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文化，带领历史

　　主席、诸位乡亲、诸位嘉宾、诸位校友：承蒙母校校友会的邀约，要我来这里做个演讲，浪费诸位宝贵的时间，我很不敢当。

　　我是新山人，在新山出世，也在新山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新山，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了。从1960年开始，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十年在台湾，17年在吉隆坡，然后15年在香港。虽然如此，我对新山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忘不了那皇家山顶的市政府大厦，也忘不了那美丽幽雅的皇家花园，当然，更忘不了教育我的宽柔母校。这一次回新山居住，我才开始知道，从前只不过是个山村姑娘的新山，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女强人了！从前的新山，一般上指纱玉街、直律街、亚福街这几条繁华街道；中学时我们搬家到Jalan Tebrau，今天德教会的对面，那时候，左邻右舍都说我们已经搬到“山顶”，非常遥远，回家就好像上吉隆坡似的！然而，今天的新山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Jalan Tebrau 简直是在市中心了！大马花园、世纪花园、大丰花园，到处车水马龙，热闹得不得了，新山到底在那里？那里是新山？那一个花园可以代表新山？那一个花园独领风骚？是新山的代表？是新山的火车头？打造新山的文化？带领新山的历史？

　　回来新山两、三个月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坎里翻来覆去。

　　新山不过是个城市而已，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无数的卫星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四周，使人一时难以摸清它的市中心所在，更难以摸清它的文化中心，它的大脑究竟在那里？

　　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华社”呢？什么叫做“华社”（华人社会）？那里是华社？大马有华人占相当比例的城市，怡保、KL、槟城、古晋、马六甲、新山以及还没有独立以前的新加坡。那一个城市可以代表华社？那一个城市是华社的火车头？那一个城市在打造华社的文化？带领着华社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里，对于不同的文化教育的课题，这些城市群出现不同的主次身份。有时候，A这个城市带领这个华社建设某种文化，或捍卫华族某种文化；有时候，B这个城市带领全体华族打造一项华族历史，为华族后代树立榜样；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火车头，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代表；换句话说，打造华族文化、带领华族历史的任务，在良性的竞争之下，经常有轮替的现象。然而，其中有几个城市特别令人注意，那就是新加坡、槟城、吉隆坡、马六甲和新山。（我是新山人，所以，新山无论怎么样都要列入讨论）。

　　旧式的私教育我们不去谈，因为时代太远，而且还有争论性的地方。我们就从新式的教育谈起吧！本区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是在槟城。公元1904年，槟城华社在张弼士的领导之下，创办了中华学校；那个时候，正是光绪皇帝三十年，距离清廷创设新式教育不过七年而已。往后，新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在新、马两地遍地开花。客家人于190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正小学；隔年，1906年，新加坡客家人又再创办应新小学，潮州人创办端蒙小学，吉隆坡华社也不甘落人之后，创办了尊孔小学。总而言之，在创办新式教育这方面，槟城华社功劳第一，它带领华社前进，为华社榜样，所以，其他地区的华社纷纷跟进，使本区华族进入创建文化的阶段。槟城华社，为马来亚华社打造自己文化掀开了第一章。

　　1920年，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这个法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并没有甚至特别。根据政府公布的理由是：第一、学校只能作为教学的用途；第二、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第三、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诸位也许不知道，早期华校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角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国民党党员的避难所，所以，学校沦为政治舞台，上课变成政治宣传。殖民地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是有他的客观因素和充足的理由的。然而，当时华社觉得很受委屈，因为学校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办的，我们爱怎么教就怎么教，跟你们殖民地政府有什么关系？何况教的是华族自己的子弟，准备做良好的中国公民，教一些政治课程不也是应该和合理的吗？为什么教师、董事及学校都要注册呢？这不是存心要限制我们华教吗？有意压制我们的发展吗？

