会委员、人民大学孔子学院学术委员、北京外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编委等。

　　郑教授著作等身，多年来的国学专著有《淮南子通论》、《淮南子校理》、《战国策研究》、《孙子校补》、《春秋史考辨》、《竹简帛书论文集》、《老子论集》、《续伪书通考》、《古籍辨伪学》、《商鞅及其学派》、《韩非之著述及思想》、《韩非知见书目》、《老子新校》、《辞赋论集》、《商鞅评传》、《诸子著作年代考》等。新马华人研究方面出版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新马华族史料文献汇目》、《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册）、《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新马华校个案研究之一──宽柔纪事本末》、《林连玉评传》等，并编有《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与《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其中有些学术著作未经许可被两岸盗印出版。

　　郑教授可谓左手著述，右手创作，共出版了14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游记与历史小说）与3本书画集，计有《说因缘》、《中央之国》、《回荡在大马校园的师生曲》、《香港大学》、《爱山的民族》、《石叻风云》、《青云传奇》、《我情我怀》、《让香港人继续做梦》、《青云与石叻》、《柔佛的新曙光》、《吉隆坡的诞生》、《百年书画集》、《百年书画选》等。自1987年迄今，郑教授与夫人李石华女士共举行过4次书画展，并有多部书画作品珍藏于海内外多所书院、大学图书馆、文教机构、研究中心等地。

　　郑教授毕生孜孜于主治中国传统国学（文史哲校勘、考证与辨伪），兼及大马华文教育史、华族史料、方言群、德教、华团、家谱研究等，也擅于中国书画，创作小说散文，乃名副其实沉潜于中华文化海洋中的全才型学者，也是马来西亚饮誉国际汉学界的第一人，并标帜着新马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大陆学者毛策著有《郑良树评传》（大将，2002）与《郑良树研究》（北京图书馆，2002）。

郑（代表郑教授）
叶（代表叶金辉）
郑： 我看了这份问卷以后觉得很感动，因为体现出提问者对华社与华人问题的关怀，很能代表南洋大学校友的专业水平，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所以我希望这一份心意，如果日后整理成访谈录能够尽量转载开去，让大家共同思考。

1。个人治学历程与风格

叶：
您完成柔佛潮州研究后，紧接着现在又着手进行柔佛客家研究。为何在众多本土华人研究领域中选择方言群研究？方言群研究在华人史研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与影响？
郑： 我并不只是从事方言群研究，还有华教等其他问题，方言群研究只是我的部分研究而已。我们的祖先最初南来时是根据各自的方言群类聚，所以早期华社是由很多的方言群所组成，许多社会文化制度的运作特点与由来都可从方言群的角度得到解答，至今似乎仍摆脱不了这样的格局。如果我们从方言群的角度研析华人社会，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推动潮州学研究的目的。

叶：
可是随着历史时代的演变与时人的青黄不接，这种方言群的凝聚与影响会 逐渐减弱。
郑： 这是无可避免的，一定会慢慢减弱，不过它潜在的影响力还在。譬如今天新 山表面上已经不再是潮州人的社会了，可是潮州文化还在背后起着一定的影响与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新山有宽柔五间华文小学，学生超过一万名；宽柔有两间中学（校本部与分校），学生总计接近八千人。南方学院是宽柔衍生出去的，原名取“宽柔学院”，批准时改“南方学院”。“宽柔”已不再是个校名，而是个学村，有如当年陈嘉庚在厦门与集美创办的“集美学村”一样。宽柔学村各校的董事不但是互通，宽柔五间小学还共一个董事部！这就是新山人所经常强调的“古庙精神”！五帮与五大方言群共和的精神。而五帮共和的精神就来自“潮州义兴”！举此例，就可以知道研究今日华社的各项课题，方言群怎么可以忽略？

叶：
中国传统治学特色是文史哲不分家，能否以您的治学经验与心得进一步解说分家与不分家在研究上各别具备的意义与优缺点？
郑： 这很难详细说明，分家与不分家各有优点，问题在于优点与缺点的多少比例。以一些比较传统的大学来说，中文系的学生可以修读哲学系的课，哲学系的学生也如此。哲学系《庄子》这门课重点在讲庄子的思想，中文系的《庄子》却从文字训诂讲起，使你先读通这本书，这是哲学系老师难以做到的。学生可以两边同时修学，表面上是文、史、哲分家，实际上还是打通的。如果我们坚持分家，哲学系的学生文字训诂都还没讲通，就大谈庄子思想，恐怕就会出现许多疵漏；相反地，中文系学生只停留在文字训诂，却又无法得到庄子的精华。所以，表面上说文、史、哲应分家，实际上骨子里头应该合的。有一部《庄子今注今译》，在庄子思想方面诠释得不错，但是，在文字解说方面就出现许多问题了，原因是作者不是中文系出身的；这正好说明分家的缺点了。

叶：
能否这么说，要专治中国国学最好文史哲兼通？
郑： 最好从文字训诂方面着手，当然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只是学习文字训诂方面就花去不少时间，哪里还有时间去搞自己的哲学专业？两者兼通是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应由两个学系合作，比如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把文史哲的学科都收览进去，也许是一个好的办法。

叶：
那么哲学研究所呢？譬如我研究熊十力与儒学，该去哲学研究所还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取决于从那个角度为研究视域吗？
郑： 所有和中国有关的学问的科系，都可以收纳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里，当然胥视个人的才能而定。

