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情结微探

第一节：回归原始生命的深情一瞥──《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这是一篇根据民间传说改写的民族悲剧寓言。(注1) 小说的时间跨度跨越了两年的迎春节。小说内容讲述苗族开始被汉族统治（“改土归流”）(注2) 后发生在北溪村的惨剧。

　　北溪村原是个充满原始自在状态的村落，当苗民听说某城已设官后，就开始担忧北溪村设官后，凡是违反文明的风俗习惯如迎春节的酣醉狂欢将被禁止。道义与习俗传染了汉人的一切，种族中直率慷慨全消灭。那时节人人成天纳税、缴会款、办站，族中男子将堕落成奴隶，女子也会被逼成娼妓。所谓的地方“进步”就是纳捐，守一切极琐碎的规则，有了内战时，便把壮年能做工的男子拉去打仗。

　　这一切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及对苗族的人性异化，都是随着设官及军队的进驻由汉族带到地方上来。于是全村的苗民们在这个最后一个迎春节里，无不喝得酩酊大醉，仿如与美丽的昨日饯别。只有七个人清醒的在从长计议如何阻止汉人在此设官驻扎军队。第二年设官的事已布置妥当了，在一切反抗与努力都无效后，七个拒绝归化的人，便一起搬到山洞中去住：

　　我们再参阅七个野人在山洞里的生活形态：

　　七个野人就这样快快活活的过着穴居的生活。

　　第二年的迎春节，北溪苗人凡是对旧俗眷恋的，全跑到七个野人穴居的山洞里饮酒狂欢。事隔三天，七十名军人把野人洞包围，冠之以图谋造反之罪名，把七个野人杀尽。让七具尸身留在洞中，七颗头颅则被带回北溪，挂到税关门前大树上示众。

　　这篇有关于“改土归流”后的苗民被文明异化的小说，透露出社会变革对人性发展的影响，蕴蓄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哲学思考与提问。从历史角度看来，“改土归流”对湘西苗族而言具有一定性的社会发展及进步意义。从道德价值观之，卢梭早已预言似的提出“文明”也可以带来人性的退化之论说。马克思同样的也精辟的说过，任何生物，包括人，在每一次文明的进化中，也都会产生部分的退化。

　　小说中的七个野人为了抗衡文明所带来的道德腐蚀及对苗族本身文化的深深眷恋，宁可在山洞里穴居。在此，山洞的文化意义是代表原始的原生态生活图景，起着虚拟性实现自然和谐的原始生活之功能。在脱离现代国家机器直接管辖下，在摆脱社会组织形式羁束下，在山洞这个小天地里，没有政治的高压、军事的杀戮、经济的盘剥，文明的污染可说是完全被隔绝。在此前提下，人的心灵没有被焦虑与恐惧所占据，故我们得以窥见野人回归山洞的生活是那么的快乐自足。如是观之，山洞俨然是七个野人重构的“复乐园”之具体形像。从以上的论述视点观之，“山洞”是一种原始封闭性的文化象征，也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化圈。但以上所论述的，充其量只是碰触到此篇小说的表层结构而已。

　　从历史和社会真实性这个视点上展开探索，小说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统治者对苗民族的种种压迫及由汉族带来的城市文明对苗民族道德的腐化。七个野人的回归山洞，完全是在力抗、阻止汉民族的强权统制无效之下，捍卫自身文化的退守。此等对异族的文化霸权之抗衡，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克服、消解？其中自有其进步意义。山洞这个象征体所涵蓄的精神内容是七个野人对民族自救、人类的独立、自治意识及对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此种阐释看似与上文的论述有着明显的相对、悖离，但或许弗洛伊德以下的阐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七个野人回归山洞的内在意蕴的双重性：“个体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赐。……在人类集体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人类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与文明一致。但是，它也可能产生于人类原始性格的遗迹中，这种性格还没有被文明所改造；因此，可能成为敌视文明的基础。所以，对自由的渴望被转到反对文明的特定形式和要求或者彻底反对文明的方向上。”(注9) 与此同时，只要稍稍回顾人类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文明与血腥、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已是人类永恒的母题。

