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文化,带领历史

打造文化,带领历史

郑良树


 

  主席、诸位乡亲、诸位嘉宾、诸位校友:承蒙母校校友会的邀约,要我来这里做个演讲,浪费诸位宝贵的时间,我很不敢当。

  我是新山人,在新山出世,也在新山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新山,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了。从1960年开始,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十年在台湾,17年在吉隆坡,然后15年在香港。虽然如此,我对新山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忘不了那皇家山顶的市政府大厦,也忘不了那美丽幽雅的皇家花园,当然,更忘不了教育我的宽柔母校。这一次回新山居住,我才开始知道,从前只不过是个山村姑娘的新山,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女强人了!从前的新山,一般上指纱玉街、直律街、亚福街这几条繁华街道;中学时我们搬家到Jalan Tebrau,今天德教会的对面,那时候,左邻右舍都说我们已经搬到“山顶”,非常遥远,回家就好像上吉隆坡似的!然而,今天的新山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Jalan Tebrau 简直是在市中心了!大马花园、世纪花园、大丰花园,到处车水马龙,热闹得不得了,新山到底在那里?那里是新山?那一个花园可以代表新山?那一个花园独领风骚?是新山的代表?是新山的火车头?打造新山的文化?带领新山的历史?

  回来新山两、三个月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坎里翻来覆去。

  新山不过是个城市而已,几十年的发展,就出现无数的卫星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四周,使人一时难以摸清它的市中心所在,更难以摸清它的文化中心,它的大脑究竟在那里?

  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华社”呢?什么叫做“华社”(华人社会)?那里是华社?大马有华人占相当比例的城市,怡保、KL、槟城、古晋、马六甲、新山以及还没有独立以前的新加坡。那一个城市可以代表华社?那一个城市是华社的火车头?那一个城市在打造华社的文化?带领着华社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里,对于不同的文化教育的课题,这些城市群出现不同的主次身份。有时候,A这个城市带领这个华社建设某种文化,或捍卫华族某种文化;有时候,B这个城市带领全体华族打造一项华族历史,为华族后代树立榜样;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火车头,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代表;换句话说,打造华族文化、带领华族历史的任务,在良性的竞争之下,经常有轮替的现象。然而,其中有几个城市特别令人注意,那就是新加坡、槟城、吉隆坡、马六甲和新山。(我是新山人,所以,新山无论怎么样都要列入讨论)。

  旧式的私教育我们不去谈,因为时代太远,而且还有争论性的地方。我们就从新式的教育谈起吧!本区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是在槟城。公元1904年,槟城华社在张弼士的领导之下,创办了中华学校;那个时候,正是光绪皇帝三十年,距离清廷创设新式教育不过七年而已。往后,新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在新、马两地遍地开花。客家人于190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正小学;隔年,1906年,新加坡客家人又再创办应新小学,潮州人创办端蒙小学,吉隆坡华社也不甘落人之后,创办了尊孔小学。总而言之,在创办新式教育这方面,槟城华社功劳第一,它带领华社前进,为华社榜样,所以,其他地区的华社纷纷跟进,使本区华族进入创建文化的阶段。槟城华社,为马来亚华社打造自己文化掀开了第一章。

  1920年,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这个法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并没有甚至特别。根据政府公布的理由是:第一、学校只能作为教学的用途;第二、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第三、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诸位也许不知道,早期华校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角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国民党党员的避难所,所以,学校沦为政治舞台,上课变成政治宣传。殖民地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是有他的客观因素和充足的理由的。然而,当时华社觉得很受委屈,因为学校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办的,我们爱怎么教就怎么教,跟你们殖民地政府有什么关系?何况教的是华族自己的子弟,准备做良好的中国公民,教一些政治课程不也是应该和合理的吗?为什么教师、董事及学校都要注册呢?这不是存心要限制我们华教吗?有意压制我们的发展吗?