叶：
由于中文系背负着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的功能（相信任何国家或区域的民族语言或文化科系必也如此），所以往往被大马视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旗舰科系，这是资源的限制抑或边缘化政策下华社的民族自救与条件反射。然而，此种透过学统发扬道统所衍生的问题是：大家竞相设立中文系，却忽略了历史系、哲学系（除了作为官方宗教的回教研究系不论，大马只有2所国立大学开设历史系与一所大学开设回教哲学系）与其他人文科系？以致出现失衡的现象。由于集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于一身，念中文系的本地学子，除了致力于反刍传统中国深厚的国学精髓作为民族母体文化的奠基与源头活水之外，多重的身份与认同下，亦肩负着关怀与开拓本地各领域（华人或族群研究）的义务与使命，以致瞻前顾后，疲于分心，最后顾此失彼，焦点分散，如学百艺者，博而不精，于是学术生命变得乏善可陈。您曾为文疾呼关注传统华文的精致性，表示了您的忧思，指出无法想像“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念过〈离骚〉、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当然，可幸的是，作为传统国学与本土研究的佼佼者，您的硕果累累与非凡成就，标志着游仞两者兼之的成功典范与异数。能否分享您在鱼与熊掌、左右逢源且得心应手的心历路程？
郑： 其实我也兼顾得好辛苦，不过，已经习惯了。除了国学之外，《马来西亚华教史》四大册花了我七、八年的时间。（叶：您如何在香港搜集这些本地剪报资料？由教总提供吗？）我在马大教书那十多年里，已经搜集了许多资料；在中文大学教书时，曾抽空回来大马，到教总看资料，全部影印再带去香港，花了很多精力，幸好中大的宿舍面积很大，可以安置这些资料。资料的阅读、筛选与编排等整个过程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动手去做，非常吃力。

叶：
这正是您令我们感到钦佩的地方，您如何做到七、八年后可以出版四大册的《马来西亚华教史》的同时，也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可以数年内诞生一部“大块头”著作？
郑：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在香港时，我早上除了教课之外就是研究汉学，下午搞华教史，晚上画画练字，每天严守三段分法，坚持下去，甚少到外应酬。所以我的书房有三张桌子，一个是作为国学研究之用，一个用作研究华教史，一个用来作画习字。现在没有了，我的房间只有两张桌子，分别用来研究国学与书写画画，而本土研究则在这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进行。至今我还是坚守这种时间分段，所以我在这里搞本土研究，同时也撰写了四、五篇有关汉学的论文寄到国外去发表。

叶：
中文系的主调是文学，可是兼具史、哲、语言等属性学问，因此永远比历史系、语言系、哲学系有更广博无涯的领域（粗略而言，比如文学可以断代、文类、文论、流派等，分上古、中古、近古、现当代等；而历史至少就有廿四个庞大的朝代体系、另有史论、考古、典制研究等。思想领域，除了开人文之始的先秦，还有理学、心学、佛家、现代西学东渐等。小学方面，包括了文类格律、训诂、音韵等。以上所述仍未包括研究方法，尚有牒谱、民俗、校雠、辨伪、经学、敦煌学、金石学等研究），浩如烟海，多不胜数。由于国情与身份的迥异，本地中文系无法全然类同于大陆两岸三地的中文系。您曾说人生读书求学问分三大境界，立定五年学习目标，第一、第二年投入大量精神、第三年上手后，第四年就是半个专家了。才能从年轻时代的“门缝窥月”，进入中年时期的“庭院赏月”，以致学有所成后的“台上玩月”（见《今日南院》第九期，2002年6月）能否以此为例，举一二具体治学例子，给中文系学子指点迷津？
郑： 我记得常跟学生说治学先从一个点开始，点至点连成线，就是半个专家了，由线组成面，已经是个专家，从面构成体就是大师了。所以，尽管中国的学问繁富复杂，但是不要迷失，还是从点做起。

叶：
可以具体举例吗？
郑： 好像你研究先秦诸子，先选攻荀子，深入研究以后再钻研孟子，把儒家的脉络厘清，再研析孔子与《论语》，儒学贯通成线以后，再开第二条线，如法家韩非子、商鞅、管子、申不害等，打通这条线以后再辟第三条线，依此类推，我相信每条线只要花上五年，早晚会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了。这是我的经验与方法。

叶：
您于70年代在大马率先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时至卅年后的今天，华社对学术研究仍然不堪重视，以致创办近20年的华社研究中心仍惨淡经营，残喘苟生，您认为原因何在？如何塑造并提高华社的学术研究风气？
郑： 如何整合华社的资源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没获得解决以前，要塑造并提高华社的学术研究风气是不可能的，华社研究中心的难题也一样相应地永远存在，很难解决。华社的大企业家缺乏投资学术的观念，不像香港的企业家。美国哈佛大学不正是哈佛氏过世以后捐出遗产资助大学而命名吗？这是整个华社文化的问题。

叶：
为何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香港具有这种文化？
郑： 因为他们受英国的影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的文化毕竟比较高，人种也比较单纯。

叶：
你曾对学生说：“到国外留学，越远越好。拿不到博士不要回来，拿到博士一定要回来。”能否解开这句话背后的意涵？
郑： 意思是鼓励学生下定决心远赴重洋去念书，不要受到儿女情长的影响，男儿志在四方，为学问而学问。

叶：
可是结果很多华人取得成就后在外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不愿回来。还有，许多人会认为如今是地球村时代，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遂有楚材晋用、“士为知己者死”的社会现象。当国家与个人、国族与民族、现实与理想产生冲突时，以您的人生历程为例，您会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
郑： 我很难告诉你怎样去取得平衡，只能说依照个人的情况去思考去决定。一个理科人才回马，假如连设备齐全或器材先进的实验室也没有，则无异于学术上的自杀，与其如此，不如还是留在外国发挥个人专长吧。

叶：
如果他立志回来奉献社会？
郑： 这当然是伟大的精神，可是已经无法再提升自己了，殊为可惜。当然，像钱学森那样伟大的人物也是有的；不过，那必须要有一种崇高的目标或精神在呼召着，才会有这种人物的出现。我们可爱的马来西亚有吗？

