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梅光迪（1890-1945）的腐儒刻板形象

一、绪言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与主将，也是把胡适“逼上梁山”的人物，以致日后胡适（1891-1962）发起文学革命，改写中国文化史。梅光迪反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代表中国20年代最大的文化保守主义。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梅光迪的印象总停留在他那副执拗好辩的腐儒脾性。以下，我们将以论据平反他近乎半个世纪以来给予我们的这种腐儒刻板形象。

二、梅光迪的腐儒刻板形象之由来

我们对梅光迪的负面印象均主要来自其发表在《学衡》的几篇骂人的评论文章，亦即《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与《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同时，梅光迪曾在文章中引用著名晚清顽固遗老辜鸿铭（1857-1928）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指出洋务运动“伧俗粗鄙且伤风败德”[1-P211]，这难免被视为与辜鸿铭同出一源或同声的同党。除却梅光迪本身的文章以外，他人的回应也是导致大众对梅光迪的腐儒刻板形象之由来。对于梅光迪在《学衡》发表攻击的执拗文章，胡适作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学衡》：

《学衡》同仁对新文学运动的抨击招来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反攻，如鲁迅《“一是之学说”》、《估〈学衡〉》、沈雁冰《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观》、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等。文学史家对梅光迪与学衡派归为“旧势力”、“复古文学”与“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3-P62][4-P39] 他们对《学衡》诸君的冷嘲热讽都是造成大众对《学衡》同人腐儒印象的由来。

1935年出版的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一集）里，除了林纾（1852-1924）的两篇文章，其余一概是倡导新文学运动的文章。《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二集）中，郑振铎的《导言》把梅光迪等《学衡》诸君贬斥为“复古派”[5-P13]，第三篇只收录《学衡》派的六篇“反攻”文章，第五篇甘脆称为甲寅派的反动”，第七篇是“旧小说的丧钟”。[6-P3～6] 虽然用词不无道理，但是连同编选取向以观，足显强烈的主流意识与话语。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年）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1951年）在文学史中把梅光迪与《学衡》派归为“封建古文势力”、“士大夫阶层”、“复古文学”与“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3-P62][4-P7,16,39] 时至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一标准教科书，①虽比较公允，但对梅光迪的文学观，最后仍附带一句评语：“模仿古人不对，模仿西方也不对”。[7-P46] 以此概括梅光迪的主张，无疑是断章取义的结论。

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政治强权下，白话现代文学与中共文艺理论的全面胜利与强势主导下，为文学史铺下刻板的独断论述，文学史成为一元论述。再者，被加以偶像化的鲁迅，其思想言论已成为政治战斗的绝对价值尺度[8-P236～239]，他对《学衡》的评价，几十年来几乎成为评价《学衡》派的盖棺定论。除此，笔者相信这与梅光迪反对与不信任无产阶级革命，抨击社会主义独断有关。[9-P8～15][10-P154][1-P212] 以杂文的论调做文学评论或文化评批也是梅光迪未被学界重视的关键原因之一。从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至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间幅度已横跨70年，文学史家们仍不能冷静客观研究梅光迪与《学衡》诸君的文学主张，至为遗憾。迈入二十一世纪，也只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被收录在《百年经典文学评论》中[11]，《学衡》派反新文学运动的声音则仍被排斥在外。尤其是其创办人梅光迪，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而且被猛烈抨击与彻底否定，以致在学术史与文化史上长期被忽略与边缘化。

三、梅光迪的基本真实个性

以下是我们对梅光迪基本真实个性的还原与廓清：

（一）言行一致的儒者

梅光迪早年留美时一直寻觅名校与名师，他不满校风、留学生作风与活动，“不屑为此，宁固步自封”。他英文欠佳，与众人不合，加上保守心态，即使受到“种种揶揄，笑骂”，仍不屑“变易面目，以阿世好”。这使到他变得离群孤傲与愤世嫉俗，感到“孑然一身，彷徨无所依”。他日夜怀念祖国，就去芝加哥看戏，吃中国饭。[10-P125,141,148,152～153,163] 当留学生都热衷于西学时，他却携带经史子集古籍逾六十二册赴美，并立志数年内专攻经书、子书以立定脚根，同学见之，无不笑骂他是“老学究”。但他以钻研古籍与比留学生有国学修养而“扬扬自得，睥睨一世”，“昂首自豪”。难得的是，梅光迪年纪轻轻即严守儒者的生活守则与人生态度，效仿先辈之法省身克己，遵守自己列出的省克生活18条规，包括立志必为天下第一等人、勤学、敦品等，若违反，则记号，“以期改悔”。[10-P140～144,153]