　　在这样的思维下，华社觉得很不公平，受尽欺凌，于是酿成一股中华文化保卫战。最先举起大旗，号召华族群起反对的，又是槟城的华社。在钟乐臣的领导之下，一个专门为反对法令而设的“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立刻组织起来。经过多次集会之后，他们完成了一份请愿书，提呈给殖民地政府。槟城华社在反对注册法令中虽然第一个发言，为华社吐心声，然而，他们却没有领导其他地区的华社，推动历史，使它成为一场文化保卫战。

　　以后来居上的姿态，领导全马华社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发动全马社团签名盖章运动，演变成为一场轰动一时的中华文化保卫战的，是新加坡华社。当时，新加坡有一个团体叫“南洋英属教育总会”，情形有一点像今天的教总、董总一样，会长是南洋女子学校的董事长庄希泉；就在庄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的合作和发动之下，他们成功的组织了“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凝聚了全新加坡的文教界的力量，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和施加压力，为了扩大影响力，槟城、马六甲、吉隆坡、麻坡、霹雳、彭亨及昔加末等地的华社，也都先后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各种工作；他们发文告、印传单、制造舆论、拟订请愿书，然后呼吁全马华社签名盖章，准备提呈全马华社请愿书。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所谓华社，保卫文化、带领历史的华社，是在新加坡，庄希泉、余佩皋以及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就是全马华社的代表。他们从槟城接过棒子，成为华社的代言人。就在抗议行动推向高潮的时刻，英国殖民地政府下令逮捕庄希泉和另一名领袖陈寿民，并且阻止新加坡所有印刷公司为他们印制传单、宣传品。几个月后，他们被驱回中国，永远不可以再回来。

　　这是战前的一次华教运动，庄希泉是战前的林连玉，他为华教作出很大的牺牲，他和他的一般朋友及团体从槟城那里接过手，成为全马华社的火车头。新加坡后来居上，有取代槟城之形势。

　　接下来，我们谈华文中学的问题。

　　华文小学程度太低，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以及打造我们自己的华族文化，毕竟是力不从心。因此，创办中学是时代的趋势，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领导华社创办中学的，是新加坡的华社，领导人物是毁家兴学的陈嘉庚。陈嘉庚以及福建会馆经过两、三年的酝酿和筹备，至于在1918年宣布成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招收新生（正取生）四十人。消息传开来以后，槟城立刻跟进，半年后，也就是1919年3月，在槟城侨领戴欣然的支持下，槟城也创立了一间华侨中学，第一批学生41名，比新加坡华中的正取生多了一名。我么可以看得出，新加坡和槟城在打造文化、带领历史的工作上，不相伯仲，旗鼓相当。可惜槟城的华侨中学第二年因为戴欣然的逝世而支持不下，槟城有中学要等到4年后，也就是1923年钟灵中学的创办了。

　　在新加坡及槟城的率领之下，全马兴起了创办华文中学的热潮，1924年麻坡中化、新加坡端蒙和吉隆坡尊孔，1925年吉隆坡坤成等等；这些，对打造本区的中华文化来说，都有莫大的贡献。

　　有了中学，接着下来便是大学。有了华文大学，对本区中华文化的维持和发展，将起关键性的作用。谁带头发动创办大学，肯定的谁就是本区华族文化的大火车头，成为华族学术和文化的领袖。这份荣耀又落在新加坡华社的身上，特别是陈六使的福建会馆的领导层。经过一、三年的酝酿，为本区华社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时机终于成熟，1953年正月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主席陈六使正式发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声，一时之间，万山响应，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在新加坡华社的带领之下，全体华人总动员，为创设华文大学而分头出钱出力。然而，这所大学应该设置在那里？在新加坡吗？固然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但是，也有人建议应该设立在槟城，在“风光明媚，民俗敦厚，著述讲学的胜地”的槟城。这个建议显示槟城作为华族文化的传统领导地位，依然值得尊重和重视。