叶：
所以这里面存有一种两难。留在外国自我成就也不能一概说是“小我”，像杨振宁等人，如果不是留在美国就无法攀登学术高峰甚而获得诺贝尔奖，而且一直心系中国，愿意在晚年回馈与献身祖国，到清华大学去培育人才。
郑： 是，这问题很难一刀两截去说明。目前马来西亚最缺乏的便是全民认同的崇高目标和全民认可的伟大精神，所以，知识分子营营役役，无法创造伟大的历史。当然，英雄也可以创造时代，历史老人也许还在期盼着。

叶：
可是有些人留在外国为的是贪图安逸与享受物质。
郑： 那也一种生活选择，不能怪他。我们的国家提供了什么方便给他们呢？

叶：
不过我们移民社会不像西方国家，他遗忘了当初他利用华社许多资源才能如愿地学有所成……
郑： 那当然就不应该了。总之，这是一个遗憾。

2。中文系的属性、汉学与国学的义界

叶：
您成才于台湾，在香港学界大放异彩，在大陆享有盛名，试比较大陆两岸 三地大学中文系的特色与发展走向。
郑： 其实中、港、台、新、马开办的中文系存有相当大的差别，我甚至曾经尝试收集一些材料做比较研究，提出自己个人的看法，因为各地中文系的差异对将来中文系的影响很深。台湾的中文系至今仍保留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主调的传统国学型，在中文系里可念到《史记》、《左传》，历史系学生要修《史记》就到中文系来，哲学系学生要听《庄子》也到中文系来，虽然哲学系也开设《庄子》，但是属于庄子哲学，而非专修《庄子》原典。而大陆的情况，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中文系的课已经被其他科系挖空了，只剩下文学与语言两种。”虽说文学的课开设得很精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等等很多课程，可是基本上就仅限于这两个范围，因为经、史、子部已经被挖空了，所以情况有些可怜，似乎没有什么课程可以开设了。其实大陆大学还有古籍研究所，也开设一些选修课程，可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这些精专而且研究古籍必备的学问与课程，反而没有人开设，对古籍研究来说，将来会构成一些难题。香港方面，以中文大学为例，当然也受了大陆的一点影响，语言学的课程较多，但早期都有开设《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经书如《左传》、《诗经》等，一些课连台湾也没有，所以课程相当周全。虽受大陆的影响，但中大同时也沿袭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属于另一种格局。至于新马，则更加特别了，大马的中文系加入了很多马华史、马华社会、马华宗教等课程，从本土化来看似乎无可厚非；其实强调本土化是受了台湾的影响，被牵着走。本土化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多到侵占了中文系的主体课程的话，则中文系就开始变质了。我曾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建议，说甘脆将这些课程独立成为“马华文学系”或“大马华人学系”，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可以开办得更精细，问题在于马华文化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成为一个学术范畴。中文系有五千年的历史积淀，而“马华文学系”等恐怕在这方面资源不足，以致现在形似“半独立”于中文系的课程结构内。新加坡也是如此，甚至走得更远。例如，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相当特别，有文学课程，也有“东南亚华人”、“新加坡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中国在亚洲”、“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国与亚细安”、“全球化的中国”、“理解中国”、“晚明文化中的情与欲”、“华文剧场与表演”等……可能我的观念太陈旧落伍了，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中文系。由此可见，中文系过分歧化，迟早会失去方向。

叶：
其实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成立以前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系比较倾向于语言课程。刚才您谈到台湾本土化的问题，早几年前由于台独意识高涨，绿营在“去中国化”的思想下要求台大开办“台湾文学系”，台大中文系的柯庆明教授也撰文回应。此事后来如何呢？
郑： 没开办成。这胥视台独的势力如何，要是一天独立成功的话，这看来是势 在必行的事了。不过，我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极力反对台独。

叶：
从1925年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亚洲中华文化区的中文系、台湾师大的国文系到海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系，可见中文研究从倾向古典的国学到包含现当代中文研究的“中文系”之广义发展沿革。您曾撰文〈读中文系的人〉（见《回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指出，所谓“中文系”理应理解为“中国文化系”。您认为传统与现今中文系课程的主干结构应该为何？如何观待台湾师大国文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与文化系的倾向与性质？
郑： 我认为应以传统中文系课程为主干，也就是你提到的国学。我从前提议改称为“中国文化学系”，以容纳各方面领域的学问，新加坡李元瑾教授甚至提出改成“华人系”。我认为在中文系开设华人课程也无妨，《史记》里也有〈匈奴列传〉，虽然是外国史。无论如何，中文系一定要有其传统主干，不然旧学问没有人去研究就太可惜了。

叶：
那么能否说事实上只有台湾师大的国文系最名正言顺？可是同时也有人指出时至今日还坚持称为国文系，则无异于老学究。
郑： 除非我们认为古籍不重要，否则研究古籍的训练与学问还是必须的。

叶：
当今中国大陆的不少重点大学的中文系称“汉语言文学系”，简称即为“汉学系”了，或在中文系旗下分作“汉文学”（侧重文学与思想）与“汉语言”（专注小学与历史）两个专业。您对这种演变与发展有何见地？
郑： 这里“汉”的概念是以民族概括一种语言，与西方的“汉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汉语言”，就是汉族的语言，就如藏族语言、壮族语言以及满族语言一样。当然汉族语言内又有各方言语系，比如粤语、闽南语、潮州语等等，它们都属于汉族语言的支系。“汉文学”的情形也相同，指用汉族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系，和台湾、香港的中文系没太大的差别，不过把范围名称订得比较准确一些──汉族的语言、文学。如果称“中文系”，就是中国文学系的省称。“中国”一词就包括很大了，其他民族都在“中国”之内；那么“中国文学系”，岂不是也要包括满族文学、藏族文学等等呢？

