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真实——《杨贵谊回忆录》导读
还历史以真实--《杨贵谊回忆录》导读
符懋濂博士
(本文为4月21日于新山南方学院举办的《杨贵谊回忆录》推介礼之讲评原稿。)
在南大念书时,杨贵谊老师是我所尊敬的马来文老师,而且我们穿过大致相同的时光隧道,经历相似的风风雨雨,所以读了他的回忆录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感人。
《杨贵谊回忆录》长达六百余页,图文并茂,虽属于个人奋斗史,但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历史的方方面面,可读性极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困苦,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无道,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蛮横无理,乃至南大与华文教育的备受摧残,都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眼前,足以勾起年长读者们的历史记忆!《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小说故事,它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应纳入历史范畴,蕴含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从事历史研究者或国民教育工作者必读之书。(请注意:不是所有个人回忆录和人物传记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有些就是无中生有、满纸胡言。)
作为个人奋斗史,《回忆录》始终让事实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充分地展现了作者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他百折不挠的心路历程。一个生长于笨珍橡胶园的少年,品学兼优,从小立志当教师,所以小学毕业后就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上中学。不料在念高一那年,莫名其妙的从华中宿舍“被黑色警车载走”,“关进殴南监狱”约三个月,从此他“开始觉悟”,“视野开阔起来了”。《回忆录》毫无隐讳地说,“经过这次的无辜被捕,再通过牢房里的具体学习和讨论,我学到了许多我从未听过或接触过的知识,包括认清了殖民统治者的欺骗伎俩,以及为什么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必须奋起斗争。”“所以真正激发我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本身”。的确如此,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有压迫就有反抗,统治者自掘坟墓之实例屡见不鲜,早已成为历史之常规。
三个月后,尽管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这位年轻学子并非获得无罪释放,重返校园,而是“被送回老家去”,继续遭受无理的关押、软禁与刁难、凌辱。在软禁期间,他只好捧咖啡、当学徒,同时苦学马来文和英文,直到意外地受聘为小学教师,生活才有了一线转机。当教师既是他的“童年梦想”,教学自然满腔热诚,但由于莫须有的“政治”原因,不到一年梦想就被人捅破了。对于基本人权(求学权、就业权)被无理剥夺,回忆录作者至今还愤愤不平:“当年我一边专心致力地搞教学工作,一边以自修方式攻读马来文,为的是希望从教育和文化岗位做出一点贡献。这本是我的基本权利,也是我奉献社会的一片诚心。可笑的是,统治者仅仅派出两个受雇佣的爪牙,没有根据任何文件,即使是一封最简单的通知书也没有,就任意停止了我教职。”这就是为什么杨老师一再表示“要呐喊”、“要控诉“,“要控诉殖民主义者的霸道和残酷”。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历史案件,因为在殖民地时代,遭受解雇、拘禁、虐待、驱逐、流放等政治迫害案件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即使在独立建国之后,还有不少爱国的有志之士遭受同样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因此,任何研究新马现代史的学者,都必须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还历史以真实,否则就不配谈论、研究、撰写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仅仅是政治迫害的开端。然而,接二连三的刁难、威胁、打击,不但没有使作者畏缩、消沉、屈服,反而激发他的高昂斗志,使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奋斗,终于成为著名的马来语文专家。单以在逆境中自学成材这点而言,就足以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的楷模。编修马来文词典,固然是作者最重要的社会贡献,而代表南大同学出席万隆亚非学生会议,以专家身份多次参加马来语文大会,大力促进华马两大民族文化交流,到雅加达“浸濡在印尼语世界”里,在母校南大担任马来文讲师,在马来西亚几度荣获文化奖,乃至受聘为中国著名大学客座教授等等,无一不是值得作者津津乐道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成就。
《回忆录》作者对搞政治始终不感兴趣,但对政治的本质却有自己的看法,并凭着个人生活经验作了如下的诠释:“事实上,政治是平凡不过的东西,它存在每个人的生活或每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含有政治成分。虽然你想远离政治,但你必须记住,玩弄政治的人随时随地还是会把政治色彩涂抹在你的身上”,使政治变成了“当权者利用来掩饰其真正企图的手段或工具”。
在新马独立运动史上,谁才是真正的勇士或爱国主义者?谁才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作者的判断与答案十分明确。如他在《回忆录》反问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殖民地统治者残暴地加诸反对殖民统治者的罪名,独立国家还要用它来作为对付自己国民的凭据?那些被殖民地政府对付的人,不正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功臣吗?”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改变,这些有志之士不但不被视为独立功臣,反而继续被人抹黑、侮辱,继续被贴上“极端份子”、“颠覆份子”、“反国家份子”等等标签。与此同时,那些在日治时期充当汉奸的人却被“册封”为“国家先贤”、“民族典范”,即被当成年轻一代的学习榜样,真是天下奇闻!为什么如此?读者不难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和绝大部分的南大同学一样,作者十分热爱南大。《回忆录》不仅再现了南大落成典礼之日的壮观、动人画面,而且至今念念不忘南大的恩惠:“南大给我带来幸福。有了南大,我才有机会追回在教育上失去的岁月,享受完善的大学教育。”