　　论释至此，我以为有必要对“山洞”这个象征体作一番具体精神外化的勾勒，以消解象征与意蕴之间的隔膜。山洞，在湘西是很普遍的自然景观。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山洞归入为圆形体。洞内的光线通常都很黑暗，这样的特征非常契合人类心灵世界的幽僻黑暗，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心理表现。人类的回归山洞就等于人处于一种圆形空间中，那是一个守常的、过去的空间。

　　既然充斥作品中的“山洞文化”代表的是“过去的空间”，从中也就折射出作家对记忆中的故土──湘西魂牵梦萦的深情眷恋，迂回的表述了作家的情感指向，即：对“过去”的认同与眷恋及对“现时”的否定与抗拒。就此篇小说的篇名《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也是以时间方式来命名。“最后”一个迎春节，已然揭露作家对过去每一个迎春节的情感回归。过去是美好的，充满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但是这些美好的回忆就将永远的逝去。于是作家感到焦虑，渴望把“最后”这个当下凝固成“瞬间的永恒”或“回到过去”。

　　基于这样的情感状态，山洞这个象征也蕴蓄了作家特殊的时间观念。在宗教学的概念里，有所谓的俗时间与圣时间之分。一般而言，俗时间是指世俗的日常生活秩序，是现实的时间；圣时间是指超越日常生活与现实的幻想世界，是人们潜在意识愿望所投影的超越性世界，概言之，就是超越现实时间的神话时间。对沈从文而言，投影于他的“山洞文化”的就是一种“圆形回归”的时间信仰。这或许是作家深受庄子“复归于婴儿”此等圆形时间观念的影响之故。在“圆形回归”的时间观里，作家赋予了小说人物无限逆转时间，重新回到原始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圆形回归”的时间信仰，却隐含着深层的悲剧意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的七个野人因抗拒城市文明异化而对现时作出否定性行动──回归山洞此等逆转时间的努力，最后还是以死亡宣告失败。在此篇小说的结尾处，山洞亦成为死亡的载体。

　　“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吗？其实，在宇宙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时间观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各宗教对“死亡”都有精辟的阐释。若由肉体的角度来看，呼吸的停止，形体的腐坏，在在让死亡散发绝望与恐怖的气息。但从佛教生命轮回的角度而言，肉体虽然瓦解，灵魂却继续存在。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转换的过程，意即精神生命正要进入一个重生的过程，所以佛教用“往生”代替“死亡”的用意即在此。

　　荣格在阐述“再生”这个颇为复杂的原型概念时，引证《古兰经》第十八章的《山洞》，讲的就是再生的神话，山洞即是再生之地。《古兰经》作如是说：“你也许看到了升起的太阳落在他们洞穴的右边，当它落山的时候，从左边照过他们，他们是在中央。”(注10)

　　“他们”是指七位入洞沉睡的青年，沉睡可得再生，是以中央是再生之地，七位青年弃绝尘世，入洞隐居，谁也没有想到长生，可是一觉醒来，竟已三百零九年过去。在这一则神话里，其故事梗概是以七个青年回归山洞为主，很显然的，沈从文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从这个神话原型里得到启示。

　　荣格认为这则掌故具有以下意义：任何一个人走进山洞，他自身的山洞，或者他意识背后的那一片黑暗，将会发现他自己是被卷入一个无意识的转化过程。深入无意识，他得以结识他的无意识内容，这可能导致人格的突变，或好或坏难以预料。转化则经常被释为自然生命的延长，甚或不朽。(注11)

　　就七个入睡的青年来看，七个是一个神圣的数字，“七”也时常出现在埃及建筑里，对应天上的七大行星，七个青年在睡眠中得享青春的永恒，可见这是一个关于再生的神秘故事。荣格发现把七个青年的再生同世俗人的命运作一比较，世俗人囿于道德法律，实在是无以寻求再生之路。(注12) 北溪村的其他苗人，不也是这种命运吗？