叶：
如果说汉学即相等于中国国学，您是否赞成？为什么我们一般称“汉学研讨会”而非“中国国学研讨会”？
郑： 汉学只是中国国学之一部分，汉学涵盖面比较小，中国国学涵盖面比较大。正如刚才所说的，“中国”范围大，不同民族、文化、宗教、文学及艺术都有；只要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原则上就是“中国国学”的范围了。如果你说“汉学”，那就是只指汉民族的学问了。一般上称“汉学研讨会”，因为所研讨的只局限在汉民族的学问，不包括其他民族的；如此称呼，并无不合理。另一方面，“汉学”这个名词比较新，人心都喜新厌旧呀！

叶：
从文化角度以观，海外华人社会因国情不同而诞生本土特色的文化（即所谓相对于中华文化的支流或边缘），因而产生了相关研究的必要与合理性，如台湾中文系开设台湾文学、台湾史等，香港的情况亦然。早在1928年，傅斯年就提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在广州发展“南洋学”，“南洋学应该是中国人的学问，因为南洋在一切意义上是‘汉广’。”（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而新马大学中文系则将许多有关马华政经文教的课程纳入其中，于是华人史、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新马华文文学、新马华文文化均可以堂皇进入中文系的课程与研究范域（这些中华文化所衍生的学问都可成为中文系的硕博论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甚至开设“华人学”课程。您曾针对国情的不同而改良大马师训学院华文课本，然而对于中文系，您坚持只有一种（〈华教·马华文学·中文系〉，《亚洲周刊》2001.1.22-1.28）。华人学与移民的历史现象似乎改变汉学与中文系的内涵与结构，面对这种历史现象，海外中文系如何自我定位？换言之，“华人学”能否进入汉学的范域？然则，重轻与主次，母体与本土，国学与华人学之间，海外中文系课程设计比例该当如何？
郑： 关键在于我们要的是怎样的中文系？我们的中文系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以什么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们开办中文系，是要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及历史等的学问，通过这些研究，认识中国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我们建造华社以及大马社会的根基。这是我们创办中文系的目标和宗旨。为了适应本土化的需要，开设少数的“本土风光”，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做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那我就不赞成了。试想，本地华族的文化有多长的历史？有些什么“精华”？可资我们建造华族的文教建设？主次、轻重如果不分，那么中文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当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变成本土研究时，还成中文系？司马迁写《史记》时，虽然也写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那简直像外国史了；但是，那只是少数的几篇，而且是附在书末。如果整部《史记》都是匈奴、朝鲜及西南夷的历史的话，《史记》还成为《史记》吗？中文系学生满脑只有马华文学，连屈原、杜甫、李白、关汉卿都没有的话，还是中文系吗？情形就如英文系学生不知有莎士比亚一样，你觉得问题严重不严重？不管以什么课程的名目进入中文系，甚至以“华人学”为名，中文系课程始终必须有主次、轻重之分别。想了解中国文化，想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就必须到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典籍里去找，别无其他门径。没有中国文学，哪来的马华文学呢？

叶：
对，即使追溯到18世纪，难道华人移民从天而降吗？文化一定有它的母体 嘛。
郑： 是，所以我始终认为大马要嘛就必须坚持开办主流传统的中文系，一定要开设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培养国学基础的人才，否则就成为弱势的中文系（叶：无法走向国际与同道对话），对，一定输给别人，然则就甘脆不要办算了。

叶：
现今的国际教育界似乎倾向于强调重点专科分工，于是同一个区域各个大学有所侧重某一学问，不重复资源，以便培养出各有所长的学生。
郑： 这也不见得正确，等于学术企业化商业化变成独门生意去了。毕竟学术 贵交流，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培养一个古典研究专家就够了。

叶：
据知台大中文系至今还没有一份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而暨南大学、政治大学则比较侧重于现当代研究；香港方面中大重点在古典，港大与岭大的强项是现当代文学，这是可否形成一种互补作用与角色，亦即你做不到的，由我来做？
郑： 我相信这和学风有很大的关系。台大是以继承北大自居，师大中文系称“国文系”，其继承传统一目了然；他们没有当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一点也不意外。香港方面，中大重点在古典，因为中大的成员书院新亚是继承传统的，联合及崇基的教授也老成持重，所以，都以古典为重点。我想，学术贵交流、互补，个别大学可以自由发展、发挥。新、马的中文研究的根基还相当薄弱，历史也很短，如果这个时候不趁“年轻”多下苦功，为自己打下扎实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就“放手”，将来可就永远“放手”了！长此下去，我们的中文系就会被国际人士边缘化，许多古籍、经典研讨会全没有我们的份了！只能参加一些“海外华文文学”、“汉语教学”之类的研讨会；你说，可悲吗？

叶：
如果说哲学系培养哲学人才或哲学家，而历史系栽培史学人才或历史家，则中文系的最高目标是否为培育中国国学家？我们须要通才式的国学家还是专才式的汉学家？
郑： 中文系最高目标是培养中文研究的学者，无论你叫他“中国国学家”也好，称他为“汉学家”也好，都是中文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我们社会而言，国学家、汉学家，我们都需要，而且不嫌多，只嫌少。问题是，以马来西亚目前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环境，我们有没有办法培养出出色的汉学家？我们的环境欠佳，我们的设备欠佳，现有的汉学家已经难有特殊的建树，受到国际上的认可；更不必说到新生代了！这几年来，大陆为我们培养出不少年轻的汉学学者，我希望它们能继续保持过去的治学精神和研究热忱，冲破一切困境，交出理想的成绩，使大马也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点。要接受到真正的培养，就必须到大陆认真上课去，在海外参加什么在职硕士、博士课程，不会得到真正学问的！学问是真功夫，没有速成这回事。