此外，从梅光迪的书信、日记与文章中也可了解到他为了维护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尊严与声誉，不惜忍辱负重地处理一些人事问题。他反袁世凯复辟，对祖国局势常报杞忧，并自觉肩负开辟与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之重任（后来任教于哈佛只为传扬儒家思想）。②[10-P122,126～127,130] 吴宓（1894-1978）感激梅光迪对自己的赐教，让他稍窥学问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一贯。[12-P45～46] 梅光迪也效仿先辈，自我鞭策，身体力行地过着内圣外王的儒者生活，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安贫乐道。虽然留美时生活拮据，仍每月捐献祖国军需。日后，即使受聘国外，条件渥厚仍不为所动，皆因心系祖国。[10-P122,142～143,158～159,270] 抗战期间，他连任四届抗战时期国民参政员，在学术文教方面贡献尤多。[13-P112～113]

由上可见，梅光迪不但是言行一致的儒者，而且是一位敦品励学、满怀抱负、感时忧国且意欲有为的中国典型传统知识分子。这也许与其父对他的家教与期望有关，其父嘱咐他在学习西学之暇，当读《庄子》、《荀子》、《墨子》、《史记》、《汉书》等经籍，用心时习书法。[14-P188] 友人与学生纪念他的文章，字里行间对其人格与事迹也多有表扬，③例如王伯沆对梅光迪即有“迪生守狷洁，美玉自无暇”之誉。[15-P262]

（二）为人公私分明，论事客观持平

我们所知道的梅光迪的上述四篇骂人评论都是于1922年或之后发表在《学衡》的文章（所以他的书信、日记与书评往往比评论文章更见其立学之本与思想信念），这些评论文章中，梅光迪严批当时的学界新潮领袖为“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为了追逐利益，不惜“揣摩群众心理，投其所好”，传播“伪学”与时髦学说，欺骗青年知识浅薄，“取一时便利而已”。[16-P1～5][9-P12,14] 表面上看来，梅光迪是针对胡适而发，难怪胡适表示：“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17-P506]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梅光迪所抨击“新潮”、“新潮流者”、真伪不辨的“学术家”与“思想家”等许多论调，早在1916年留美与（当时仍是挚友的）胡适冷静论学的通函中已有之。[10-P166～168,173,178] 当时胡适未回国成为学界领袖，梅光迪乃针对当时中国的学界与社会思潮向胡适申诉满腹牢骚，后来的评论文章只是老调重弹，并非纯然针对胡适一人。因此，虽然较后胡适的文化主张让梅光迪感到痛心，可是梅光迪在书信中已表明自己的言辞并非讽刺胡适个人的人生观而发，只是针对时下社会而言，并对胡适坦言“甚喜足下之辩才”，“弟虽至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只是“不轻附和‘新潮流’者”。[10-P165-166,174] 梅光迪的、这种解说，应该值得取信。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不久即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新潮思想与学界领袖，梅光迪驳斥所有社会新思潮，所以所抨击者自然不免包括胡适本人，无论谁是学界新潮领袖，梅光迪都一样客观论事与做出訾议。

另外，梅光迪也非议国粹派释儒不脱汉宋儒学，刊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史之语，即以为保存国粹自命，实在“可笑亦可怜也”。虽然南社成员以文言作诗，符合梅光迪的文学主张，可是后者旧秉直批评他们作诗通用陈言腐语。[10-P139,171] 以上所举，在在显见梅光迪一直秉持并延续其留美时已定型的保守思想，公私分明，持平论事，一视同仁，不因人废言，也不因信仰儒家、崇尚古文与立场相近而有所偏倚护短。