　　虽然七个野人回归山洞企图逆转时间的努力是枉然而导致死亡，但“山洞”延伸衍异的精神内容，却赋予了七个野人“再生”的涵义。

　　就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之原动力而言，追求“生命的永生”与“生命的重造”一直是作家坚持不辍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观与他的宇宙观又是高度契合的。这点可从作家自己的表述中印证：

　　接着作家再阐释宇宙万物进行的基本目的与规律是以“意志”的力量去追求“生命永生”。

　　也正是从作家自己的宇宙观与创作观的相对契合的论证之下，小说中的“山洞文化”之“再生”意蕴，我以为是绝对可以成立的。

第二节：爱与死为邻的山洞死亡约会文化──《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医生》

　　在这一节中，我欲通过对四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阐释爱欲与死亡这两个主题与山洞文化之间的潜在意蕴与关系。

　　《月下小景》的故事讲述某族寨主独生子傩佑和另一个寨里的少女恋爱的故事。然而这个民族却遗留着魔鬼的风俗：一个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能同第二个男子结婚。(注15) 因此第一个男子虽然得到了女子的贞操，却不能永久保有她的爱情。女子若违背了习俗，或背着小石磨沉潭、或被抛到地窟窿里。然而这些魔鬼习俗不是神所同意的。傩佑与少女为了追求永恒的爱情，只愿“与自然的神意合一”，而违反了风俗。最后，为了躲避违反“魔鬼习俗”的惩罚，只好双双殉情以维护忠贞的爱情。且看以下对两人殉情时的情节描写：

　　《媚金·豹子·与那羊》是一篇关于苗族青年男女的恋爱传说故事。白苗美女媚金与凤凰营中的一个美男子因对歌而热恋，便约定在宝石洞成婚。我们且看媚金在宝石洞的情形：

　　因为是“初夜”，根据当地风俗，傩佑必须给恋人一只纯洁的白羊以换取媚金贞女的红血。豹子寻遍了当地村寨，都找不到理想的小白羊，只得赶到更远的村寨，结果找到一只受了脚伤的纯白小羊。待他为小羊敷好药，赶到山洞里去时，媚金以为豹子辜负了她的真情，把刀插进胸膛自杀了。最后豹子把染满媚金鲜血的刀子扎进自己的胸脯。第二天，地保在宝石洞里见到两具死尸以及业已半死的羊。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故事讲述一个乡镇卖豆腐的年青人对商会会长女儿超越死亡（尸恋）的神话。其故事原型是作家根据《从文自传》，《清乡所见》那一则当兵时的亲身经历所改写的。(注19)

　　故事围绕着我（班长），瘸子号兵和年轻的小豆腐店老板对商会会长女儿的爱恋展开。商会会长小女儿吞金自杀身亡之后，小豆腐店老板因为听人说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新复活。于是他就把她的尸身从坟墓挖出带到山洞，期待会长女儿在自己的偎抱下复活。以下是山洞里的情景描述：

　　《医生》此篇小说以四川 R 市的西医白医生的视角对“尸恋”故事展开叙述。这篇小说显然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姐妹篇。白医生在四川小镇边缘被一个“疯子”强掳至某一隐秘山洞营救一个业已死亡了两日的少女尸体。原来痴情的疯子听信了“人死七天复生”的民间传说，期望医生在七天内将少女救活。

　　到了第六天，眼看现代医生束手无策，他采了许多野花放在少女身边：

　　从以上四篇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情欲的执迷与憧憬。作家为所有的女主人公选择了死亡。她们皆很勇敢的，不惜殉命以捍卫她们强烈的、圣洁的爱情。而山洞却成了她们展示死亡的最后归宿场景。我发现以上四篇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一种反复现象，即对爱欲与死亡两大主题的反复叙写。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家何以反复的在其文本中将死亡安置于山洞里？很显然的，从作家的“反复叙写”中，似乎向我们隐约的透露出作家内心某种持续性的焦虑及对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切关注。

