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真实－－《杨贵谊回忆录》导读

（本文为4月21日于新山南方学院举办的《杨贵谊回忆录》推介礼之讲评原稿。）

　　在南大念书时，杨贵谊老师是我所尊敬的马来文老师，而且我们穿过大致相同的时光隧道，经历相似的风风雨雨，所以读了他的回忆录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感人。

　　《杨贵谊回忆录》长达六百余页，图文并茂，虽属于个人奋斗史，但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历史的方方面面，可读性极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困苦，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无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蛮横无理，乃至南大与华文教育的备受摧残，都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眼前，足以勾起年长读者们的历史记忆！《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小说故事，它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应纳入历史范畴，蕴含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从事历史研究者或国民教育工作者必读之书。（请注意：不是所有个人回忆录和人物传记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有些就是无中生有、满纸胡言。）

　　作为个人奋斗史，《回忆录》始终让事实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充分地展现了作者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他百折不挠的心路历程。一个生长于笨珍橡胶园的少年，品学兼优，从小立志当教师，所以小学毕业后就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上中学。不料在念高一那年，莫名其妙的从华中宿舍“被黑色警车载走”，“关进殴南监狱”约三个月，从此他“开始觉悟”，“视野开阔起来了”。《回忆录》毫无隐讳地说，“经过这次的无辜被捕，再通过牢房里的具体学习和讨论，我学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过或接触过的知识，包括认清了殖民统治者的欺骗伎俩，以及为什么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所以真正激发我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本身”。的确如此，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有压迫就有反抗，统治者自掘坟墓之实例屡见不鲜，早已成为历史之常规。

　　三个月后，尽管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这位年轻学子并非获得无罪释放，重返校园，而是“被送回老家去”，继续遭受无理的关押、软禁与刁难、凌辱。在软禁期间，他只好捧咖啡、当学徒，同时苦学马来文和英文，直到意外地受聘为小学教师，生活才有了一线转机。当教师既是他的“童年梦想”，教学自然满腔热诚，但由于莫须有的“政治”原因，不到一年梦想就被人捅破了。对于基本人权（求学权、就业权）被无理剥夺，回忆录作者至今还愤愤不平：“当年我一边专心致力地搞教学工作，一边以自修方式攻读马来文，为的是希望从教育和文化岗位做出一点贡献。这本是我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奉献社会的一片诚心。可笑的是，统治者仅仅派出两个受雇佣的爪牙，没有根据任何文件，即使是一封最简单的通知书也没有，就任意停止了我教职。”这就是为什么杨老师一再表示“要呐喊”、“要控诉“，“要控诉殖民主义者的霸道和残酷”。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历史案件，因为在殖民地时代，遭受解雇、拘禁、虐待、驱逐、流放等政治迫害案件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即使在独立建国之后，还有不少爱国的有志之士遭受同样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因此，任何研究新马现代史的学者，都必须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还历史以真实，否则就不配谈论、研究、撰写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开端。然而，接二连三的刁难、威胁、打击，不但没有使作者畏缩、消沉、屈服，反而激发他的高昂斗志，使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奋斗，终于成为著名的马来语文专家。单以在逆境中自学成材这点而言，就足以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的楷模。编修马来文词典，固然是作者最重要的社会贡献，而代表南大同学出席万隆亚非学生会议，以专家身份多次参加马来语文大会，大力促进华马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到雅加达“浸濡在印尼语世界”里，在母校南大担任马来文讲师，在马来西亚几度荣获文化奖，乃至受聘为中国著名大学客座教授等等，无一不是值得作者津津乐道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成就。

　　《回忆录》作者对搞政治始终不感兴趣，但对政治的本质却有自己的看法，并凭着个人生活经验作了如下的诠释：“事实上，政治是平凡不过的东西，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或每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含有政治成分。虽然你想远离政治，但你必须记住，玩弄政治的人随时随地还是会把政治色彩涂抹在你的身上”，使政治变成了“当权者利用来掩饰其真正企图的手段或工具”。

