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新诗路在何方？
—“建设2l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

前言

很多人一谈到诗，不是摇头，便是一副不屑的嘴脸。

诗是文学中的一环，如果说文学是冷门物，诗歌更是冷门中的冷门。

今天的时代，早已不是唐朝宋朝，可是人们一谈起唐诗宋词，谈起李白杜甫苏东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连朗朗学语的小童都能背诵几句旧诗词。比较世人对待新诗那种冷漠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一句“厚古薄今”来形容，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人们对待旧诗与新诗的两极态度，似乎一个是美若天仙的可人儿，一个是其貌不扬的丑小鸭。爱美是人的天性，既然是“窈窕淑女”，那么，“君子好逑”是理所当然的事啦。

因此，自有新诗以来，将近一百年了，世人对它始终抱有成见，不是说它浅薄，便是指它古怪。一句话，要找到新诗的知音人，大概万中难挑一。我这样说，大家当可以理解马华新诗处境之艰难了。

新诗在众人心目中，尽管容貌丑陋，但是对马华文学这个家族来说，她和小说散文一样，都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这个媳妇那怕再丑，最终还是要见家翁。

这里，就让我们揭开马华新诗的面纱，看看她的真正面目，还给她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

新诗厄运，谁的责任？

马华新诗在一块不甚适合文学生存的土壤上，居然也活命了90多个年头，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马华文学的人口有多少？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有人说是一千左右。这个计算大概是以作品的印量作根据。本地作家的新书，一般印量在一千上下。即便这样，那一千本的新书还需要经过许多周折才能推销出去，其中不少面对滞销，以致搞到血本无归，也是极为平常的事。

比较起来，新诗的读者就更不济了。诗是冷门中的冷门，别说千人难得，即便打个折扣，一本诗集能有几百本的销数，已是顶瓜瓜的成绩。因此，本地诗人的新著一般只有三五百的印量，还要冒着赔钱的风险，真是凄凉无比。

这种惨状，当然不始于今日，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即便中国诗坛也面对同样的苦况。中国是诗的大国，尚且遭遇如此，马华诗坛又何能幸免？似乎社会越文明发达，人们与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诗歌如何摆脱困境，走出“小众”的圈圈，取得大众认同与接受？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尤其处在今天网络世界，诗歌面对的挑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艰巨。而新诗目前的困境，到底是谁的责任？诗人本身还是读者问题？抑或是大势所趋？值得大家来探讨。

站在“前卫”诗人的立场，他们视诗歌如“禁脔”，认为诗是文学中的最高殿堂，非普通一般人可以进入。在这种先入为主观念作祟下，写起诗来，便任凭灵感意识到处流窜，至于写出来的东西有无读者欣赏，似乎不怎么放在心上。

站在读者的角度，他们原本对诗已存有成见，如果诗人又故弄玄虚，那后果肯定会把读者吓跑，甚至原先那丁点好感也一扫而空。这时在他们心目中，诗不再是美的象征，而是令人难以亲近的怪物。

一旦读者对诗的美好印象幻灭，诗的社会地位只有越来越旁落，诗歌的生存空间便也越来越窘迫。

对于那些写起诗来“如入无人之境”的诗人，他们陶醉在“自己写自己爽”的个人天地，根本不以为读者排斥新诗，他们也有部份的责任。甚至还会反问：你看不懂我的诗是你的水平低，为何不自我检讨？

读者中当然也有另外一类，他们不喜欢读明白如话的诗歌，照他们的口气说，那如同喝白开水，淡而无味。与此相反的，那些年代越久远，如唐诗宋词，人们却经常挂在口中，对新诗无异是个巨大的讽刺。为何死了上千年的诗家，他们的诗还活在世人心中，反而今人所写新诗却有“咫尺天涯”之慨？