现实生活中，梅光迪也并非我们刻板印象中冥顽不灵的“老学究”性情。他曾致函胡适表示“吾辈书扎往来，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望足下不以世俗之交待我，多以药食之言相赠，迪断不怪足下为过激也。”他崇尚儒家的“中庸”，一向反对学术思想定于一尊，声明本身非恶自由主义，只是恶其“行之太过之流弊也”。[10-P158,166] 同样地，虽然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可是他并不全然否定白话文学。他不反对白话小说与戏剧，赞同择取有艺术与意义价值的白话入文，只是反对独尊白话，故也希望提倡新文化者容纳儒学与文化传统，而非全盘西化或铲除而成为另一种学术专制。他殷盼“多延西洋名师，而派别不同者，来华讲学”。[18-P21] 这说明梅光迪是明辨爱憎与公私分明的儒家本位主义者，虽坚持抑西扬中，但仍兼容各家学说，对自己的思想信念贯彻始终，“虽刀斧加身亦不舍弃”。[10-P181] 以上是我们对梅光迪基本真实个性的廓清。无论梅光迪的思想如何保守，也不该与无法否定他这两点真实个性。

1921年5月，吴宓在美国获梅光迪挂号快函特地邀请前者返国后到南京担任总编辑，因为《学衡》“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同时邀请他在南京高师校任教。[19-P24] 不过后来的事实是不设主编，邀请吴宓任集稿员。在《学衡》编务上，梅光迪与吴宓闹意见，讽刺吴宓不应急登自己的诗作自炫，并于1923年起不再“投登一字之稿，反而对人漫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已无关系矣’。”1924年，吴宓严批梅光迪“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置父母妻子于原籍不顾，而尽花费其薪乃于衣服、酒食、游乐、押妓等，“好逸乐，又重虚荣，讲排场”，“盖一极端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者耳”。[20-P227～230,235,257] 本文无意为哪一方辩护，由于目前没有新材料互证，孰是孰非，只能留空存疑。梅光迪抛妻家室，与女学生李今英谈恋爱，引起学生不满，影响校风，要求吴宓插手处理，吴宓只能自认无能为力。[20-P257] 李今英后来成为梅光迪的妻子，后移居美国。在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这种师生恋更多地让我们联想到鲁迅（1881-1936）与许广平（1898-1968），我们只能诉诸于时代的错误。

四、梅光迪并非腐儒之解说

单凭上述两点梅光迪真实个性的归纳，可能不易获得认同。这是因为上述尚未解说为何公私分明的儒者梅光迪与胡适冲突时撰写骂人的文章这一事实，而这却是表面上足以对梅光迪“言行一致”与“公私分明”的个性构成矛盾。对于梅光迪与胡适敌对与撰写骂人文章的原因，学者沈卫威认为是出于梅光迪眼睁睁地看着胡适暴得大名成为学界领袖，而自惭没有一文一名，处处遭舆论界戏弄；他一生的不幸，一直的不顺，“使他心理变态”，对胡适的成就“心中生妒，对立情绪也就愈重。”[21-P116] 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吗？

（一）梅光迪与胡适始终没有决裂交恶

一直以来，人们或不免以为梅光迪与胡适一向交恶，互为水火，从而怀疑他们之间的争论或许是意气成分居多。[22-P195] 早在1915年留美期间，梅光迪已和胡适交情甚笃，对胡适的为人与学问推崇备至，书信往来频密，甚至交换日记，是梅光迪唯一挚友。他们暇时谈先人遗事，至伤心处，相向流泪。梅光迪称胡适为“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一位置”之才俊，是启迪自己的“良师益友”，并深望胡适“永永为我良友”，“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若胡适真能成为“救国之材，实中国之幸也”。[10-P120～122,124,130,134,136,140,144,147～148,156,173] 虽然后来他们激烈讨论文学革命而主张相抵牾，但仍维持君子之交，切磋论学，关系良好，胡适也时而作诗调侃往来。④[23-P97～129] 1914年，胡适发起读书会，每周最少读一部英文书，周末相聚讨论，参加者包括梅光迪、任鸿隽（1886-1961）、张耘与郭荫棠。[24-P410] 1915年，胡适将去绮色佳（Ithaca），胡适、梅光迪、胡杏佛与任鸿隽还合影[25-P294～295]，留下这段历史性与文学史上的友谊见证。同年9月17日，梅光迪从西北大学转往哈佛大学，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觐庄往哈佛大学》送他：

在这首诗里，胡适第一次用“文学革命”这个名词。[23-P102] 1916年7月17日，胡适与梅光迪辩论“文学革命”。22日，胡适又写了一首白话诗《答梅觐庄—白话诗》跟梅光迪开开玩笑：