　　在1957年国家独立之前，我们一路来看到的，领导华社的是新加坡和槟城这两个城市。槟城开发得很早，文教鼎盛，民风淳朴，可以说是海外中华文化的示范区，根基扎实。创办于1910年的光华日报，不但是很早的革命党党报，今天依然一纸风行。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槟城文化根基的雄厚了。当年，保皇党康有为南来本区，在新加坡只住了半年，在槟城却住上两年又三个月。孙中山先生南来寻求革命资源时，在新加坡四处碰壁，在槟城却得到全力的支持；辛亥革命会成功，槟城华社的功劳非常大。从这些事迹来看，在新加坡还没冒起之前，槟城是华社的大火车头，打造中华文化，带领华族历史，功劳特大。

　　我们如此夸奖槟城，并不是溢美之词，更不是捧槟城的大腿。这里再举两件史事来讨论。

　　1951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表巴恩报告书，来势汹汹，想把华文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为着反对这份报告书，全马华教人士团结起来，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展开会议；在会议上，只不过两个议案：反对巴恩报告书，并且组织了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也就是今天的教总。然而，第一届教总主席不在吉隆坡（林连玉），也不在马六甲（沈慕羽），而是在槟城（陈充恩）。槟城华社声威夺人，气势如虹，吉隆坡及其他地区无法和它较量，这里又得一证明了、后来陈充恩遇难而死，由槟城黎博文接任，再下来是怡保的蔡任平，然后是吉隆坡的丁品松，他们分别只担任一年，然后才落到吉隆坡的林连玉先生的手中。吉隆坡华社排第三，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冒出头。

　　1957年马来亚独立，那一年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鼓励华文中学改制。这个时候，新加坡已经在马来亚之外，所以，没有她担当的角色了。什么叫做华文中学改制？简单地说一句，就是数理化采用英文课本，英语教学，只保留一科华文；当年钟灵就采用这种模式，而赢得殖民地政府的激赏，只要接受改制，政府将全面拨款资助。这样的教育方针，无疑的，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打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教育圈内将退居第二阵线，所以华教界立刻分成两派，传统华教人士极力反对，槟城华教界，至少钟灵董教界，则全面支持。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知道，最先接受改制的是槟城华社，接下来，在六十年代的上半叶，霹雳华社也纷纷接受改制，不过四、五年的时间，霹雳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面更换招牌。这一次华社的领导权又抢先落在槟城的手里了；当然，在打造华族文化所出现的负面效果，就不是槟城和霹雳的华社所考虑的了。

　　马来亚独立以后，吉隆坡作为一国之都，无论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等，都集中在吉隆坡，因此，吉隆坡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开始冒出头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为打造华族文化而努力。自从教总的主席由吉隆坡教师公会的主席林连玉先生接手后，林先生以他过人的才华、无比的经历和无畏的勇气，不出几年的时间，吉隆坡华社立刻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接下来是沈慕羽先生，他是马六甲人，却“越俎代庖”地当起设址在吉隆坡的教总的主席；此外，再配合上董总的林晃升先生，无疑的，在捍卫中华文化，打造华族文化这方面，吉隆坡华社是后来居上，远远地跑在其他各地区的华社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槟城、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华社的事，似乎有“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之势；在座的诸位也许会问，我们新山呢？我们新山的华社要摆到那里去？是的，我们新山的华社要如何定位？

　　在马来亚独立以前，新山基本上是一个小市镇，她是依附新加坡而生长的。我念中学的时候，新山只有一间书店，不，只有四分之一间，就在直律街，我还记得，它的招牌叫“现代”，隔壁就是金店。大部分是连环图书，只有极少部分是卖书的。我们大部分都到新加坡买书，二马路的友联、青年、上海、商务，真是我们新山人的买书天堂。此外，我们也到新加坡观赏话剧表演、歌舞剧等等；甚至不少人跑到新加坡念书，总而言之，新山是新加坡的附属员，新加坡是店铺，新山是后院，后院当然不需要大脑。

