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一场精神考古之旅

现代文明视域下的一场精神考古之旅
——序邱苑妮的《美丽与哀愁,凝眸与诀别
——沈从文小说自然象征意蕴研究

江少川


 

虎年金秋十月,在中国武汉召开的“2010海峡诗会——痖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结识了来自大马的邱苑妮博士,她回国后,传来一本理论书稿,约请我写序,我欣然允诺。两个多月前,我去马来西亚参加了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从吉隆坡一路旅行到槟城,沿途蕉风椰雨,美丽的马来西亚的异域风情与多元文化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同时强烈感受到这方神奇土地上中华文化传统的气脉,与华族作家、师生交流,完全没有隔膜与障碍,到马来西亚的访问就如同走亲戚一样,感到格外亲切与温暖,这也是我愉快接受作序的动因。

读完邱苑妮博士《美丽与哀愁,凝眸与诀别——沈从文小说自然象征意蕴研究》的书稿,很振奋,一阵欣喜涌上心头,这是一本有新意,有发现、有学术深度的论著,充溢着作者的才情、智慧与灵气,是研究沈从文的新收获、新成果。沈从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发的《沈从文自传》时说:“希望有人真正打量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邱苑妮博士作为马来西亚的学者,我认为她正是这样做的。

这本著作特色鲜明:

第一、理论思维与文本解析相结合。

选择沈从文作为研究课题是有相当难度的,从沈从文作品问世以来,上个世纪30年代,便有苏雪林、刘西渭的经典文论、六七十年代美国有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有多本传记、评传、研究专著与大量论文问世。邱博士以莫大的勇气走进了这个学术领域,其精神可嘉可贺。如何研究沈从文?研究角度的选择是研究者理论思维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寻找角度也是问题的寻找,“寻找角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排除盲点的理性重建的过程”。(陈鸣树语)我注意到:邱苑妮的寻找是双向的,一是研究作品的角度,一是理论的参照。著者选择象征意象作为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切入点,选择原型神话与精神分析方法作为理论参照系,把问题的切入与理论参照结合起来探讨研究,这无疑是著者的发现。著者在其绪论第一节问题意识中做了这样的阐述:以“象征意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借助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集体无意识作为研究的取径。”如果说,象征意象是贯通这部著作的主线而作为纵向坐标的话,那神话原型和精神分析学则是阐释象征意象的理论参照系,可视为横向坐标,前者为主干,后者如同双翼。精神分析学以剖析创作主体,即沈从文的精神结构、心路历程为主;而神话原型主要用以分析文本中的意象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这种理论构架的自觉正是著者研究中的发现,是一种“理性重建”的过程。

该著用精神分析学理论论述沈从文特殊的人生轨迹及精神结构,分析其在创作上呈显出的精神分裂与变奏的状态,认为沈从文刻意营造的湘西神话,其实是作家自己的“精神战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从人与空间的关系的角度研究沈从文的创作生涯,认为“在其文学生涯中,作家永远徘徊在两个空间中”。同时借助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从沈从文作品中大量象征意象里筛选出竹、花、白菜、山洞等四种复现于其小说中的象征意象来探讨破译其深层的象征意蕴及神话思维。这种理论框架研究不仅找准了契合点,有其溯源性,并且找到对沈从文小说生命体验的本质把握。这种理论思维的自觉,正是该著得以立足于“沈从文研究”之林、且能在学术上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提与保证。

第二、富有新意的现代阐释

衡量一部理论著作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著者是否有新的发现,有个人的识见。学术著作最忌人云亦云,重复已有的定论。此著在新的视域中不时闪现出独到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它不止步于前人的研究水平,不拘泥于名家的定评,对已有成果或补充、或深化,勇于突破思维定势,进行新的阐释而有所发现。“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生命力。”(陈思和语)更为可贵的是著者并非故作新奇,而是在缜密的理性思辨、深入分析文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而信服有力。