8月24日致胡适的信函中，梅光迪阅诗后指责胡适追求新潮流，并表明“此为最后之忠告”。[10-P168] 这引来胡适的误解，以为“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27-P421]，揣测梅光迪欲与自己绝交，便去函转告友人任鸿隽，后来梅光迪获阅此函，即马上回信予胡适澄清并非此意，同时“更进数言”提出自己理想中的文学革命。10月5日，梅光迪致函胡适斥责写自由诗（Free verse）者“乃因其不能受旧诗之纪律，怕吃艰困，乃择其最易者而行之（此亦道德上之问题也）”。[10-P168,173] 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梅光迪“有长书来挑战，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觐庄闻吾病，曰：‘莫不气病了？’述永以告，余因以此戏之”：

胡适接着记道：“觐庄得此诗，答曰:‘读之甚喜，谢谢。’吾读之大笑不可抑。盖吾本欲用‘鸡蛋壳’，后乃改用‘小宝玉’。若用‘鸡蛋壳’，觐庄定不喜，亦必不吾谢矣。”⑤[28-P467] 1917年4月11日，梅光迪与擘黄趁节假来纽约，胡适每天跟梅光迪辩论文学改良问题，并记载“觐庄别后似仍不曾有何进益，其固执守旧之态度仍不稍改。夫友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29-P549] 1918年3月，梅光迪致胡适函中写道：“数日之谈，虽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从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也。”[10-P178]

梅光迪本着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与文学的坚韧信念，与胡适直书讨论，绝不妥协。较后，当梅光迪发现胡适竟然渐变成为与自己对立的角色时，始对胡适这位知交由同道、厚望变得困惑、痛心、悲愤、失望乃至反感。表面上，胡适最初给了梅光迪儒学才俊的幻像，最后却让梅光迪彻底失望。事实上，胡适留美期间正值他个人思想逐渐定型的阶段，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实验主义的影响，而实验主义更成了胡适的人生“向导”与“哲学基础”。⑥因此，当出国前思想早已定型的梅光迪，遇上思想渐趋成型的胡适，文化主张上的分道扬镳自是理所当然，而非情绪上的特意对立。

1917年始，虽然他们也许立场迥异对立而书信减少，但梅光迪并无因而与胡适反目成仇。胡适同年致函建议梅光迪赴北京教书，被后者谢绝，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望”。[10-P177] 我们不妨把“向来绝无入京之望”解读成这时的梅光迪正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20-P177] 因此，他对胡适再次强调即使毕业后游学数月回国，“然亦不作入京之想矣”。可是不久后，他却问胡适“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乎否？”如果胡适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要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不过，梅光迪回国后没赴北京大学教书，可能是“若来京，则须授课五、六时，否则往返时间费用得不偿失”[10-P177,179] 或其他原因。1920年，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已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5-P13] 五四运动后，两人虽然已成为论敌，但梅光迪仍珍惜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期待与胡适会面聚餐。生活拮据时，他还向胡适借款（而胡适也乐意迅速帮忙）。[10-P179～180]

遗憾的是，1920初，胡适一次因故临时失约与梅光迪的巴黎餐聚叙旧，让原本拳拳盛意、办了几样好菜的梅光迪深感被羞辱而“大难为情”，认定胡适“假装忘记”、高傲而存心戏弄。这使到梅光迪不禁愤然相告：“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利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10-P181] 意思是：白话文学运动胜利了，如果胡适以新潮英雄的姿态与势利的眼光歧视梅光迪这位反白话的朋友为落伍者与失败者，梅光迪只好与他绝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严词厉色而近乎断交的书信中，梅光迪仍宽心地尊称胡适为“我的老哥哥”。1920年5月31日与胡适最后一次通信中，梅光迪表示认同胡适的自由派政治主张，并赞赏胡适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久不通讯，故特此数语，以见‘老梅’宽大公允，毫无成见，毫无偏私也。”[10-P181～182] 1926年9月1日，胡适在法国偶遇梅光迪后，在日记中写道：“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两人显然曾于1924年见过面）虽然看来话不投契，但两人仍在9月7日与傅斯年（1896-1950）等人共餐。[30-P259] 1929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弟子之一的梁实秋（1903-1987），以新月书店名字出版了《白璧德与人文主义》，而身为“新月派”领袖与《学衡》论敌的胡适“始终没说过一句话，他的雅量是可佩服的。”[31-P7]