　　新山华社用大脑思考问题，应该开始于1957年。那一年12月19日，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召开一个对华社起关键性的会议，会后宣布，宽柔中学自即日起成为全马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明年正月起拒绝政府任何津贴，学校所有开支全由董事部负责。接着，芙蓉中华中学也宣布为独立中学。这是新山华社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决定，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在50几间中学倒向改制的时候，独排众议，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才保住了全马16间华文中学。诸位，在这16间华文中学里，柔佛州就占了六间。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柔佛州恐怕保不住六间独中，而成为独中的大本营；要不是宽柔领先坚持留在华社的阵营里，霹雳州全面到的骨牌效应肯定摇撼到柔佛州来。要不是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为华教保持住四分之一的江山，七十年代霹雳州也无法发动独中复兴运动。因此，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无疑的，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

　　新山华社第二次启动大脑，应该是二十几年前，马来文专科班的创办，以致于到后来南方学院的成功申办。自从1963年新马分家，大马华社失掉了一间华文大学之后，在打造中华文化的工程上，大马华社无疑吃了大亏。董教总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发动创办另一间华文大学（独大），因为时局的关系，一直无法成功。新山华社以另一种姿态，经过多年苦苦沈毅的经营，反而在九十年代获得政府的准证，成立大马第一间民办学院，圆了华文教育的一个梦。接着受批准的民办学院有新纪元及韩江国际。

　　宽柔中学有近七千名学生，是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宽柔有五间华小，学生数千名，规模不落人后；新山又有首间民办的南方学院；以这么样雄厚的文化资产，新山华社在打造华族文化方面是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的。好多年前，我来南院作客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新山中华公会是五帮团结的地方；柔佛古庙是五帮团结的象征；他们还说：古庙精神使到新山华社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我听过之后，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觉得非常光荣，所以，在我写的历史小说《柔佛的新曙光》，也把古庙精神写进去，希望传给下一代。前两年，我又回来南院作客，担任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的总策划；一些朋友告诉我，新山华社开始闹分裂了，甚至要上法院闹分家！我听了感到很伤心，很难过。心里在想，难道我们的古庙被人切掉一大半，风水不好了吗？为什么不出几年的光景，华社就闹分裂呢？这一次我回来，不但没有人跟我谈起古庙精神，而且报纸新闻多多，看得使人眼花缭乱。

　　诸位乡亲，我们新山华社，在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上，好不容易才挤进排行榜，带领历史前进，这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的成绩，绝不是一天一夜随手可得的。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雄厚的文化资产，如果我们能继续团结一致，无论乡团也好，校友会也好，商会也好，那么，我们就能够发挥这笔文化资产的力量，在打造大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使新山和吉隆坡、槟城鼎足而三；槟城在北马，吉隆坡在中马，我们新山在南马，各占有一席之地位。

　　除了团结、精诚合作之外，我们更要有前瞻性的视野和领导。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乡团、会馆、校友会、商会过去那样的视野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崭新的时代。文教团体，比如校友会、同学会、教师公会，这些饱受教育的文教团体，自己应该先走出旧框框，除了服务自己的会员之外，更应该对本区及大马华族文化多作一些承担的工作，领导其他乡团、会馆，共同献身于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至于财力雄厚的商会、公会，更应该一起合作，带领华社的历史前进。我们已经跻身排行榜，更应该继续上路。

　　我们华社有很多很多的团体；如果我们闹分裂，那么，团体越多，分裂就越厉害越零碎；如果我们团结，那么，团结越多，力量就越大。这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就看你要翻出那一面而已。今天，我们有这一大笔文化资产，这笔资产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什么贡献，就看我们如何利用，就看我们要翻出那一面。

　　历史老人是客观的，历史老人也是无情的。如果我们不团结，我们的文化资料将被泡汤，我们将被除名，几代人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其他城市将取代我们，成为明日的新星。

（本文为作者为新山宽柔校友会庆祝宽柔90周年之演讲，收录于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