比起其他文类，散文的草根性最强，小说次之。散文以真取胜，题材可随意发挥，适合一般读者口胃：小说因有情节故事垫底，虚虚实实，深具悬疑性，迎合人类好奇探密天性。而诗歌不然，它是高度浓缩的语言，无论叙事抒情，或委婉或含蓄，都包藏言外之意，需要耐心咀嚼思考，才能体会诗旨诗意。但现代人却懒于思索，如果诗人又刻意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竖起高墙路障，有几人会花时间精神去啃“九曲十三弯”的诗？

传统可以割断吗？

在马华诗坛，有些人自视甚高，以为老的代表守旧、落伍：他们视传统有如仇家，一提到现实主义，便认为那是老祖宗的玩意，不合新时代需求。为了追赶时髦，他们把西方的现代派当珍宝。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在中国。从二千多年前周朝时代的《诗经》开始，接着是《楚辞》，继后是唐诗宋词，都是沿袭现实主义的精神创作的成果。在欧洲，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直至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出现过不知凡几现实主义大家， 那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

现代派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的总称。最早兴起的是象征诗派。其他的还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名目。象征诗派于五四初期传入中国诗坛，也有大约九十年的历史。

自有马华文学开始，现实主义便一直发挥其影响作用。根据文学史家方修的研究，马华文学是继承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由一批南来的中国作家和本地作者共同努力，才开创的文学大业。其诞生年代也落在一九一九年。从战前到战后初期，马华文学先驱者便秉承“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在本地文坛发扬光大。而现代派活跃于马华诗坛，则是迟在上世纪五十年末的事，主要是受台湾方面的影响。当现代派声势鼎盛时期，有人把台湾一些现代派始祖视为中国诗坛大师，他们的作品被捧为经典之作，反之，五四后期诗人如艾青、臧克家等人，则被讥为“开口见喉、语法不通”的诗人。在本地，年轻的写作者受现代派一股狂潮冲击下，一窝蜂的写起令人满头雾水的所谓现代诗，蔚成一时风气。

如今，几十载岁月过去了，现代诗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举余光中为例，大概可以概括说明一些事实。

余光中这个名字，在新诗界无人不晓。他的《乡愁》一诗，已成为现代新诗里广为流传的好诗。这首诗不长，只有十六行，诗歌语言浅白易懂。诗人把抽象的乡愁用“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作比喻，化抽象为形象，从个人(小我)的乡愁提升到民族(大我)的乡愁，那是1949年从大陆渡海去台湾的一代人的怀乡情结。在反复吟咏之际，我们不禁要为上一代中国人的凄苦命运黯然神伤。

余光中是现代诗人，他最早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至深，诗作留下晦涩难解的诟病，后来改变诗风，用大白话入诗，《乡愁》便是他回归后的力作。除了他，台湾当年几位现代派大师，如郑愁予、罗门、洛夫等人的诗，到了后期都有明显的转变，不再一味强调“横的移殖”，而更多的重视“纵的继承”。从《乡愁》的广为传诵，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千年以前，白居易就已发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和友人元稹、李绅等一起提倡新乐府运动，写出《秦中吟》、《新乐府》等系列讽喻诗，从不同层面揭露社会阴暗面，抨击腐朽官僚藉助恶势力鱼肉老百姓的罪行，为他最终赢得“平民诗人”的美誉。

但是，如果根据现代派诗人的标准，他们会不屑地说：白居易的诗算甚么诗？因为白诗平易近人，念给普罗大众，连老妪都听得明白。他的有名的《长恨歌》，流传至今历久不衰，就像李白的《静夜思》，连五岁小童都朗朗上口，这有甚么不好？可是偏有人讥为“开口见喉”，并以此作为抨击现实主义的口实。

令人纳闷的是，许多崇尚西方现代主义的作者，他们以现代题材入诗，写的是现代人的意识行为，照理应更贴近今天的读者，应得到现代人的共鸣，而事实却适得其反。一些自称前卫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诗人，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他们自称为反传统的技巧和晦涩的诗歌语言，尽其所能在诗里营造种种令人目眩的意象图象，这样的东西成为白纸黑字，想不吓跑读者都几难。可悲的是，这些不把读者放在眼里的所谓诗人，竟还大言不惭要颠覆马华文学，说穿了，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类似“黄帝的新衣”的闹剧。