1919年，朱经农致胡适的信函中指出，“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 pass（通过）”。[32-P67] 其谓“今为雠敌”，大有让人联想到梅光迪。根据学者推测，首指梅光迪。[33-P4] 然而，根据学者张源分析，白璧德对当时哈佛大学培养博士的方式感到不满，因此没有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学生如梅光迪、吴宓、汤用彤（1893-1964）等亦效仿老师，不继续念博士学位，“并对胡适等人名目繁多的博士头衔颇有微词”。⑦[34-P26] 以今所见材料而言，推测终归推测，这位“雠敌”可能是梅光迪，也可能是其他人，始终不见胡适透露。况且传言的过程中，谁是始作俑者，毕竟难以断定。笔者无意为梅光迪护言，即使是梅光迪始作流布，他也是以事论事。试想，就连唐德刚（1920-2009）也从制度上认定胡适“不可能在两年内完成博士”，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相关记录中查证不到胡适的博士证明[35-P38～41]，难道我们能随意说这是梅光迪（如果他是流布者）无的放矢？或他特意造谣与散播流言以攻击胡适吗？当然，有关胡适的博士学位重重疑点如今已获得“雪冤”。[36-P28～35][33-P3～14]

胡适与梅光迪在文化与文学主张上分歧敌对，其中涉及的不是个人偏好与意气之争，而是各自信念中筱关民族与文化存亡的救国之计。在梅光迪看来，接受西方新体制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思想肤浅类”，第二种则比第一类“更有深层的思考”，“而且其目光更为长远”，可说是“中国西化运动的理性之翼”；他指出“聪明而新潮”的胡适即属于此类现代派领袖，可是“他们已走得太远”以致铸成了“中国的自取灭亡”。[37-P221～222] 虽然如此，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他们俩彼此虽然“道不同”，但仅限于“不相为谋”，立场相异并无损他们私底下的情谊交往。早年留美期间，他曾致函胡适表示彼此“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梅光迪不因保守立场相近而袒护南社与国粹派，也不因胡适主张异己而全然否定其言，甚至不吝宽容称赞与认同对方的自由派政治思想，[10-P182] 这也切合孔子“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信条。

上述在在论证了梅光迪公私分明的个性是足以成立的。如此严辨是非，不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公正不倚与深明大义的处事态度，这不是简单的“心理变态”与对胡适“生妒”或随意以“迂腐”二字所能形容与公允解说的。⑧再则，更有学者提议把梅光迪反汉儒宋儒与采纳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视为五四新文化的一部分。[33-P264～254][38-P245]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既然现实中没有“中行”者，梅光迪也许因而只好与“狂”者胡适交往了，既不违背孔子的教诲，也对得起并不失去胡适这位友人。如此宽宏大度，处处展现梅光迪爱恨分明的儒者风范，也不逊色于素来谦谦君子的自由主义者胡适。

严格而言，梅光迪始终并没有因立场相违而与胡适决裂交恶，只是“不相为谋”。所谓“物以类聚”，既然“不相为谋”，日后接触的机会自然会减少。再者，在各自思想观念冲突而坚持自己的主张才是唯一救国良策的情况下，友谊的退色与关系的疏远也当是自然且可以理解的事，作为客观评析者，我们不应以圣人的严苛标准观待与批评梅光迪。

（二）君子为何狂狷？－－梅光迪撰写骂人文章之不得已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高潮，眼见拥有两千余年源远流长且精深博大的儒学与文言已日暮西山，此时的梅光迪已失去中庸与冷静论学的热情与耐心，不禁老羞成怒，变得既自卑又孤傲，开始谩骂批判胡适等人，不由得在评论中诉诸于比较情绪化的语言。他讽喻暗批胡适等人“欲以神道设教之念”，“以求震骇流俗”，写文章特异标上“我的朋友”，以显示“交游之众”，“气势之广”，自鸣得意；有则自登广告，以照示人，“谓我之风采奕奕之英俊”，文章后标示“作于某火车中”，“某日黎明脱稿”[9-P10～11]，以自炫精力过人。这些用语虽略嫌人身攻击，不过，梅光迪指陈的胡适等人在文章标上“我的朋友”、以照示人、“作于某火车中”，“某日黎明脱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站在客观的学术立场以观，纵然胡适等人的初衷未必如梅光迪所讽刺是显示“交游之众”、“气势之广”、“谓我之风采奕奕之英俊”，可是在文章标上“我的朋友”、以照示人、“作于某火车中”，“某日黎明脱稿”确是撰写严谨学术文章所不鼓励的，也的确难免容易引起梅光迪的联想与垢病。然而，与前述梅光迪抨击学界新潮领袖一样，这犹不可视为梅光迪的意气之争，因为他是个容纳异见的学者。他的这些批评，只是针对胡适身为当时学界新潮领袖身份的言论作风的客观指责，换作是另一人，梅光迪也会做出同样的批评。