叶：
中国学术史上的宋学与汉学，各有所长亦各偏一方。上述第2节第3题提及一些大陆重点大学中文系旗下分作“汉语言文学”（侧重文学与思想）与“汉语言”（专注小学与历史）两个专业，这看来似乎又回到了类似汉学与宋学的两种学术岔路了。您认同这种专业划分吗？现今中文系在考证与义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郑： 把中文系限制在两个专业之内，似乎太“小看”了中文系。正如你前面所说的，传统中国学问是文史哲不分家，如果中文系只有语言及文学两个专业，那么，其他学问怎么办呢？岂不是要偏枯了吗？我曾经把中文研究分为前、后两期的工程。前期工程包括编纂、校勘、考辨、辑佚、注释等工作；后期工程包括历史、社会、宗教及思想哲学等的诠释、申述及发扬等工作。中文系的工作者大部分负责前期的工程，后期工程大部分由哲学系、历史系与社会学系来协力。一部古籍从地下出土，必须要有人来整理与编纂，学术界才能运用；古籍必须要有人注解，甚至翻译，学者才方便；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有新加材料，甚至伪造材料，使书本出现真伪附益等问题，必须有人加以考订辨别，学者才不会上当；有的古籍已亡佚了，必须有学者从古籍里辑录出来，学术界才得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工作，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试想，如果没有学者专门从事这些工作，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等，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呢？相同的道理，如果没有汉、唐学者那么严肃认真注解、整理以及保存古书，宋、明理学家有可能建立起他们的思想系统吗？古书全都亡佚与荒芜了，还讲什么思想呢？讲到这里，你就可以理解，如果中文系只限制在你所说的两个专业之内的话，是多么地不足够。中文系应该扩充为“中国文化学院”，然后把各种专业包揽在内，分成几个学系，既专业，又互通，才算完整。

叶：
您曾师从台静农、王叔岷、毛子水、屈万里、孔德成等硕学业师，而您曾执教的香港中大（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统）前身就源自当年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表示，只要香港一天有饶宗颐，就不能称之为“文化沙漠”。我初不以为意，后经细嚼，才觉得他的话可能是语带警惕的慨叹。饶教授已年近九十，已停止学术生产。是否真待有一天他百年归老后就可以立即宣判香港是文化沙漠？这背后关乎及整个民族文化、国学精粹、道统文化与学统继承的大问题。在这方面，香港似乎今不如昔（台湾看来亦如是）。在西方专业分化的影响下，国学研究与其研究方法已被西式学术分科专业化，以致兼通四部的大师已经渐趋缺位。在大师往矣的今天，国学研究领域是否后继无人？我们如今须要四部兼博的国学人才吗？国学研究者是否在学识学养上已无法超越前人？如何解决这个时代难题？如何在现有环境下培养国学大师？
郑： 在现有大学专业分科制度下，要培养四部兼通的国学大师真的是不容易。比如钱宾四先生从小就开始读古书，我们是到高中大学才比较深入走入国学殿堂，比他们迟了整整十多廿年，因此我们的根基肯定无法比得上他们，如此情况下要培养四部兼通的大师相当困难。但不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不须要，而是没有办法培育出来。在当今这样的社会及文化生态之下，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香港来说，待遇好，设备优，资讯快，又接近中、台两地，学者来往频密，什么条件都有了；但是，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生活非常忙碌，步伐非常紧凑，应酬多得不得了，大会小会多得令你心烦；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得出四部兼通的大师呢？饶宗颐及钱宾四等大师，是大陆旧中国培养的。学术商业化、企业化之后，一切都变得很可悲；今天的大学，十足是商业机构，香港也包括在内。大陆的情况比较好一点，起码还有一些人敢于谢绝各方面的应酬，关起门来隐居在家里，好好地读书研究。我有几位朋友，的的确确关门下苦功，他们上课时间不多，自己的时间很多，也不必上班（叶：大学里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蜗居在家里做学问，有的甚至两、三个月就完成一本书；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也令人羡慕。试想，以如此精力和专心，二十年后真可以成为大师了。当然，这十多二十年来，学者“下海”的也相当多，“下海”的风气也“影响民心”，二十年后学术界恐怕另一番面貌，情况不容乐观。当一些著名的老牌书局对出版学术大著表示迟疑，或者拒绝的时候，学术界就开始步入严冬的阶段了。今天的大陆，已经出现这种情景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努力开始做一些工作，希望扭转这种颓势；对这样的有心人，我们由衷地表示激赏和感恩。

叶：
教务工作量也会影响学者的学术生产，就有好些学者如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汛森即在《亚洲周刊》批评学界花太多时间在开会审议等工作上，影响学术研究。
郑： 我在中大一星期教八节课，加上每周召开一、两次会议，五六年以后我表示不愿要再负责开会的工作了，要摆脱这种烦恼。一些小问题由系主任解决就行了，可是在强调民主的社会制度下，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开会议决，虽然半小时就结束了，可是开会前后都把大家搞累了。新马的情况还比较好，没有那么多会议。

叶：
据知，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学、新加坡甚至大陆本身高等学府开办的（汉学系或）中文系课程中，学生大多数热衷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日用语言的课程，趋向实用理性与价值导向的追求，以便日后开发中国经商市场或利于沟通，这造成传统古典精髓无人问津。“中文热”因中国的崛起反而导致中文系的变相，处于这种变局的大环境，中文系该如何作出调整？
郑： 对于这种趋势，我曾在《亚洲周刊》撰文提出意见，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如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到新加坡念研究所，专攻马华文学或华人社会，回来就到大学教中文系古典课程如“两汉文学”或子书之类，如何胜任？他们在研究所修习的，和他们在工作上教学的相距太远，如何能教得好呢？但是，这种情形出现过，而学校当局竟不以为忤，置之不理，以致影响了大学的品质。这实在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