  在这样的思维下,华社觉得很不公平,受尽欺凌,于是酿成一股中华文化保卫战。最先举起大旗,号召华族群起反对的,又是槟城的华社。在钟乐臣的领导之下,一个专门为反对法令而设的“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立刻组织起来。经过多次集会之后,他们完成了一份请愿书,提呈给殖民地政府。槟城华社在反对注册法令中虽然第一个发言,为华社吐心声,然而,他们却没有领导其他地区的华社,推动历史,使它成为一场文化保卫战。

  以后来居上的姿态,领导全马华社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发动全马社团签名盖章运动,演变成为一场轰动一时的中华文化保卫战的,是新加坡华社。当时,新加坡有一个团体叫“南洋英属教育总会”,情形有一点像今天的教总、董总一样,会长是南洋女子学校的董事长庄希泉;就在庄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的合作和发动之下,他们成功的组织了“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凝聚了全新加坡的文教界的力量,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和施加压力,为了扩大影响力,槟城、马六甲、吉隆坡、麻坡、霹雳、彭亨及昔加末等地的华社,也都先后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各种工作;他们发文告、印传单、制造舆论、拟订请愿书,然后呼吁全马华社签名盖章,准备提呈全马华社请愿书。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所谓华社,保卫文化、带领历史的华社,是在新加坡,庄希泉、余佩皋以及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就是全马华社的代表。他们从槟城接过棒子,成为华社的代言人。就在抗议行动推向高潮的时刻,英国殖民地政府下令逮捕庄希泉和另一名领袖陈寿民,并且阻止新加坡所有印刷公司为他们印制传单、宣传品。几个月后,他们被驱回中国,永远不可以再回来。

  这是战前的一次华教运动,庄希泉是战前的林连玉,他为华教作出很大的牺牲,他和他的一般朋友及团体从槟城那里接过手,成为全马华社的火车头。新加坡后来居上,有取代槟城之形势。

  接下来,我们谈华文中学的问题。

  华文小学程度太低,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以及打造我们自己的华族文化,毕竟是力不从心。因此,创办中学是时代的趋势,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领导华社创办中学的,是新加坡的华社,领导人物是毁家兴学的陈嘉庚。陈嘉庚以及福建会馆经过两、三年的酝酿和筹备,至于在1918年宣布成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招收新生(正取生)四十人。消息传开来以后,槟城立刻跟进,半年后,也就是1919年3月,在槟城侨领戴欣然的支持下,槟城也创立了一间华侨中学,第一批学生41名,比新加坡华中的正取生多了一名。我么可以看得出,新加坡和槟城在打造文化、带领历史的工作上,不相伯仲,旗鼓相当。可惜槟城的华侨中学第二年因为戴欣然的逝世而支持不下,槟城有中学要等到4年后,也就是1923年钟灵中学的创办了。

  在新加坡及槟城的率领之下,全马兴起了创办华文中学的热潮,1924年麻坡中化、新加坡端蒙和吉隆坡尊孔,1925年吉隆坡坤成等等;这些,对打造本区的中华文化来说,都有莫大的贡献。

  有了中学,接着下来便是大学。有了华文大学,对本区中华文化的维持和发展,将起关键性的作用。谁带头发动创办大学,肯定的谁就是本区华族文化的大火车头,成为华族学术和文化的领袖。这份荣耀又落在新加坡华社的身上,特别是陈六使的福建会馆的领导层。经过一、三年的酝酿,为本区华社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时机终于成熟,1953年正月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主席陈六使正式发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声,一时之间,万山响应,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在新加坡华社的带领之下,全体华人总动员,为创设华文大学而分头出钱出力。然而,这所大学应该设置在那里?在新加坡吗?固然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但是,也有人建议应该设立在槟城,在“风光明媚,民俗敦厚,著述讲学的胜地”的槟城。这个建议显示槟城作为华族文化的传统领导地位,依然值得尊重和重视。