《回忆录》三言两语就流露了作者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热爱南大越深沉,对南大不幸遭遇自然就越“感到悲痛与愤慨”,所以作者满怀激情地追述:“南大从筹备、创立到停办,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种种污蔑与干扰。污蔑与干扰使用的手段既残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恶的是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有关方面雇用来攻击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不迟不早,他们把报告书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当南大辛苦栽培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发表。报告书中极力贬南大的学术地位,后来的两份报告书也一样。一是魏雅龄领导的1960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二是最具杀伤力、由王赓武领导的1965年《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历史早已证明,当年南大同学与华人社会极力反对这三份报告书,同声谴责这些为虎作伥的行径,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因为所谓“学术水平低下”的评估报告,都是为了后来关闭南大而炮制的产物。他们都是关闭南大、消灭华文教育的历史罪人。任何人想藉助不明历史真相者之手,歪曲、篡改这段历史,进行历史翻案以洗脱自己的罪名,恐怕都是枉费心机的。南大毕业生--尤其是在改制之前的毕业生的表现与成就,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文化教育领域,还是在经济政治领域,都是十分突出、有目共睹的,毋庸在此赘言。
“华文沙文主义”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关闭南大而捏造的咒语,也是用来对付维护华文教育人士的紧箍咒,所以《回忆录》援引了大量史实进行批驳、反击。如所周知,南大虽然是一所华文大学,但自始至终都施行真正的双语教育:除了文学院开设现代语言文学系(以英国语言文学为主,兼开设马来文、日文、德文和法文班级,供各院系学生选修,以马来文班最受欢迎),而理学院与商学院大致都是采用英文教材、华语讲解(改制前)。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南大学生会不断加强与马来文化界的联系,而作为南大学生会喉舌的《大学论坛》,则有三种版本,即除了华文版本,还有英文的 University Tribune、马来文的 Mimbar Universiti。事实上,殖民地统治者才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者--即英文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华人学习马来文,对于华马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感到惶恐不安,因与其长期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相抵触。《回忆录》这样追述道:“南大学生与马来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华马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殖民地统治者对我们的工作却采取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污蔑说那是‘颠覆活动’,暗中监视我们。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畏缩,继续进行我们认为应该推动的民族文化大业”。“我们所作所为,有清楚的文字记录,保留在至今仍可查阅的出版物上”。
正因为南大这种多元化的教育方针,致使绝大部分南大毕业生通晓双语,还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三语,杨老师即其中之一。像南大这样的大学如果被指为“华文沙文主义的温床”,试问其作法和秦代权臣赵高指鹿为马有何区别?而将杨老师这样的南大毕业生视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岂不同样荒天下之大唐?因为热爱华文与华文教育的杨老师,从小就努力学习马来文,早年曾担任多种马来文期刊编者,翻译十多部马来文著作,后期更积极和马来文化界人士交往,继续推动华马两族的文化交流,而受到两族文化界的高度赞赏。
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录》告诉我们,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不容捏造、不容篡改、不容歪曲的,也不容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或意旨而作片面的记载与论说。《回忆录》显然为正直的历史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对他们还历史以真实的确很有帮助。
《回忆录》的出版还给读者作了这样的提示:历史是一面特制的镜子(照妖镜),所有阴险狡诈的牛鬼蛇神,迟早将在镜子里原形毕露;历史也是一名公正的阴间大判官,任何人离开阳间、进入地府后,都无法逃过他的最后审判。
杨老师虽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好得惊人,所以《回忆录》出现许多生动的细节描述,其中一些还带有文学色调,使读者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同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回忆录》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激情,一种当今年轻人所欠缺的激情,显示了作者心态长青不老。例如他撰写回忆录时,还哼唱起自己心爱的老歌--《毕业歌》与《古怪歌》。前者以“同学们,大家起来”为开头,而以“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为结束,是一首当时流行于新马的中国抗战歌曲。听了这样雄壮激昂的时代曲,读者们不但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年青的心,当时已随了时代的脉搏而不停地跳动着!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给予《回忆录》(马来文版)很高的评价,他说:"Ini adalah satu buku yang patut dibaca oleh semua rakyat Malaysia, terutama orang Melayu."(见《回忆录》附函)我个人认为,《回忆录》对马来西亚人既然如此有价值,对新加坡人何尝不然?因此,我想在马哈迪评语之末,再补充一句话:其实,新加坡人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回忆录,如果他们想要了解一些历史真相!
2007年3月22日完稿
(符懋濂毕业自南洋大学历史硕士,后考获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