　　在沈从文的散文中有提到年轻貌美的女子落洞致死的故事。是“爱欲”受压抑的美丽少女无意中从某处洞穴经过，生命在幻觉中与洞神恋爱，最后为洞神眷爱而日渐消亡的悲剧。

　　美国现代批评家布鲁克在分析邓约翰的《谥圣社》时，提出该诗里面“死”有象征经历做爱之高潮之意义时，引证说：十六及十七世纪作家将“死”作这种用法的很多，如莎士比亚和德莱顿就常常这样使用“死”这个字。(注22)

　　如是观之，我藉此推衍爱欲的高度强力，无论是呈现于纯粹的情色抑或官能之感受形式，一旦强化到某种程度或制高点时，死亡的潜意识，即对一切存在物的弃绝之欲便紧接而来。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说所谓的“死亡欲望”的表现。这种死亡的本能，是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原初之精神状态之冲动。

　　在了解了沈从文小说中的爱欲与死亡背后所潜伏的文化心理内涵之后，才能进一步的阐发何以作家选择以吊诡、神秘的“山洞”作为死亡之场景。

　　在上文的论析中，我把“山洞”归为“圆形体”或“圆形空间”。根据原始意象，“圆”是女性的象征。傅道彬先生在《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提及，在西安半坡的圆形祭坛中就已表现出女性生殖崇拜的特征。在此书中，他也引证了赵国华先生根据半坡遗址的鱼祭分布的考察断定：圆形祭坛正是模仿女阴的形像，用圆形作为女性性器的象征物，可以进一步推及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其中的祭坛早期的三处为椭圆形，中期的一处为正圆形。(注23) 由此推衍开来，山洞也意味着是属於女性的世界，是女性自体的反映，也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投射。

　　就女性的心理文化结构而言，任何一位女性，其生命力主要的泉源维系于其母爱与性爱这两大原欲的圆满实现。然而，传统文化与社会赋予女性的世界是狭隘、封闭、禁锢、保守等特定内容。女性是没有自主性的，更遑论是追求自由爱情及释放生命的原始情欲（虽然文本中的主人公是苗族女性，具有性及恋爱自由，但同样也受制于种种制约，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逾越风俗规矩及阶级等的情爱）。山洞本质上的特征，具象的显示，女性在黑暗、封闭、禁锢的文化形态中，一方面渴望人身、情感的自由，另一方面却无法冲破传统文化、社会等制约的情感诉求。在这样的文化形态中，作家为他小说中美丽热情的女子们，选择了回归山洞以捍卫她们的爱情永恒，因为山洞之圆形特征，亦具有象征永恒之意义。一个个燃烧着激情与愿欲的女子，只能藉“死亡”才得以与“自我团圆”。这意味着沈从文赋予他的女主角们以死亡作为取得再生的契机，亦即她们必须以死来结束自己原有的生命（俗性时间），方能回归于她们原来的神话生命中去（再生，圣时间的回归）。也藉由死亡，生命得以以象征式的形式回归母亲的子宫，那黑暗与安息的原初场所而重生。基于此论点，山洞亦是子宫的象征体。针对此论点，我可以援引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把凡是中空的东西都有代表子宫的意义，作为我的论证。

第三节：作家的人生忧郁──凝眸与诀别

　　本文在这一节里，主要是将研究的目光转而深入到作家的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与作家本身的人生追求与心理态势。换言之，就是把研究的重点从小说文本转返至作家沈从文本身。我以为这样的研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将有助于读者把握“山洞”这个象征意象更为丰富的意蕴。

　　在此，我想提出的命题是人与空间结构的关系。“人”都必须生活在一个空间结构中。在东西方文化中，“人在空间中”从来都是个元命题。在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相当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然”就是“人”生存的空间，所以“人在自然中”就是“人在空间中”。在此，我所要探讨的“空间”范畴将缩小至人居住、栖息的环境空间（比如城市与乡村）。