3。马来西亚中文研究与当今汉学

叶：
您曾撰文〈大马汉学研究的环境〉（载第四期《人文杂志》）指出，在大马当一名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道尽了70、80年代在大马研究汉学的许多局限与困境，诸如资料匮乏、官方限制等。为了满足基本研究资料的需求，追赶学术前沿，必须自己掏钱购置与四出搜罗，在家中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此文阅后使人慨叹不已，也让个中人感同身受。1988年，为了攀登更高的学术巅峰，您依然赴港执教。〈大〉篇末，您表示虽然如今整个局势已改变，“然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留住汉学研究的人才呢？”2003年，您荣休后回到大马南方学院创设“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几乎全神投入本土华人研究，这是否揭示本土条件（如官方体制、制度偏差、资源不足、师资来源、学术通讯、同道切磋、研究金等）依然如故，不利于中国国学（谓中国传统古典）研究？如何克服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郑： 我在南院创设“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从事及提倡本地华族族群与文化的研究，和本地汉学研究环境之优劣没有关系。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看到自己民族文化出现如此现象，自然产生关怀与研究的心意，绝不是因为本地汉学环境差劣而“转向”。说到汉学研究，十四年后回来，看起来是略有改善，起码有三个民办的中文系，加上一个党办中文系以及两个官办中文系/组、一个中国研究所。至于汉学图籍的搜集和典藏，也略有进步；不过，现今电脑资讯非常发达，上网搜寻资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如果还有不够，就只好自己出国去寻找了。整体而言，情况略有改善，不过，进步得太慢，无法赶上国际节奏。虽然我在研究所里提倡本土研究，但是，我却没有放弃我的老本行，我研究先秦诸子、研究西汉的学术、研究几部经书，回来两年之中，我写了好几篇论文，包括经学、子学和汉赋。今年年底，我准备将这几年来写的几篇论文汇集成一本书，取名《汉学论文初集》，将来还准备出版《二集》、《三集》等。此外，我还时常出席国际汉学会议，每年总一、二个；邀请函太多，有时真的穷于应付，只好挑选了。听说大马有一套四库全书，你知道摆在什么地方吗？

叶：
马大东亚图书馆藏有一套袖珍本四库全书。
郑： 还有一套呢？

叶：
哦，在槟城某会馆。我当初就有股冲动想写封信恳求他们转赠该全书予民办学院，或大学也好，这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了。
郑： 对，为什么放在那里，谁会去看？我殷切须要这套全书，因为正在撰写一些关于《春秋》的论文，我在香港无法将相关资料全部印妥带回来。要在本地发展汉学研究，没有资料如何进行？

叶：
以马来亚大学、新大与南洋大学中文系为例，早年有钱穆、王叔岷、饶宗颐、王震、佘雪曼、潘重规、陈铁凡、柳存仁、郑德坤等人先后教授中国思想史、中国考古学、目录学、训诂校雠学、声韵学、修辞学、《左传》等科目。可是出于师资（您所谓之“北水南调”）与学统的隔断，如今许多课程经已停办多年。故而，当今的国学或传统中文研究方法与学问，如朴学中的校勘、辑佚、训诂、辨伪（您改称之为古籍时代学）、目录学、文献学、经学、金石学等，是否面临日渐失传、没落或成为绝学的命运（正如您所说的“传统课程萎缩一边”）？这是否会影响本地国学研究与学统以及今后中文研究人才的素质？大马有必要培养国学人才吗？如何克服这个难题？
郑： 马来西亚的汉学源流，依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正开始走进第三代传人。郑德坤、钱宾四、陈铁凡、王叔岷先生、佘雪曼、潘重规等人，算作开山第一代，我和林水豪等人算作第二代，现在好几位马大生从中国取得博士回来，比如黄文斌（他的博士是来自新大）、许文荣、余历雄等，应算作第三代了。我这一代从上一代得到的汉学学问是属于传统国学的那一种，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前期工程的那些学问。如今，第三代虽然也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传统的学问，但是影响他们比较深的是从大陆得到的那一套学问──基本上限制在语言及文学两个专业内，所以，他们比较缺乏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及辨伪学等这些方面的学问。将来大马汉学研究的走向，从这里已约略可知了。我们如果想使本地汉学的基础比较稳固，比较妥善的办法是在大学部多开一些这样的课，并且在硕士、博士班里多培养一些这样的学生。也许你会说，我们只从事后期工程不也就可以吗？我的答复是不可以。前一阵子我审阅一篇硕士论文，这位硕士生要研究西周初期的婚礼制度，当接到通知时，我就有些奇怪：他从哪里找材料呢？等到我接到厚厚一本论文，读了几章之后，我就知道他旧学根基有问题，他连《周礼》作成时代有问题都不知道，未经思索就将它当作西周初年周公旦的作品，并当作西周初年的材料来运用。这是多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错如此呢？简单说一句：没有一点前期工程的学问，所以，才错得如此离谱！至于其他错误，这里就不说了。

叶：
老师，看来我们的汉学前途很渺茫了（齐笑）。为何郑老师您本身不开班传授这些绝学呢？
郑： 这些精专课程在大马应该在研究所开设会比较适当。当然民办学院没有研究所，最适当的是马大或拉曼大学。我本来想成立一个“汉学研究所/中心”，就像现在的“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一样，附属在吉隆坡一个民办大学里，（叶：就像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那样？）是，我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根据我的概念一起去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可是又是阴错阳差，同道们都分散在中马与南马各地，无法聚成，甚为可惜。

叶：
其实华社研究中心一直从事本土研究，当然与“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并不重叠，其实您本身返马对华社就是一个重要的汉学资源，成立一个“汉学研究所/中心”会否比设立“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更为迫切更意义重大呢？
郑： 对，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孤掌难鸣，无法结合同道的力量，这终究还是阴错阳差的问题，或许再过一阵子看看情况如何再打算吧。本来我还想办一个“儒学文化研究所”，与“汉学研究所/中心”齐驾并驱，不过目前还不是时机。

