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李业霖


 

如果说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 BC – 425 BC)撰的《历史》(Historiàe)到廿世纪卅年代倡导文化形态史观的汤因比(A.J Toynbee, 1889-1975)著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星系,那么每个时代的杰出历史家,便是点缀在这星系里的闪烁灿烂的发光体。他们的优秀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一样的思想材料,对锻炼我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扩展学术修养层面,都具有丰富的思维营养价值。

历史观受黑格尔影响

贝奈载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 -1952)是意大利现代著名的历史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也是新黑格尔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的影响,可是又掺杂康德(I. Kant, 1724-1804)、马赫(E. Mach, 1838-1916)和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的观点。他著作丰富,其中《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最富历史理论价值。他提出“历史就是哲学”、“当历史被提升到永恒的现代知识时,历史和哲学便是同一体”的观点。他把历史和精神融合起来,成为他的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他的批判锋芒,不但直指十九世纪兰克学派(RanKe School)的“照实直书的历史客观主义”和孔德(A. Comte, 1798-1857)的实证主义,同时也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评骘。他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对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般人都以为历史是过去,过去是历史。但是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以现代为主旋律,认为现代性是一切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的运作,是以过去环绕着现代旋转的。诚如李大钊说:“无限的过去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以现在为渊源。[i]”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观点,颇使一些传统史家感到愕然,这种类似哥白尼式的革命思想,值得我们加以探索。

研究历史从实际出发

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是他命名为《精神哲学》四卷中的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分上下两篇,上篇讨论历史哲学问题,下篇论述西方历史著作(史学史)。他的历史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内容:一、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三、历史要革新,使之趋于完善,就要不断改写重写。他对历史理论和历史撰写方面,进行深刻的探讨和论证,使他从而建立了批判历史哲学的独特体系。历史哲学有两大门类: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研究历史的本体论问题。代表人物推数黑格尔和汤因比;二是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 学(Analytical 【critical】Philosophy of History),研究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代表人物计有克罗齐和英国的柯林武德。[ii]

历史家研究历史的终极目的,各有主张,异彩纷呈。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汤因比以史带论,研究人类文明的模式及其发生、发展、衰败以至消亡的过程;马克思要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 1881-1969)要追踪人类的轴心时期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克罗齐企图通过历史研究解决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克罗齐说:“研究历史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兴趣和需要,是为了解决当代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当现实生活的发展求诸过去的历史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当代的历史。例如“古代希腊罗马人长期平静地躺在坟墓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产生了新的需要,才把他们唤醒,使湮没千年的古典时代重新在人们心中复活,变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当代史。”[iii]

治史目的是解决当代问题

克罗齐认为当代历史固然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即使非当代历史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只须现在生活的需要和兴趣的激发,就能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只有过去的历史与当前生活的需要,接上了轨,人们才有热情专心去从事研究。[iv] 克罗齐认为研究历史为的是要解决当前问题,为今日生活的需要而从事研究工作。从今日的立场出发,依照主体的思想精神,把过去的历史再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历史人物,虽然身穿古代服装,口说古代语言,但精神是现代的,思维是现代的。用这种方法处理过去的历史,就成为现代的历史。这可说是“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的基本特点是根据现实政治或社会的需要来研究历史,运用所得的历史知识和结论,为社会现实服务。“古为今用”有三个基本特征: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二、研究历史是由当前的需要和兴趣所激发的;三、研究历史是由当前的需要和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v] 这三个基本特性,都是强调历史和现代生活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过去的历史,获得当代性。兹举出两个史例,加以说明。孔子作《春秋》,是利用鲁国史实编成的,记叙了242年间的历史,只用了一万八千字,文字非常简略。孔子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强调褒是贬非,惩恶劝善,提出“正名论”、“拨乱世、反之正”,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服务的。《春秋》可说是中国第一本“古为今用”的编年史,影响后世深远。东晋历史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他为了制止当时的大司马桓温夺取政权称帝的野心,他在史书里提出“晋承汉统论”,其动机也是出于“古为今用”,是一种应用史学。

演出世界历史新场面

克罗齐论述的是“将死去的历史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复活僵化的历史,使之为当前社会服务。”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言论。精熟西方历史的马克思对将历史“古为今用”也曾做过精彩的概括。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脑袋。当人们好像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务时,恰好在这种革命的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vi]

马克思读破千卷历史,善于理解历史,娴于利用历史,驱使历史人物,试图“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把历史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九八零年六月,当时我国的文青体育部长阿都沙末在一个研讨会上,宣读一份工作报告,否定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叶亚来开拓吉隆坡的功绩和贡献,以巴生酋长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取代叶亚来的历史地位。如此,不但引起华社的强烈反应,而且激发华裔历史工作者对叶亚来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不长时间内,发表了几十篇有关研究叶亚来历史的文章。这正如克罗齐所说的“由于当前社会的需求,激发了人们研究历史的兴趣。”

历史工作者从坟墓中唤醒了叶亚来,让他从吉隆坡广东义山走出来,成为华社舞台上一个活跃的历史人物。人们(包括友族学者)研究叶亚来的历史,虽然都是利用尘封的文献资料,但无法不注入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族意识甚至掺与现时的政治思想。虽云探讨过去,但难摆脱今日现实社会需求的影响。

历史总要经常被重写

克罗齐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应不时予以革新,使之趋于完善,所以一部历史应要重写或改写。他说:“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vii] 因此,他指出“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要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但历史革新自己时仍旧是历史,它的发展力量恰恰在于它能这样持续下去。”[viii]

史书重写,自古已有之。薛居正撰《五代史》,因成书过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本纪中回护隐晦较多,不符合历史实际,史料剪裁失当,体例不合史法,欧阳修读后甚感不满,毅然另写《新五代史》。明初宋濂等修《元史》,因仓促成书,荒陋疏舛,芜杂缺略,诸传中记述前后矛盾,且有重复,读后令人失望。柯劭忞从清末至民国前后花了三十年时间重写了《新元史》,获得好评。《元史》现成为世界性的学术。克罗齐主张每一部史书都应不断重写,认为后出的新史一定超越原有旧史。他认为人的创造精神不断扩充,越后出的历史,因撰写者经验老到、精神充沛,内容文字必更精彩。[ix]

小结

克罗齐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论,突破西方传统史学研究的“主体与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确立了他的历史唯心论的绝对主义。他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不但要人们从事研究历史的手段要有现代性,而且研究的过程和内容,无不钤上现代生活和现代思想的烙印。

克罗齐的史学理论有着很显明的应用史学的倾向,但我们仍然要保持传统的基础史学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不带史学范围以外的现实目的,而以认识历史为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并且在研究态度上,坚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涉及方面很广,问题也很复杂,以后若有机会,可作比较深入的探讨。

(作者为南大历史系第四届毕业生,新马著名历史学家。)

注:

[i] 见《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页94。
[ii]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1941年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和罗马史。在历史思想方面,他深受克罗齐的影响。代表作《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命题。
[iii] 见《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页12。
[iv] 见注[iii]前揭书,页2-3。
[v] 刘昶著《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评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44。
[vi]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603。
[vii] 见注[iii]前揭书,页2-3。
[viii] 见注[iii]前揭书,页2-3。
[ix] 见注[iii]前揭书,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