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文庆－－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

　　为纪念林文庆逝世50周年，最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林文庆基金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在纪念活动中，有关林文庆的评价问题再度受到瞩目与讨论。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导，对林文庆的介绍与评价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是肯定林文庆战前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其次是赞扬他毁家兴学的无私盛举，并全面推举林文庆为“新加坡先贤人物”代表。相对于此，有关林文庆在日本占领期间的经历似乎着墨不多。其中或以林文庆是受到逼迫使然，或认为这是“为了拯救许多华侨领袖，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园的社会福利工作”而对这段经历轻描淡写。由于这是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严谨和慎重的态度。

　　有关战前林文庆活跃于新加坡社会的问题，相信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但是，鉴于日据期间的经历对林文庆后期生涯影响颇大，因此，尽量收集完整的有关史料，并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给予客观的评价是有必要的。对于此，笔者即想根据个人所能收集到的史料，探讨林文庆在日据期间的经历、与其对华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尝试探讨有关林文庆的全面评价问题。

　　首先，在讨论林文庆日据期间的经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当时的傀儡团体－－“华侨协会”的性质与其对日本占领者的作用与“贡献”。

日军成立“华侨协会”目的

　　在新加坡陷落后奉日军命令成立的各民族团体，都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组织。在日军的淫威下，无论是真心效劳或是被迫屈服，都必须唯唯诺诺，全力执行日军的命令。

　　鉴于华侨与中国的血缘关系，以及战前两者长期以来在政、经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再加上战前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中新加坡华人所具有的重要领导地位，日本在侵略东南亚之前即已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并在侵略前夕拟定了华侨政策的执行方案。日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占领东南亚后全面控制华侨，截断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借以削弱中国抗日力量，并最终“在确保了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南方华侨动向后，充分利用它们击溃蒋政权，乃至成为日中关系的尾浆手”。另一方面，鉴于华人在新加坡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以及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在经济上盘剥华人，以及利用华人为其占领政策服务，也就成为日军占领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上述背景下成立的“华侨协会”，其所被赋予的“任务”也就非常明确。在成立宗旨中，“华侨协会”即明言其任务在于：“领导华人社会对日本宣誓效忠”。至于“华侨协会”的会员，则除了甘心作日军的马前走卒者之外，有许多是被迫加入的侨领。包括原已逃避印尼，但在“华侨协会”之“邀请”下，被连哄带骗带回新加坡束手就擒，最后在囹圄中被迫以出任“华侨协会”理事为条件，换取生命、自由的部分华人领袖。也有部分将“华侨协会”当成避难所，以避过日军逮捕等“危险”的人士。“华侨协会”之收容此类“危险”分子，固然有些确实出自个别理事的私谊与善意，但对日军而言，则不啻为“请君入瓮、正合我意”。实际上，对于日军来说，在“华侨协会”中的华人领袖即为瓮中之鳖，不但被置于全面监视与控制之下，还可被驱使以为日军服务与效命。从这角度看来，被置于日军严密监视下的傀儡团体之所以能“窝藏”“黑名单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方某些对华侨推行怀柔政策者的策略不无关系。

　　在日军的威迫下，“华侨协会”对日本宣誓效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集５千万元的“奉纳金”。在“献金”当天向当时的“大日本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宣读的献金词中，除了感激日军“不杀之恩”外，还自责华人社会充当“恶虐无道”的英美“傀儡”的、“妨害大日本帝国之举动”。并立誓将“对大日本尽忠之道无他，当用一良民之心情，对大日本帝国协力”。亦即领导华人社会宣誓对日本占领者效忠。

　　此后，无论是自愿与否，“华侨协会”都必须在日军的指令下，积极领导华社用行动实践其“效忠”与“协力”的“誓言”。例如：日军为了夸耀其“赫赫战功”，在占领新加坡后即隆重庆祝其日本节日－－“天长节”(注1)。其目的在于贯彻“日本国体特殊与优越”的理论，同时促使被统治者“感受到成为天皇陛下新赤子的喜悦的深刻”、借此节日表达被统治者“崇仰日本天皇与感激日军之情”。在一系列盛大庆典中，“华侨协会”被赋予推动大部分民间庆典的任务。除了建牌楼、张灯结彩、通告新加坡市民张挂日本国旗，以及在当天带领其他华人团体“奉呈祝词”，参加庆典等等活动之外，“华侨协会”主要理事们都在《昭南日报》登载“献词”，感激日本天皇宽恕“反日”华侨的“深恩厚德”，同时告诫华人同胞，必须洗心革面、竭诚尽忠，以实际行动拥护“大日本圣战”，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工作，协助日本实现其“崇高理想”。在此后每年的“天长节”庆典中，类似祝词也不少见。

　　在其他夸耀日本“赫赫战功”的战争纪念日，如“马来新生纪念日”、“大东亚圣战纪念日”等，以及宣扬日本“神圣国体”的节日，如“纪元节”（2月11日。日本神话中的建国纪念日）等等，“华侨协会”也都必须带领华社扮演积极参与的角色。

　　社会活动方面，举凡日军在治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措施，“华侨协会”都必须发挥积极效劳的作用。举其大者则如全方位协助日军推行其为疏散新加坡市民而开辟的“新昭南模范农村”－－兴楼的开垦计划为是。至于慈善活动，如接管养老院或孤儿院，则决非“华侨协会”创立的目的。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此类活动也只能列入协助日军顺利推行侵略政策的“贡献”之范畴。