叶：
吉隆坡孔学研究会这些年在普及儒学方面办得很出色。
郑： 假如“儒学文化研究所”成功创办，我们会跟他们合作挂钩。学术团体跟民间携手合作最为理想。

叶：
既然我们先天与后天无条件深入钻研这些学问，也无法跟中港台这些国学研究基地争锋，则若要终身投入国学研究的天地，自我成就，争一席之位，最好还是移居中港台（一如您的学术历程），否则只能远观而敬之或甘脆弃之从他了。您认为呢？对于有志于钻研国学的大马学生，您会给予怎样的建言与劝勉？
郑： 我只有一句话：到大陆去吧，但别太快回来，待一阵子再回来。

叶：
为何仅仅是大陆呢？
郑： 大陆汉学资源非常丰富：藏书丰富、学术期刊丰富、人才也丰富。找材料、发表论文、和学者交流切磋，都非常方便。此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像司马迁一样，到处实地考察，增广见闻，对于提升自己的气宇胸襟，有绝大的帮助。我经常鼓励在大陆攻取高级学位的学生要多去旅行，并且广交朋友，让山川的灵气净化胸中的块垒，让朋友的笑声增长自己的眼界。中国是泱泱大国，中华文化五千年，有什么事情会看不开？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笑谈中解决呢？唯有灵山胜水，才能给你这样的气度。千万不要去学习那种狭窄的文化。

叶：
中港台大学的中文系固然可以为本地华社培养人才，请分析此种“借力”培训的优缺点？
郑： 中港台的汉学研究/中文系各有特色，他们分别为我们培养人才，可以收到互补的作用。我们要长期依赖人家为我们培养人才？还是有时要依靠自己训练？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也训练出好几位中文系的博士以及数量不少的硕士，他们都很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如果是外国训练的，可能会有格格不入的情况。不过，我觉得不是在由什么地方训练出来的问题，而是取得学位以后终身表现的问题。学位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已，却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的表征，绝不是一个句号。学术成就的建立，完全在乎个人终身的努力和奋斗，不是学位的取得。我愿以这几句话和我的学生及同道共勉之。让我们并肩努力，为大马汉学界奋斗，共创辉煌成绩。

叶：
现在的情况演变到不但研究古典的人才不愿回来，就连研究现当代文学或文学创作有成的人才也不愿回来。
郑： 在马来西亚从事汉学，确实是困难多多。你提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愿回来，确实是如此；林幸谦就是个例子，其他例子还很多。马来西亚从前还可以吸收到台湾及香港的教授来此任教，今天，港台早已赶过马来西亚，谁还想来此呢？中国大陆目前可能还有人愿意来，但是，不出五年，中国就很可能赶越过大马，到时哪会有人来！为什么呢？简单说一句：我们整体情况进步太慢，人家进展神速，一个一个赶过去，把我们丢在后面了。对一个视材料如生命的学者来说，资源匮乏无异是一种自杀！我从前已备尝过这种苦头。

叶：
除非他们立志回来回馈社会，作育英才。
郑： 待到退休回来就不错了。像我当初在马大多么痛苦，学术资源空空如也，学术氛围静如止水，加上官僚制度，万分痛苦。

叶：
根据本人观察，近期许多马大中文系学生以马华文学、马华史专题与中国思想为研究方向（参见王润华，杨松年主编《新马汉学研究：国大马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国大中文系，2001），大有掩盖古典研究的趋势。在环境局限与资源不足之下，应否调整政策而在策略上作出有机的培养方案？
郑： 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看出这种趋势。回来家乡后的第二年，我就和一些朋友、同学发起召开传统汉学研讨会，去年由南院开办第一届，今年（2005）由马来亚大学接办第二届，并且希望一年一年办下去。这个学术研讨会旨在提供一个学术平台，让国内年轻的学者们发表他们研究传统汉学的心得，使他们有个交流切磋、磨炼比较的机会，并且通过论文的出版和流传，使他们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和欣赏，进而进军国际。我相信这是鼓励年轻一代汉学家的一个办法。当然我更期盼国内企业家能资助年轻学者们出版他们的学术论著，特别是关于汉学研究的。我相信通过多方的努力，为我们汉学研究营造一些气候。我在七十年代的初期，曾经发动会馆/大会堂主办“学术文艺出版基金”，推动华社学术研究以及文艺作品的出版，反应良好，多年来也累积了一些成绩，甚至于也影响了新加坡一些华团，可惜后来又停办了，好像吉隆坡的福建会馆每年还继续办着。南方学院本来设有“萧畹香学术基金”，由萧老先生的后人资助，推动南院及华社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出版，只可惜办了两届就没继续下去。看来华社对学术还是很陌生，不知其重要性，华社的保守和落后，是有其道理和原因的，将来也肯定会自食其果的。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构思，如何恢复这样的活动，以便和传统汉学研讨会相配合，希望我会成功。

叶：
至于邀请客座教授前来授课可以弥补这种缺憾吗？
郑： 邀请大师来讲课可以发挥影响，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是有所欠缺的而非十全十美的，不致于活在不自觉的自我满足（其实是自我没落）当中。我们并非反对马华文学，但是古典的源头怎么能没有呢？念中文系一定要先名正言顺地了解中华文化渊源，有了这个基础，再作其他研究方向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叶：
您倡议大马三所华社民办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与新纪元学院）合并成联合大学，请问如此合并对中文系的资源整合有何具体优点？
郑： 我倡议三间民办学院联合办学，并不是从整合中文系资源出发的。大马华社身负六十所独立中学的担子，也负起许多华文小学的责任，怎么还负得起三所大学呢？我们是不是有些好高骛远呢？如果三合一成为一所大学，然后集中资源，把它办成名校，岂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也将受惠。把三个中文系合办成为一个“中国文化学院”，院内设经、史、子、集四系，每系分别开设相关科系，既分科，又互通，岂不是更完整和理想？当然我们无法一蹴而成，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我想，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东南亚区汉学研究的重镇了。