　　综观沈从文前半生的创作生涯中，经常陷入一种无法回避的“人与空间”相对的紧张关系中。在其文学生涯中，作家永远徘徊在两个空间中，即现时居住的都市空间（北京）与充满乡思、乡愁、乡情、乡恋的乡村空间（湘西）。两个空间各自隐喻为两种对峙的文化空间，即现代文化与原始文化的相互较量。

　　有鉴于反复出现山洞象征意象的小说是作家创作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作品，故本文将集中分析作家从1922年至1937年的创作心理态势，作为探索作家与两个空间的矛盾冲突之精神向度的背景。

1。城乡初遇：两种文化“邂逅”的休克状态（1922年──1928年）

　　1922年，年仅二十岁的沈从文，在“五四”新潮的启迪下，不辞千里从封闭蛮荒的湘西来到北京追求生命的价值与理想。可是，现实的严酷与心中的理想却极度的反差。梦寐以求的大学深造之路的受阻，求职无门之窘境，稿件的不被刊登，居无定所，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严寒的侵袭，连街上的绅士淑女都向他投予鄙睨的眼光。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图景，再加上作家本身敏感、细腻、多愁的性格，其精神的苦闷与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都市空间随着现代文明脚步的到来，逐步受到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及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出现畸形发展之现象。不只城市自然生态被严重的破坏，人亦不断地被物化、异化，价值迷失、道德真空，现代都市人际关系的世态炎凉，越发让作家对这个生存空间感到格格不入。作家自己也常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两样！”(注24)

　　在北京所遭受的种种厄运与坎坷际遇，体现出人（作家）与社会（生存空间）并非处于同步的状态，意即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现象。当社会不能满足人对自身生命理想的追求及情感对美的渴求时，人便自然而然的要返照过去。相形之下，湘西世界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的淳美，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形式，在在直教作家深深眷恋。在对过去的情感认同中，人的精神得到了依归与寄托。“回忆”便成了这种审美的载体。在这种心理态势及远距离的美丽幻影下，引发了作家对乡土的依恋，不时将深情的眼光投向故土。只有回忆童年及少年时代的乡土，才能给予作家的心灵短暂慰籍与温暖。

　　也因为作家此种不满于现状的心理，让充满诗人气质的沈从文在精神上，一直处于自我放逐的状态。他只是都市里的精神流浪者和文化的漂泊者，“记忆”中的湘西，才是他精神和文化的故乡与归宿。所以，作家的灵魂永远地孤独漂泊在生命长旅中。

　　从作家与两个空间的对立中，反复出现于小说中的“山洞”实则寓涵着作家在两种文化较量后的心理依归，一种对家园故土的守望，对根的追寻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确认。“山洞”承载着作家一个古老而又遥远、温馨而又苍凉的梦。作家孤独的身影在梦里梦外或徘徊或茕茕独立。

2。.城乡对峙：“二还”之湘西神话的破灭（1929年─1937年）

　　1934年1月，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故乡。此时的沈从文已是个知名的作家。同时凭藉着与英美学者如胡适、徐志摩等的交往，进而扶助他在高等学府当教授。作家沈从文已转型为学者沈从文。三十年代，沈从文同时主持几家文艺报刊，在文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生活境遇的改变，在在的影响了作家的整个情感与思维方式及其返顾故乡的视角。可以说，作家是以较理性的眼光对故乡作一番掂量与反省：

　　这段文字叙述，不啻为沈从文内心对家乡未来命运的隐忧与伤感。

　　1937年沈从文二度还乡，作家几年前的隐忧真正的兑现了，湘西果真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因为四年前一点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偏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注26)