　　由于篇幅关系，无法详细列举“华侨协会”的所有活动。但从上文中可看出，无论“华侨协会”的活动是处于自愿还是被迫，其成立宗旨即已决定了它的本质。即：“华侨协会”是为日军的侵略统治政策效劳的傀儡团体。即使退一万步，也绝对无法将“华侨协会”归入“为新加坡的福利工作做出贡献”之类的组织。这是在探讨有关问题时必须认清的第一点。

傀儡组织会长的“任务”

　　在“华侨协会”的所有活动中，作为会长的林文庆无法置身其外自不在话下。相反的，无论愿意与否，林文庆都必须出现在各重要场合，并“代表”华社发表歌颂日军与日本的诸多言论。当然，和其他积极为日军效劳者──诸如在日军进占新加坡时即赋诗歌颂日军的侵略行为；或为虎作伥、欺压华人社会；或为日军捉刀执笔，宣扬“大日本共荣圈”理论的大义名分、并衷心歌颂日本侵略与军事统治之流相比，林文庆是显得低调的。这也是林文庆问题较为不敏感的原因。

　　不过，即使是保持低调，作为“华侨协会”的代表人物的林文庆，其言行的影响力、尤其是政治性发言所起的负面作用仍然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林文庆在宣抚官筱崎护(注2)的诱导下应允组织“华侨协会”后，即于1942年2月22日致电汪精卫，表示愿献身于对日军的合作。并恳请汪政权指点对日本占领者服从与效劳的方法。《昭南日报》将之解释为：“林博士以极恳挚态度，（向日军当局）表示愿为马来亚全体华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新政权，以向新东亚建设之途迈进”。同时又公布：林文庆于2月23日接受《昭南日报》记者访谈时曾表示：“愿在日本当局之指导下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谋华侨复苏”。

　　上述林文庆与日军合作、并支持汪精卫政权的言论，立即成为汪精卫南京政权对海外华人与侨眷的有力宣传资料。例如：“厦门海外华侨公会”立即发快邮“致敬”，又在其出版刊物－－《华侨月刊》中庆贺林文庆与日本的合作。并评论道：“本市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这番感觉和平曙光将近降临。虽（原文）翻然觉悟其一往之观念。毅然决然为东亚共荣圈而努力。海内外侨报闻讯。俱各同深庆幸”；并高度评价林文庆筹组“华侨协会”是：“放侨界之异彩。树共荣之先声。……造福华侨。正未有艾”。类似文章并宣扬东南亚各地经已拥护汪政权，还进一步呼吁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地区的华侨脱离重庆政府，并支持日军对居留地的进攻与侵略。

　　上述有关宣言，正是日本截断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华侨政策的主要方针。因此，林文庆与汪精卫遥相呼应的言论，以及汪派亲日团体对此事的大事渲染，充分说明了在协助日本侵略战争宣传中，作为“华侨协会”会长的言论所起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与“贡献”。从战前林文庆与新加坡社会、乃至与厦门大学的密切关系，他在日据期的类似言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微弱。这些都是决定战后林文庆在新加坡与厦门大学所受“遭遇”的因素。

儒者“晚节”能否忽视

　　战后对于林文庆的议论似乎并不多见。这和他战后不再活跃于新加坡社会不无关系。除了法理上的问题，很难想象作为孔学的提倡者和积极的发扬者，或者是一生“追求完美儒家思想”的林文庆不曾为其“晚节”（哪怕是“迫不得已”的屈服）而苦恼。战后他不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毁家兴学、全力资助厦门大学，是否更多的是其心灵创伤的一种表露？林文庆在80高龄时，仍念念不忘老校长的教诲，即“要自尊自重，务求做得对，站得正”，是否也是他遁迹江湖的一个注脚？

　　对林文庆之评价也许有不同尺度，但与其采取温馨的“重新评价”，不如实事求是、尊重他寻求内心安宁的选择，或者更能表达对儒者林文庆的最大敬意。

历史教育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历史教育的确重要。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有助于建立对国家正确的效忠观念与是非观，因此也是历史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讨论林文庆的评价问题上，当然也必须将他放在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平衡与全面的研究，对于相关资料不加修饰，也不加增删，必须还他一个真实的面貌。林文庆的遭遇的确是历史的悲剧。但是，既成的悲剧是无法转化为喜剧的。可能有人会扼腕兴叹林文庆的“生不逢时”与历史的造化弄人。但我们不应过度强调他在日据期言行中“被迫”的因素，或采取过度宽容与“理解”的态度，认为这3年多的言行只是他一生中的瘕疵。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新加坡建国以来极力提倡的、力求刚强勇猛、居安思危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领导人物在侵略者威胁下被迫效命是否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否无损于领导人物的“贤人”形像？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个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为他凿除污渍，将他雕琢成完美的塑像，而是还他个原来的真面目。

（本文原刊于2007年2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蔡史君是南洋大学第8届历史系毕业生，后获东京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东南亚史与华侨史，以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的研究尤为深入。她曾任职于新加坡档案与口述历史馆、曾任教于日本丽泽大学、庆应大学与津田塾大学，现为厦门大学及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蔡教授曾与许云樵合编《新马华人抗日史》和《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华人虐杀事件的证明》，合著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史》、《华侨》、《东南亚史中的日本占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