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突显校友情

　　1967年初离开南洋大学，一时找不到工作，便替《南洋商报》的〈经济纵横〉版定期撰写有关经济的文章，足足写了一年多。大概是1968年初吧，有一天一位比我早两年毕业的同系同学A君跑来对我说：“你的一篇有关经济的文章被一家出版社选入一本供高中生准备会考用的参考书里去了。有关经济的参考书不多，不如我们来合写一本，即使不赚钱，也一定不会亏本，而且我有两位好朋友开出版社可以帮我们出版。”

首 次 出 书　　血 本 无 归

　　我那时很闲空，便花了半年时间和A君合写那本书。书刚写完，A君就出国深造，剩下的校对等琐碎工作便由我一人承担。我们两人各交了几百元作印刷费。书刚印好，我就到加拿大升学。过了几个月，我写信去问那两位朋友有关书的销路情况，甲君回信说：“书的销路不错，本钱已收回了，但乙君说已经把钱还给了你，我和他已无法在生意上合作，不知他的话是不是真的。”我马上写信告诉他们说出书后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但乙君始终不回信，我远在万里之外，也无可奈何。这次出书弄得血本无归，而且还背了一个黑锅，因为照乙君的说法，A君的几百元也被我吞了。我为此事气愤和痛心了很久。

　　听说那时有一位以写政论出名的作家发起组织作家协会，成为会员的条件是至少要出过五本书（因为这位“作家”刚好出了五本）。我想我只出半本书就惹了这么多麻烦，如果照这位“作家”的“标准”，看来我此生是没有希望当“作家”了。

　　1969至1970年间，因为初抵加拿大，一切都觉得很新奇，便一口气写了60多篇《旅加散记》。编者还好意转来几位读者的赞美信，其中一位建议我将文章结集出版。刚刚被蛇咬过，看到绳子都怕，对出书的事，是敬谢不敏。此后20多年，都被报纸的通讯版编辑催着写一些赶时间的通讯稿。虽然有些作者将通讯稿也结集出版，但我自己的通讯稿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1991年拜读了黄润岳先生的大著《此生此旅》后，有所感触，又开始在〈商余〉版发表一些散文。在大马的两位校友读了，写信来问我有没有计划结集出版，我忙回信说：“不敢想，不敢想。”

票 友 玩 票　　自 掏 腰 包

　　94年春，有一次和润岳先生通电话，他说我发表的作品不少，应该选出一部分来结集出版，留个纪念。我一时好奇，便请教他出书的手续。他说：“你听过票友玩票这回事吗？票友唱戏，是自己出钱做服装的。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出书，自然是自掏腰包了。我自己是把稿费存起来作出书之用的。”我把润岳先生鼓励我出书的事向内人提起，她说既然有师长认为你的文章值得结集出版，就出版一本作个纪念也好。多了一个人鼓励，我对出书开始动心了。

　　第四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已订于95年6月初在云南园举行，这个盛会我不想错过，那么将刚出版的拙作在盛会上发售，不是极其理想吗？而且拙作是有关在云南园和加拿大的生活点滴（因此取名《从云南园到加拿大》），读者对象主要也是南大校友。我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一位住在新山的文友曾给我建议，说出书最好在吉隆坡印刷，因为印刷费比较便宜，印书的质地也较好。可是我人在加拿大，书却要在吉隆坡出版，怎么办？后来想到在吉隆坡的傅孙中学长曾出过三本著作，便请教他一些出书的手续，并问他能不能介绍一家出版社代为出版。他回信说如果拙作想由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出版，那么赶快把稿件寄给校友会的理事们审阅，但出版工作和费用是由作者负责。

　　作为南大校友，拙作由南大校友会出版，可说是顺理成章，因此赶紧把稿件整理好寄给孙中学长。94年杪接到回信，说理事会同意出版。可是难题来了：找打字行打字、排版、找印刷所印刷、还有校对工作，我人不在大马，真不知如何下手。正在彷徨之际，校友陈鼎贤博士在95年1月杪从吉隆坡来加拿大一趟，途经渥太华，我们一群南大校友便以东道主身份招待他。他是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的热心理事，知道我出书的困难后，便主动建议帮我联络印刷所并安排打字、排版和初步校对工作，我负责找人设计封面和作最后校对工作就行了。出书的事总算有了眉目。

　　出书请人写序似乎是多数作者都奉行的惯例，我出书的念头是润岳先生引起的，在加拿大也只有他是最适合的写序人选了。他对我的要求一口应承，我赶快把稿件送去，两天后他就把序交来了，还对拙作提出一两处修改建议，原来他是开夜车把序赶出来的。他对后辈如此爱护，令人感动。我和加拿大著名画家黄丙先生虽然只有数面之缘，但他对拙作的封页设计，却是下了一番真功夫。为了保证拙作能在五月杪出版，内人和我连开了两晚夜车把稿件校对好，再用特别快邮寄回。如果那几个月没有鼎贤学长的奔走帮忙，这本书肯定是无法如期面世。