写实现代各有借鉴

当然，少数几位现代派诗人的胡作非为，并不能把其他同流派的文艺工作者等同视之。我推崇现实主义，也没有故意贬低现代派。说到底，文学艺术任何流派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有些流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仍然显见精神，有些流派如流星般，出现不多时便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诗人比较注重思想性，作品内容贴近生活，具有社会意义，只是表现技巧方面，有时囿于传统，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现代主义则恰恰相反，现代派诗人重视艺术性，反对直抒胸臆，主张象征暗示，认为艺术绝不是现实的模仿，而是现实的再创造。两大派的诗人，由于创作观点不同，作品的差异性自然也大。现实主义论者批评现代派诗歌标新立异，内容空泛，尽在文字上耍花招，晦涩难懂。站在现代派角度，他们讽刺现实主义诗作语言过于直白浅露，缺少创意，艺术价值不高。

两大诗派的对峙与论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马华文坛剑拔弩张，轰动一时。到八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沉寂下来。几十年后的今天，两大派虽仍泾渭分明，但是已从恶性互相排斥转为良性竞争，用创作代替争论，都有各自不同的进境与发展。目前的马华诗坛，有如天书之作已然少见，晦涩的诗风渐渐趋向明朗化，诗歌社会意识也有所提升；另一面，写实诗人开始注重诗艺的开拓，表达方式逐步走向含蓄。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把流派放在一边，让作品来说话，应是文坛走向健康发展的光明之道。

建立马华新诗的特色

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现代科技发展如何迅猛，物质生活如何丰盈，总缺少不了精神文明的补给。因此我以为，一个社会只要一天还存在人文关怀和精神生活，诗(当然也包括别的文化艺术)必然也会存活下来。问题是诗人是否与时代同在，写出社会人民需要的好诗。

明乎此，马华新诗人在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纪，必须清楚理解马华新诗的定位，认识本身所负的时代任务与使命，身处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具有本身独特的人文环境，现实中可歌可泣题材俯拾即是，根本无需舍近就远仰人鼻息，然后尽作家诗人本份，尽一己所能写出无愧于社会人群的好诗。

马华新诗的特色，当然包括它的精神内涵、反映层面与时代意识。只要作品具备这些条件，便是道道地地的马华产物。它具有独特的一面，尽管使用的都是共同语文，但作品呈现的精神面貌，本质上是有异于中国、台湾、香港，甚至新华文学，这即是文学上强调的所谓差异性与个性，也是藉以区分各国文学特色的关键所 在。

作为有抱负的诗人，植根本土，是个先决条件。再不能像早期的移民文学，写作人“身在南邦，心在中国”那样，笔下所写尽是鲈脍之思，一脚踏两船，后果是两头不到岸，何苦来哉！

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充满令人焦虑不安的情绪，民族权益面对重重挑战，传统优良文化遭受侵蚀，经政文教各个领域出现许多阴暗、不合理、令人悲愤沮丧的事件，小市民生活在治安不靖、通货膨胀的境地，已然为写作界提供取之不竭的现实题材。但从过去到现在，马华文学作品在一些敏感课题上都有所保留，或者写来患得患失，表现差强人意。马华新诗在这方面有必要加强与提升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性，除了个人特色，也应重视时代精神与忧患意识。诗要写得感动人，特别是感动多数人，诗人就需要与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发生关系。作为诗人，大可不必凑热闹或锦上添花，反而是揭露黑暗丑恶、宣扬正义真理方面，理应更好地掌握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观照与反省，然后通过明朗的、形象的、感性的诗歌语言，谱写出时代的强音。

时代呼唤好诗，我们也期待未来的马华新诗园圃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作者原名林明水，为南大中文系第六届毕业生，现任大马华文作协理事，历任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南大微型小说奖、马华文学奖等多个赛会的评审委员。本文乃作者受邀于由马来亚南大校友主办的“建设21世纪马华文学研讨会”(2011年6月26日)而写，当天受邀的主讲者还有杰伦、伍燕翎与罗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