梅光迪又谓彼等“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似乎“乃独怀为学秘术”，以便“大出风头”[9-P12]。他进而严批论敌为“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16-P1～5] 为了追逐利益，不惜“揣摩群众心理，投其所好”，[9-P12] 跟其言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16-P5] 无可否认，诸如此类略嫌有欠口德且不堪入目的热讽冷讽，尽失儒者之风，让人侧目，不但与梅光迪本身拟定的《学衡》“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与“不事谩骂”的原则大为相悖，掩盖学理阐述，而且适得其反地彰显梅光迪那副老学究日暮途穷、喋喋不休与避重就轻的寒酸窘境，难怪胡适作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学衡》是“一本《学骂》！”[2-P508～509]

然而，这就是梅光迪的唯一形象与面目吗？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岂容因言废人或简易地脸谱化？当一个传统学人再也无法通过学理论辩与社会各界对话与申诉，而眼巴巴地看着整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濒临崩塌却无能为力时，残酷的现实社会环境会把他逼上偏激的路上。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当年胡适被“逼上梁山”⑨这一大同小异的处境加以揣摩与理解。是以，变得偏激的梅光迪在言辞上的重言谩骂虽有失儒者之风，但并非什么难赦大恶，自当无可厚非，也不该因而质疑甚至否定他整体的人格。五四运动期间，列强的环瞵与政府的腐败无能让改革人士深感悲愤，使到激进改革派与文化保守派的对立愈趋激烈，都以非此则彼的极端二元论论事，欲置论敌于死地而不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出现的一种强烈的反差现象：保守派以激烈的言辞表达渐进改良的思想，而改革派则以平和的语言申诉激进的立场。梅光迪激辩文学革命时，曾对胡适曰：“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10-P169] 对于新潮领袖胡适等人，梅光迪曾为文反击：

 

人非圣贤，孔子也有生怒的时候，⑩何况是一介儒生。如果说梅光迪态度偏激，则胡适何尝没有之？胡适即曾于1929年提出中国文化应“全盘西化”[39-P383～393]，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和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怪论[40-P149]，也曾针对梅光迪等人而曰：“我的朋友们也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23-P231] 可以说，这种保守与激进的敌对偏激化是互动的，不可归咎于纯粹是因为梅光迪的思想言论趋于偏激之故。只要激进主义的历史条件还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在观念上批评它扬弃它，激进主义总会在生活实践中出现。如何避免克服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41-P398～401] 同样地，当保守主义的历史条件还存在，就无法从心理与理论上加以遏止。既然反传统派如此极端地反传统，梅光迪相应地作出极端地反击也应该得到谅解。当我们认同胡适等人的主张时，也应较全面与持平地理解到梅光迪愈趋保守的原由。诚如张东荪（1886-1973）指出：“若言梅光迪情绪骂人，他人何尝不是无法冷静地乱骂梅光迪的小品，并戏谑称‘梅光之迪’”。[42]