  在1957年国家独立之前,我们一路来看到的,领导华社的是新加坡和槟城这两个城市。槟城开发得很早,文教鼎盛,民风淳朴,可以说是海外中华文化的示范区,根基扎实。创办于1910年的光华日报,不但是很早的革命党党报,今天依然一纸风行。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槟城文化根基的雄厚了。当年,保皇党康有为南来本区,在新加坡只住了半年,在槟城却住上两年又三个月。孙中山先生南来寻求革命资源时,在新加坡四处碰壁,在槟城却得到全力的支持;辛亥革命会成功,槟城华社的功劳非常大。从这些事迹来看,在新加坡还没冒起之前,槟城是华社的大火车头,打造中华文化,带领华族历史,功劳特大。

  我们如此夸奖槟城,并不是溢美之词,更不是捧槟城的大腿。这里再举两件史事来讨论。

  1951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表巴恩报告书,来势汹汹,想把华文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为着反对这份报告书,全马华教人士团结起来,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展开会议;在会议上,只不过两个议案:反对巴恩报告书,并且组织了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也就是今天的教总。然而,第一届教总主席不在吉隆坡(林连玉),也不在马六甲(沈慕羽),而是在槟城(陈充恩)。槟城华社声威夺人,气势如虹,吉隆坡及其他地区无法和它较量,这里又得一证明了、后来陈充恩遇难而死,由槟城黎博文接任,再下来是怡保的蔡任平,然后是吉隆坡的丁品松,他们分别只担任一年,然后才落到吉隆坡的林连玉先生的手中。吉隆坡华社排第三,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冒出头。

  1957年马来亚独立,那一年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鼓励华文中学改制。这个时候,新加坡已经在马来亚之外,所以,没有她担当的角色了。什么叫做华文中学改制?简单地说一句,就是数理化采用英文课本,英语教学,只保留一科华文;当年钟灵就采用这种模式,而赢得殖民地政府的激赏,只要接受改制,政府将全面拨款资助。这样的教育方针,无疑的,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打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教育圈内将退居第二阵线,所以华教界立刻分成两派,传统华教人士极力反对,槟城华教界,至少钟灵董教界,则全面支持。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知道,最先接受改制的是槟城华社,接下来,在六十年代的上半叶,霹雳华社也纷纷接受改制,不过四、五年的时间,霹雳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面更换招牌。这一次华社的领导权又抢先落在槟城的手里了;当然,在打造华族文化所出现的负面效果,就不是槟城和霹雳的华社所考虑的了。

  马来亚独立以后,吉隆坡作为一国之都,无论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等,都集中在吉隆坡,因此,吉隆坡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开始冒出头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为打造华族文化而努力。自从教总的主席由吉隆坡教师公会的主席林连玉先生接手后,林先生以他过人的才华、无比的经历和无畏的勇气,不出几年的时间,吉隆坡华社立刻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接下来是沈慕羽先生,他是马六甲人,却“越俎代庖”地当起设址在吉隆坡的教总的主席;此外,再配合上董总的林晃升先生,无疑的,在捍卫中华文化,打造华族文化这方面,吉隆坡华社是后来居上,远远地跑在其他各地区的华社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槟城、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华社的事,似乎有“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之势;在座的诸位也许会问,我们新山呢?我们新山的华社要摆到那里去?是的,我们新山的华社要如何定位?

  在马来亚独立以前,新山基本上是一个小市镇,她是依附新加坡而生长的。我念中学的时候,新山只有一间书店,不,只有四分之一间,就在直律街,我还记得,它的招牌叫“现代”,隔壁就是金店。大部分是连环图书,只有极少部分是卖书的。我们大部分都到新加坡买书,二马路的友联、青年、上海、商务,真是我们新山人的买书天堂。此外,我们也到新加坡观赏话剧表演、歌舞剧等等;甚至不少人跑到新加坡念书,总而言之,新山是新加坡的附属员,新加坡是店铺,新山是后院,后院当然不需要大脑。