叶：
当前大马有6所大专学府开办中文系，1所民办学府与中国大学联办中文系硕士密集课程，加上负笈中国与台湾念中文系的学子，这种快速发展对华社而言是否“供过于求”？
郑： 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目前加速为马来西亚造就高级学位的中文人才的，应该是大陆；台湾扣得很紧，香港几乎没有。新加坡也造就了一些。很有可能大陆经济市场热腾腾，学术界受其影响，搞活了“学术市场”，因而造就了许多高级学位的人才。我已经说过，拿到高级学位并不是句号，来日努力奋发的日子还多得很，是不是能冒出来就看自己的努力了。我倒并不担心人才“供过于求”，而是担心他们不能坚持过去的努力，在汉学研究的领域内继续发扬光大。在这里从事汉学研究的“障碍”太多了，太多学术以外的课题困扰着汉学界；这些，真是考验年轻的学者们。

叶：
您在〈阅读调查报告释疑〉一文中指出，大马华社学术界缺乏蔡元培这类博大胸襟的人，也缺乏傅斯年这类气魄万千的人；文化界方面，我们需要朱自清、夏丐尊、叶绍钧；在社会改革方面，我们需要梁漱溟、费孝通，甚至张君劢。您也认为大马华社除了华教史与马华文学史之外，缺乏第三支文化系统学术史，没有向高层拓展。然则，我们能否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中文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郑： 目前谈这个尚嫌过早，华社的学术资源与系统还未获得理想的整合，仍处于阴错阳差的境况。

叶：
以您曾任教与客座多所大学中文系的经验以观，上一代的中文系学生与现今新的一代在精神面貌与学养上有何差异之处？
郑： 我一直相信，气候、山川以及环境对人类有很大的影响。上一代的学生生于忧患，长于贫困，阅尽炮火流离，他们对人生的感悟特别深刻，因而熏陶出气宇恢宏、胸襟磊落的精神面貌，再加上深厚文化的培育以及气候山川的熏陶，使他们的眼界开阔、鸿志万里，自有一股气吞山河之势；试读钱宾四先生的著作，上下五千年，大开大阖，无论学术历史，更无论经部子部，都自成系统，对中华文化更充满无限关怀的爱意！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生于南洋，长于安逸，不知道什么叫作颠沛流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人生困苦，“五千年历史”也只不过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已；试想，能有什么精神面貌呢？更谈得上什么学养呢？

叶：
海外汉学界有其发展与历史的源流，西方汉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传教士传教之动机（最早者有荷兰与法国汉学界于1890年刊行的《通报》（ToungPao），较后有《远东季刊》、《亚洲研究》、《东洋文化》等），至尔后倾向探奇、冷僻、精细、钻研、专题、没有实效性、闭门造车的古代中国研究，这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汉学（Sinology）（相似于清代考据之汉学）。发展到二战后，继印度学而出现倾注于现当代、实用性、以晚清为始点、结合各种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中国学）。冯友兰先生就曾表示他在1946年去美国时，西方汉学家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院中死一般的陈列品来研究，遂生自卑感（〈明志〉《三松堂自序》）；1982年再赴美时，情况才有了改变，方感自豪。这是显示其中变化的具体情况。根据傅海博（Gauting Herbert Franke）教授指出，汉学就是“对于中国事物的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一卷第二期，6.1992，页89）。英人翟理思（H.A. Giles）1901年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剑桥中国史》也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参照。请谈谈欧美各地与韩日汉学研究的成果与局限。
郑： 欧美汉学研究多偏向于采用西方理论，可谓“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诠释中国古典学问，这有其优势的地方，也有他们独到的见解与参考价值。日本与韩国则采比较保守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就有所局限。其实治学与诠释历史往往都难逃“物为我用”的立场；为了应付当代社会，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戴上有色眼睛解说历史或文学，（叶：也就是“六经注我”）对对，九月份第二届大马传统汉学研讨会作主题演讲时，我会谈这个问题。

叶：
西方汉学有些特殊的课程，比如有些西方汉学家通晓或钻研满文、藏文、西夏文或蒙古文，这些比较偏专的学问都是我们所欠缺的。
郑： 正如刚才我所建议的，如果创设“中国文化学院”，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满文、藏文、西夏文及蒙古文，都是中国语文之一支，发生在中国领土之内或者和中国有密切关系，自属中国文化之一；情形就如《史记》有匈奴、西南夷等列传一样。不过，大陆把这些语文都放在民族学院里，也是很理想的做法，值得参考。我们这里只是“就事论事”，不一定必须开设这些语文课程，实际上也恐怕开不来

叶：
新加坡国大中文系有70％以上的教员毕业自美国，而港大、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与史语所大部分学术人员也回流自欧美国家大学，因此汉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会冲击传统国学研究模式。具体的例子如在台湾叶嘉莹、夏志清（于1976年）与徐复观（于1979年）先后与颜元叔的学术论争，颜元叔尝试以他的古典诗批评与文本（text）理论为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一条出路。其实，这背后关乎中西学术交锋的问题，引发出中学传统与西学中用的激烈争端。王国维曾表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静庵文集续编》）章太炎也有曰：“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两者相辅，以求“复兴国学”。可见，今日研究国学，除了传统朴学等方法外，也免不了并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精致严谨的社会科学方法。您赞成用西方方法或新理论研究中国国学或中国现代学问吗？属于中体西用的模式吗？今天，以西方与传统国学的研究方法致用于中文研究各有何优缺点？
郑： 西方治学方法与理论可以作为参照角度，也不算中体西用方式，而是借用以协助我们透视因距离太近而无法诠解之处。（叶：就像现今的中医西学科技化）是，我们应该开放胸襟，海纳百川，采各家之长。至于缺点就是偶有错释误读的情况，例如“赤脚医生”被误解为“红脚医生”，这是无可避免的，就算我们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也会出现类似的误读或错解。

（本文同步刊于新加坡斯雅舍于2005年12月出版之第5期《新世纪学刊》，并由大马新山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以单刊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