　　从作家这两个时期的心理态势及怀乡的文化渊源之剖析，也正好帮助读者窥视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一种“价值湘西”与“真实湘西”的二元叙述。而其小说中复现的“山洞”，则饱蕴着作家情感上的指涉，即“价值湘西”。换言之，是作家心灵上渴望归还记忆中的乡土，但是在实际层面上人还在都市里营役求生，同时故乡已不是当初的故乡，作家唯有通过创作这一途径做其精神还乡之旅。而山洞正是作家在创作中重建的精神家园之艺术化、升华化、审美化的象征底蕴。

第四节：小结

　　在爱与死为邻的山洞死亡约会的四篇文本分析中，山洞经常用来展示爱欲与死亡的激情场景。在这吊诡神秘的死亡氛围中，经常出现采花及蓝色野菊花或野花撒满女主角尸身的画面。

山洞　+　蓝野花　=　死亡

　　如上图所示，山洞与蓝色野花的同时出现，呈现出一股令人目动神眩的神秘美感，其最后终归指向死亡。概言之，山洞与蓝色野花，在沈从文笔下已化身为死亡与爱欲的神秘象征

　　另一方面，不论是七个野人的以死徇愿，以求得自由平等的生活，或成为情爱欲望的极致表达，视死亡为爱情的永恒归宿，山洞无疑体现了作家的死亡崇拜。死亡已然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管道，以实现人内在的欲求。

　　如果我们综观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将会发现死亡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中备受吟咏的艺术母题。王润华教授曾对五四小说人物的死亡叙述模式有精辟的见解：“小说中狂与死的悲剧不是纯粹生老病死的普通现象，它是五四时代历史和文学的特殊现象，通过各种形式的狂与死的悲剧，作者提出对中国文化之反思，对传统之攻击，对理想之徘徊。”(注27) 此等论述正好指出了沈从文追求爱情自主性的反传统思想。山洞的死亡约会，是沈从文对死亡意义的表述，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邱苑妮毕业自马来西亚北方大学，考获韩江学院与南京大学联办中文系硕士学位，后经本会推荐获南京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现于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博士班。）

 

(注1) 在马少侨的《清氏苗民起义》武汉，1956年，以及《苗族民间故事》香港海鸥出版公司1976年的第59-65页和《民间文学》杂志中可以找到有关苗族民间传说中抗汉英雄记载的片段。沈从文1980年证实，《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确是根据苗民传说而写的。转引自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注2) 湘西地区自秦汉已纳入中央王朝的版籍，设置郡县，归流管理。唐末五代以后，湘西占山为王的豪门大姓废除了郡县制，实施土官、土司制，湘西苗民便处在中央王朝和土司土官的双重迫害之下。到清康熙、雍正年间，中央王朝武力废除湘西土司统治，复设郡县，委派流官治理，使湘西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这便是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蔡测海：《野人与洞穴》，见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注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年版，第322页。 (注4) 同上。 (注5) 同上，第322-323页。 (注6) 同上，第323页。 (注7) 同上，第323页。 (注8) 同上，第325页。 (注9) 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弗洛伊德文集》，傅雅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注10) 《可兰经》，第18章，17节。见荣格《四种原型》，第69页。转引自陆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02页。 (注11) 同上。 (注12) 《可兰经》，第18章，17节。见荣格《四种原型》，第69页。转引自陆扬：《精神分析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02页。 (注1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278页。 (注14) 同上，第292页。 (注15) 埃伯哈德《地方文化》第134-139页上提到瑶民习俗认为处女带有某种病毒，会传染给第一个占有她的男子。因此男人不愿同处女结婚，免招致死亡。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第364-365页也提到这一点。 (注16)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54页。 (注17) 同（4），第57页。 (注1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396页。 (注19)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清乡所见》，《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版，第158-161页。 (注20)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45页。 (注2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98页。 (注22) 王润华：《我看〈长恨歌〉的“梨花”》，《从司空图到沈从文》，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注23) 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注24)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年，第 266 页。 (注25)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年版，第2页。 (注26) 同上，第4-5页。 (注27) 王润华：《鲁迅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