  新山华社用大脑思考问题,应该开始于1957年。那一年12月19日,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召开一个对华社起关键性的会议,会后宣布,宽柔中学自即日起成为全马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明年正月起拒绝政府任何津贴,学校所有开支全由董事部负责。接着,芙蓉中华中学也宣布为独立中学。这是新山华社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决定,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在50几间中学倒向改制的时候,独排众议,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才保住了全马16间华文中学。诸位,在这16间华文中学里,柔佛州就占了六间。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柔佛州恐怕保不住六间独中,而成为独中的大本营;要不是宽柔领先坚持留在华社的阵营里,霹雳州全面到的骨牌效应肯定摇撼到柔佛州来。要不是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为华教保持住四分之一的江山,七十年代霹雳州也无法发动独中复兴运动。因此,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无疑的,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

  新山华社第二次启动大脑,应该是二十几年前,马来文专科班的创办,以致于到后来南方学院的成功申办。自从1963年新马分家,大马华社失掉了一间华文大学之后,在打造中华文化的工程上,大马华社无疑吃了大亏。董教总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发动创办另一间华文大学(独大),因为时局的关系,一直无法成功。新山华社以另一种姿态,经过多年苦苦沈毅的经营,反而在九十年代获得政府的准证,成立大马第一间民办学院,圆了华文教育的一个梦。接着受批准的民办学院有新纪元及韩江国际。

  宽柔中学有近七千名学生,是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宽柔有五间华小,学生数千名,规模不落人后;新山又有首间民办的南方学院;以这么样雄厚的文化资产,新山华社在打造华族文化方面是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的。好多年前,我来南院作客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新山中华公会是五帮团结的地方;柔佛古庙是五帮团结的象征;他们还说:古庙精神使到新山华社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我听过之后,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也觉得非常光荣,所以,在我写的历史小说《柔佛的新曙光》,也把古庙精神写进去,希望传给下一代。前两年,我又回来南院作客,担任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的总策划;一些朋友告诉我,新山华社开始闹分裂了,甚至要上法院闹分家!我听了感到很伤心,很难过。心里在想,难道我们的古庙被人切掉一大半,风水不好了吗?为什么不出几年的光景,华社就闹分裂呢?这一次我回来,不但没有人跟我谈起古庙精神,而且报纸新闻多多,看得使人眼花缭乱。

  诸位乡亲,我们新山华社,在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上,好不容易才挤进排行榜,带领历史前进,这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的成绩,绝不是一天一夜随手可得的。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雄厚的文化资产,如果我们能继续团结一致,无论乡团也好,校友会也好,商会也好,那么,我们就能够发挥这笔文化资产的力量,在打造大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使新山和吉隆坡、槟城鼎足而三;槟城在北马,吉隆坡在中马,我们新山在南马,各占有一席之地位。

  除了团结、精诚合作之外,我们更要有前瞻性的视野和领导。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乡团、会馆、校友会、商会过去那样的视野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崭新的时代。文教团体,比如校友会、同学会、教师公会,这些饱受教育的文教团体,自己应该先走出旧框框,除了服务自己的会员之外,更应该对本区及大马华族文化多作一些承担的工作,领导其他乡团、会馆,共同献身于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至于财力雄厚的商会、公会,更应该一起合作,带领华社的历史前进。我们已经跻身排行榜,更应该继续上路。

  我们华社有很多很多的团体;如果我们闹分裂,那么,团体越多,分裂就越厉害越零碎;如果我们团结,那么,团结越多,力量就越大。这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就看你要翻出那一面而已。今天,我们有这一大笔文化资产,这笔资产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什么贡献,就看我们如何利用,就看我们要翻出那一面。

  历史老人是客观的,历史老人也是无情的。如果我们不团结,我们的文化资料将被泡汤,我们将被除名,几代人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其他城市将取代我们,成为明日的新星。

(本文为作者为新山宽柔校友会庆祝宽柔90周年之演讲,收录于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