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蔡程瑛博士
访谈蔡程瑛博士
报导:曾佩玲
蔡程瑛博士1964年自南洋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加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取得学历后先后在新加坡大学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任职,并远赴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博士后工作,从此专职水产养殖的研究及海岸带和东亚海的开发与管理,致力于减少沿海地区因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海域污染,保护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及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会在今年3月为槟城槟华女子国中、独中两所学校安排陈嘉庚普及科学/人文系列讲座时,蒙回国休假的蔡博士应允,穿州过海赴该校演讲。途中利用时间访问蔡博士。
从事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契机
蔡博士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想为社会做出贡献,大学时因受到导师的指引,开始对水产感兴趣,进而促使他在上世纪60年代走入水产养殖业。1979年至2007年因缘际会,加入联合国及国际组织,专职研究解决水产及海洋问题。他早期从事研究微生物和鱼生活史的纯学术研究,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研究养殖石斑鱼的人,并努力发展水产业。同时,他也成立了亚洲水产学会,推动亚洲水产的发展。但实践了一段时期后发现其中存在缺陷,而这关乎水产的管理理念和方向。为此,他从纯学术研究轨道转入管理领域。他说,这不仅仅是方向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思路,要提高水产的永续发展必须寻找出问题的本质。
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
蔡博士提到,当一个地方的政经发展走向极致时,周遭环境极易沦为牺牲品,将会大大影响地方经济的永续发展。他于2010年出版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原动力——东亚海域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应用》(海洋出版社)总结了他一生思考关于海洋管理的理念和实践。他以中国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推动工作多强调政府和民间的合作,方能有效让政策落实到民众阶层。这一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海岸带综合管理(ICM)项目的典范。这一例子究竟是因地制宜抑或具有普适的参考价值?此外,公众和专家在协调和平衡环保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指出,厦门和中国其他一、二线城市一样,也不能脱离GDP导向。早期为了促进GDP,多项工业、农业、水产、养殖业等,快速发展,造成污染及无续发展。故从1994年开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区域项目组织(PEMSEA)以厦门作为全球首个ICM试点,协助规划和综合管理事宜。
由于官方掌握了行政管理权利和立法权,从那个角度入手确实可迅速落实政策。当然,也不排除当遭遇铁板一块的政体或重视个人利益的官员时,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有其局限。因此,民众的监督也是不可小觑的一环。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环保和公民意识开始抬头,确实凝聚起一股力量。他举例:5年前,中央政府在厦门兴建化工厂,当地居民基于环保立场,发起了抗议活动。经过3年的不懈争取和对话,中央及地方政府终于尊重民意,迁移化工厂。
此事说明了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抑或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两股力量都在交互作用。只要用对方法、坚持立场,都能在困境中取得突破性的局面,这之中只有功能上的差异而已:公众为表达质疑或反对发动游行示威,要求与当局对话;专家学者从其专业角度提出解决之道;政府听取意见,平衡各方的利弊;为了持续推展工作,相关的国际组织也以各种方式肯定当局的改变,提升他们的国际形象。他相信,虽然过程缓慢,却日益进步。到目前为止,在东亚11个国家有30多个地方政府在实践这套管理方法,虽然西欧国家也面临环境的严重破坏,综合管理的概念依然适用。
国际组织需要的人
国际组织的任务因牵涉多个国家,相当具有挑战性。因此,除了对这项事业有兴趣之外,还要有较高的抗压性。此外,由于这类工作经常随国际局势变动而需具机动性强和换位思考能力的人格特质。换言之,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和能应对复杂人事关系的高情商尤为重要。
关于对孩子的教养
尽管蔡程瑛博士平时忙于公务,然而,对自己孩子的教养可毫不含糊。他说,为了训练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孩子15岁时就把他“放逐”到中国体验生活。当然,他也并非“狠爸爸”,为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的孩子安排了可靠的当地朋友代为照顾。翌年,有了远行经验的孩子随家人赴法国时既可独自展开探索之旅。他说,他养育孩子的诀窍在于“该放手时要毫不犹豫地放手”,父母只是在孩子困惑时给予指引和建议,不能代其决定人生。
蔡程瑛博士虽然感慨现今的学生在不健全的教育体制下承受巨大的压力,目标模糊,前途茫然,却也认为求学是一个自我准备的过程。学校除了提供学生断文识字的基础教育之外,也是孩子们的人格养成及他们最早接触社会的机制。本会安排他到槟城槟华国中、独中两间学校演讲对学生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在开始规划人生之际倾听另一种声音,发现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