一 波 三 折　　柳 暗 花 明

　　我五月杪到新加坡后，才知道外地出版的书要在新加坡公开发售是要有新闻与艺术部的准证。我请教一位开书店的朋友如何拿准证，他说要书面提出申请，通常要等一至四个星期。拙作最快在五月二十八日才印好，云南园的聚会是六月二日和三日，怎样都来不及了。正在绝望之际，一位搞出版的朋友提起说如果是特别情形，可以亲自拿书去要求当天审查，他们有人手的话，是有可能当天批准的。经这位校友一提，我又有了一线希望，便打电话告诉在吉隆坡的骆清忠同学我在五月二十八日要去拿书，但当晚要坐夜班火车赶回新加坡。到了吉隆坡已是傍晚时分，他载我到鼎贤学长处先拿了几本拙作，由于银行已关门，我的加拿大汇票无法兑现，清忠同学即刻开了两张私人支票代我先付打字费和印刷费。

　　拿了书，赶搭当晚夜班火车回新加坡。第二天一早钟振智同学到车站接我一起去新闻与艺术部申请准证，还好一切顺利，上午就拿到准证了，但吉隆坡方面要找人发发货单，新加坡则要找一个进口商代交货劳税（GST），然后书才能过关口，结果只好麻烦李福生同学和振智同学的一个从事进口业务的朋友，他们当天就办好这些手续。六月二日趁福生同学从吉隆坡来参加联欢之便，托他带来500本拙作，那10包书沿途搬上搬下，给他增添不少麻烦，我真是又感激又内疚。

　　在两天的联欢会里，居然卖了将近300本拙作。振智等同学帮我卖书时都很积极，他和他的几个好友私底下又买了60多本去送朋友。轮到我自己卖书时，我就站在摊位旁等同学来买了。我没有“老王卖瓜，自赞自夸”的勇气，只好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开书店的陈蒙星学长看我卖书的样子，笑说我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她建议我把卖剩的书交给她代卖，我一口答应，她这回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算算我印书的本钱已快收回了，除了留下要送给师长、亲友及送过书给我的文友们的100多本外，我把剩下的分送给和我有密切关系的学校和社团去义卖筹款，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师 友 支 持　　令 人 感 动

　　当我决定出书时，好些文友都给我警告，说中文书在新马很难销，要卖两三百本都不容易，而且托人卖书钱也很难收回来。我既然骑上虎背，只好勇往直前了。所幸这次出书有那么多朋友帮忙，云南园联欢会又提供了一个卖书的好机会，文友们知道我出书居然没有赔本，都为我庆幸。好几个校友事后告诉我，他们拿到拙作后一口气就读完，有的还读到清晨两三点，我听了心里不免有一丝温暖。

　　我的写作启蒙老师沈安琳女士除了为文推介拙作外，还要向我买10本表示支持，我怎样也不肯收老师的钱。后来她知道我送一些书给校友会义卖筹款，便把我不肯收的钱捐给了校友会。沈老师和清忠同学对拙作有所偏爱，第一次印的1000本还没打发掉，他们已建议要再版了。沈老师花了几晚时间将拙作重阅两遍，找出一些我在校对时忽略了的错字，并建议再版时有些地方可以修改。此外她还写了一些评语。我忙拿一本“新”书和她交换这本修改过的“旧”书，以便慢慢领会。清忠同学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在义卖拙作时为母校和校友会各筹了一笔钱。

　　因为看到润岳先生和几位校友的著作用繁体字印行，所以拙作也采用繁体字。振智同学要他的念中四的女儿看拙作中《遗爱》那一篇，发现有些繁体字她不懂，只好一段段给她讲解，后来她自己居然读完了全篇，对他说：“黄伯伯写的文章其实相当浅白。”我比振智痴长一岁，他的孩子们都叫我伯伯，虽然听了有点刺耳（不认老），但还是坦然接受。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我写的东西如果中学生都看得懂，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这次出书，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爱护和关心我的师长、同学和朋友。有了这次出书的良好反应，当两年前南大基金会寄来征稿表格时，我对出书又心动了。2005年8月我将过去40年来写的直接或间接与南大有关的文章选出40篇，并按写作时间的顺序编辑成《情系南大》一书，作为对母校的一点纪念。今年8月杪接到南大基金会的回音，同意赞助部分经费出版拙作。

　　上次帮忙联络出版社的学长陈鼎贤博士建议我在11月中出版拙作，可以借澳洲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之便发售。还好B学长能用扫瞄（SCAN）的方法，将稿件扫瞄进电脑，那些不清楚的字再补打，省下很多打字时间。还有一些朋友也懂得用扫瞄的方法，帮我整理几篇出来，我也一天一千字的打了几千字，在三管齐下之下，居然在一个多月内将稿件全部打完校对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送出去出版社排版了。

　　11月中赶到吉隆坡，李福生学长每天抽空载我跑印刷所作最后校对工作，使到拙作能如期出版。区永强同学一个人帮我带了100本拙作到墨尔本，那箱书将近30公斤，加上他自己的行李！真不容易呀！参加联欢会的校友多很赏脸，加上钟振智同学的人脉关系，在会场上卖了100多本拙作。校友之情，在这次出书和卖书中，真是表露无遗了。

2006年12月杪于渥太华

（黄吉生毕业自南大商学系，后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安大略省注册管理会计师。他曾任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财务主任，渥太华市立图书馆财务经理，加拿大南大校友会会长。黄吉生笔名为林梦、黄戈等，多年来是《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撰稿人，著有《新加坡经济及其问题》、《从云南园到加拿大》与《情系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