新见离不开阐释的深度。如该著对小说《菜园》的阐述,在引用庄子学说与存在主义破译“占领下的菜园”所表达的生存与死亡两大命题后,著者没有止步在这里,而是进一步挖掘阐释道:“占领下的菜园”,是玉家母子吊诡的人生轨迹及荒诞不稽的命运所蕴涵的“悖论式”的人生结构。认为沈从文是以存在论的意涵及悖论式的人生结构去审视人类的存在境况,指出菜园深刻地体现出存在与死亡都是人类无法以理性去掌控的悲剧处境。著者的这种深度阐释是具有穿透力的。新解还需要勇气。在对《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的阐述中,著者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认为对这篇小说所作出的重构“复乐园”的阐释只是停留在表层结构而已,进而用弗洛伊德理论阐释七个野人回归山洞的内在意蕴具有双重性,认为“山洞”有延伸衍异的精神内容,赋予野人“再生”的涵义,并进一步探本溯源,引经据典,指出小说中山洞的意象是从《古兰经》中的神话原型得到启示。指出沈从文文学创作之原动力在于追求“生命的永生”与“生命的重造”,小说中的“山洞文化”之“再生”意蕴,是著者独具慧眼的发现,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再如对“乌托邦”的理解,作者没有沿用一般通行的说法,而是深深感动于沈从文追求乌托邦的“勇气”,从逆向进行思考,肯定沈从文的乌托邦理想,认为他的这类作品其实是对现实不满而提出的一种摆脱现实的手法,他坚守自己这个边缘化的历史审美选择,它是在“梦”与“实现”之间的过渡地带,其现实性隐藏在其小说中的自然象征隐现的神话意识里。这种阐释非常切合沈从文的创作实际。

第三、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

所谓“文如其人”从此著可以看出,著者治学精神之严谨、扎实。为撰写此书,她做了相当充分的积累与准备,其案头功夫令人钦佩。首先是对资料的梳理爬剔,对作家作品与相关理论、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系统准备。此外著作的构架亦颇费匠心,学术规范性强,书稿采用总分总的结构,绪论提出问题,以问题意识开篇,以下五章分别阐述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小说文本中的四种意象,最后是结论。有总有分,条分缕析,互相勾连,构架严谨、清晰。

著者对相关理论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晰、严密,一丝不苟。如对象征的概念,从其最初的本义,广义、在英语、汉语不同语种中的理解、不同时期的内涵、不同学科的界定都作了梳理,最后将其概括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并作界定,指出它是一种历史性概念,并对象征理论存在着三种类型进行了阐释。从理论上阐述得相当清晰。对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的描述亦是相当概括精要。再而如对著作中涉及的如菜园、山洞、翠竹、花等意象的生成、由来、内涵、意义都做了细致、深入的爬梳、分析与阐释。

著者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周密、详细,有历史的探源、有跨域的求证,甚至细微末节处也不轻易疏漏跳过,都作了有力、精细的论证。如对花之性欲说,不只是点到为止,而是就小说文本谈象征意蕴,从中国母系社会文化遗址的纹样考证、基督教的妇女戴曼陀罗花做弥撒、中国与印度以莲花象征女阴以及《诗经》中的花之象征义等多方面作了分析,接着阐释黄葵花的人生远景凝眸、虎耳草的悲剧内涵等,从文化、宗教、植物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考察分析阐释其象征意蕴。并对翠翠梦到虎耳草,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阐释道:“她在现实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脱离,一次反叛,虎耳草是翠翠性格的化妆。”其理论与文本之契合、涉猎之多维、考证之细致、分析之精到,都令人称道。

对沈从文小说中许多细小问题的追本溯源,精心考证也相当精彩,如对《边城》中翠翠的取名,从翠竹的意象说起,接着分析其象征意蕴,从古老的神话原型层层深入,先从尧舜时期神话中的湘妃竹,到《红楼梦》中的潇湘馆,一直说到翠翠取名的由来。沈从文之所以以翠竹作为翠翠自然化人格的自我象征意象,论著认为是作家美学理想及人物塑造的意识形态上深受曹雪芹影响所致。指出竹林赋予翠翠自然化人格的自我象征意象、是性格与命运的投影、翠翠心理活动的投影。著者认为:“主旨无非是要阐释象征意象的创造,不仅仅在于象征意象本身所具备的美感,更在于其象征暗示的多义性,使小说意境蕴藉,含蓄幽邈。”又如对翠翠的民族身份的考察,从湖南省花垣县的人口统计材料,苗汉族的人口比例等,推论出翠翠之民族属性为汉、苗交融的后裔可能性大,这种推断亦是有新意的。

邱苑妮博士的这本书是马来西亚第一本研究沈从文的理论著作,就此而言,其开创意义、其价值,亦是值得大加肯定的。她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钟爱与传承,驾驭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也令人非常感动。理论著作同文艺创作一样,作品完成以后总会留下遗憾的。书中有的观点还未及展开,需进一步深化,个别地方还显得不够圆熟,有牵强之感。因为写序,认真阅读了邱苑妮博士这本有真知灼见、理论建构的书稿,感到受益非浅。写到这里忽然忆起沈从文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篇序言中所说的:“这序只写下这点关于创作枝节的话,为这书作者留下一个纪念”。我衷心期望苑妮在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文学天空里,奋力向前,越飞越远。

(江少川: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专业方向:写作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