　　在新马独立运动史上，谁才是真正的勇士或爱国主义者？谁才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作者的判断与答案十分明确。如他在《回忆录》反问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殖民地统治者残暴地加诸反对殖民统治者的罪名，独立国家还要用它来作为对付自己国民的凭据？那些被殖民地政府对付的人，不正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吗？”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改变，这些有志之士不但不被视为独立功臣，反而继续被人抹黑、侮辱，继续被贴上“极端份子”、“颠覆份子”、“反国家份子”等等标签。与此同时，那些在日治时期充当汉奸的人却被“册封”为“国家先贤”、“民族典范”，即被当成年轻一代的学习榜样，真是天下奇闻！为什么如此？读者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和绝大部分的南大同学一样，作者十分热爱南大。《回忆录》不仅再现了南大落成典礼之日的壮观、动人画面，而且至今念念不忘南大的恩惠：“南大给我带来幸福。有了南大，我才有机会追回在教育上失去的岁月，享受完善的大学教育。”《回忆录》三言两语就流露了作者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热爱南大越深沉，对南大不幸遭遇自然就越“感到悲痛与愤慨”，所以作者满怀激情地追述：“南大从筹备、创立到停办，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种种污蔑与干扰。污蔑与干扰使用的手段既残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恶的是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有关方面雇用来攻击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不迟不早，他们把报告书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当南大辛苦栽培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发表。报告书中极力贬南大的学术地位，后来的两份报告书也一样。一是魏雅龄领导的1960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二是最具杀伤力、由王赓武领导的1965年《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历史早已证明，当年南大同学与华人社会极力反对这三份报告书，同声谴责这些为虎作伥的行径，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因为所谓“学术水平低下”的评估报告，都是为了后来关闭南大而炮制的产物。他们都是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的历史罪人。任何人想藉助不明历史真相者之手，歪曲、篡改这段历史，进行历史翻案以洗脱自己的罪名，恐怕都是枉费心机的。南大毕业生－－尤其是在改制之前的毕业生的表现与成就，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领域，还是在经济政治领域，都是十分突出、有目共睹的，毋庸在此赘言。

　　“华文沙文主义”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关闭南大而捏造的咒语，也是用来对付维护华文教育人士的紧箍咒，所以《回忆录》援引了大量史实进行批驳、反击。如所周知，南大虽然是一所华文大学，但自始至终都施行真正的双语教育：除了文学院开设现代语言文学系（以英国语言文学为主，兼开设马来文、日文、德文和法文班级，供各院系学生选修，以马来文班最受欢迎），而理学院与商学院大致都是采用英文教材、华语讲解（改制前）。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南大学生会不断加强与马来文化界的联系，而作为南大学生会喉舌的《大学论坛》，则有三种版本，即除了华文版本，还有英文的 University Tribune、马来文的 Mimbar Universiti。事实上，殖民地统治者才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者－－即英文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华人学习马来文，对于华马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感到惶恐不安，因与其长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相抵触。《回忆录》这样追述道：“南大学生与马来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华马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殖民地统治者对我们的工作却采取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污蔑说那是‘颠覆活动’，暗中监视我们。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畏缩，继续进行我们认为应该推动的民族文化大业”。“我们所作所为，有清楚的文字记录，保留在至今仍可查阅的出版物上”。

　　正因为南大这种多元化的教育方针，致使绝大部分南大毕业生通晓双语，还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三语，杨老师即其中之一。像南大这样的大学如果被指为“华文沙文主义的温床”，试问其作法和秦代权臣赵高指鹿为马有何区别？而将杨老师这样的南大毕业生视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岂不同样荒天下之大唐？因为热爱华文与华文教育的杨老师，从小就努力学习马来文，早年曾担任多种马来文期刊编者，翻译十多部马来文著作，后期更积极和马来文化界人士交往，继续推动华马两族的文化交流，而受到两族文化界的高度赞赏。

　　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录》告诉我们，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不容捏造、不容篡改、不容歪曲的，也不容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或意旨而作片面的记载与论说。《回忆录》显然为正直的历史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对他们还历史以真实的确很有帮助。

　　《回忆录》的出版还给读者作了这样的提示：历史是一面特制的镜子（照妖镜），所有阴险狡诈的牛鬼蛇神，迟早将在镜子里原形毕露；历史也是一名公正的阴间大判官，任何人离开阳间、进入地府后，都无法逃过他的最后审判。

　　杨老师虽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好得惊人，所以《回忆录》出现许多生动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些还带有文学色调，使读者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同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回忆录》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激情，一种当今年轻人所欠缺的激情，显示了作者心态长青不老。例如他撰写回忆录时，还哼唱起自己心爱的老歌－－《毕业歌》与《古怪歌》。前者以“同学们，大家起来”为开头，而以“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为结束，是一首当时流行于新马的中国抗战歌曲。听了这样雄壮激昂的时代曲，读者们不但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年青的心，当时已随了时代的脉搏而不停地跳动着！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给予《回忆录》（马来文版）很高的评价，他说："Ini adalah satu buku yang patut dibaca oleh semua rakyat Malaysia, terutama orang Melayu."（见《回忆录》附函）我个人认为，《回忆录》对马来西亚人既然如此有价值，对新加坡人何尝不然？因此，我想在马哈迪评语之末，再补充一句话：其实，新加坡人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回忆录，如果他们想要了解一些历史真相！

2007年3月22日完稿

（符懋濂毕业自南洋大学历史硕士，后考获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