必须重申的是，梅光迪不但没有盲目崇古，而且痛恨“妄自尊大”与媚外贬孔这两种腐儒。他否认自己如胡适推测般顽固与守旧，只是深惧一切“新潮流”，并指出自己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不在胡适之下，只是自负过高。[10-P133,165～166,169] 他自言抨击提倡新文化者乃出于“特揭其假面，穷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非余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16-P1～3] 古文作为“文以载道”（说理表意）为任的文体，有着文化传统与思想的接续功能，一旦为白话文代替，则无异于断绝文化传统的承传命脉。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胡适不但掀起“不避俗字俗语”[43-P4～5] 与自由书写的白话文学运动，而且以独尊白话取代古文，并作为所有文学体裁的用语。这双重的极端主张促使梅光迪对白话文更为反感，最后失去论学的耐心，忍无可忍，继而否定整个新文学运动。眼见自己孺慕的中国文化核心传统价值与思想走向式微，无论自己如何再摇旗叫阵，也无法阻止它为新潮所淹，为国人所弃。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学理性的冷静论学对他而言已失去意义。所以，五四后的偏激言论与重言谩骂，已不是纯粹个人时不我予的不得志，而是一位儒者感忧文化沉沦的狂狷悲怀。

多年来，“梅氏被视为反派小丑，当作嘲笑的对象，往往有意无意的曲解或忽视其见解的全部意义，未免有欠公允”。[44-P389～393] 事实上，以杂文的论调做文学评论或文化评批是梅光迪未被学界重视的关键原因之一。梅光迪仍有其他值得一读的文章，⑾其中首举原用英文撰写发表在美国 The Bookman(June 1931) 的《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该文由后人翻译成中文，文中没有激烈谩骂的措词，阐述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展开，与梅光迪的中文文章比较起来，可说是他最具学术价值与客观理性的文章。这也许出于读者是西方人，所以少了面对中国现实情境与读者的那份义愤填膺的情绪，更显练达成熟。另一篇《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则被认为是《学衡》杂志真正有意义与较全面介绍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论著。[45-P57]

无论如何，梅光迪懂得躬行儒家省身之法，例如他承认自己痛恨留学界，所牢骚抑郁，“感情用事”，以致“有过激失当之处”，人情之偏，乃因“受旧社会文士结习太深”。[10-P153～154] 另一方面，胡适觉得梅光迪等人本来赞成白话文学，后来他们坚决反对，也许是他自己“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难堪，反而使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23-P123] 由此可见，梅光迪与胡适这种偏执言论与事后不假掩饰的自我反省，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优点。 五四运动翌年，梅光迪在致胡适的最后第二封信函中曰：“我向来只愿作个狷者，近来饱阅世变，尤想萧然物外，趋于旷达一流，哪肯和他人争一日之短长？”[10-P181] 此时，已成为社会文化落伍者与边缘文人的梅光迪，所向往的是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这种无求与寂清尘外的心境与生活。这说明了他本来即无意发表极端的言论，乃出于不得已，因为这背离了他恪守“中庸”的本性。虽然如此，这只是五四历史情境下的一时言论，并不能因而断定梅光迪为腐儒，也不会就整体上对他的传统儒者人格有所否定。

五、结语

梅光迪的腐儒形象一直以来几乎已被定型，可是这并非事实，也有欠公允。其实，言行一致、为人公私分明与论事客观持平才是他的基本真实个性。他乐于接受异见，与胡适的争锋相对只起出自于个别的思想信念，并无掺杂意气成分，他们也始终没有因此交恶。至于梅光迪撰写的骂人文章也只是针对新潮领袖而发，并且事出不得已。过去人们赋予梅光迪的腐儒刻板印象是不应成立的。

梅光迪毕生致力于发扬并实践儒家文化传统为己任，摘取西方新人文主义，向美国学界传扬儒家思想，爱国忧民，兼容异见，无不以儒家教诲为准则，是择善而固的儒生。我们不应被刻板印象化的论述所遮蔽，当见他更完整的儒者面貌，并给予应有的历史肯定。他臧否汉宋腐儒，垢病旧思想礼俗，疾呼钩沉真孔教，我们应设身处地地给予梅光迪的处境以同情的理解。

（作者为前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助理执行秘书，现天津南开大学在籍博士生。）

注：

①	本书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于2004年由中山大学出版。
②	白壁德约于1921年一次演说中表示希望中国能派人去美国教授汉学，梅光迪于1924年赴美教授汉学，相信是受其业师所感召。见白壁德演说.白壁德中西人文教育说[J]。胡先骕译。学衡杂志：1922(3)。
③	如郭斌和.梅迪生先生传略[C]、王焕镳.梅迪生先生文录序[C]、斯加泰.梅迪生先生颂[C]、顾雅立.梅迪生－－君子儒[C]、楼光来.悼梅迪生先生[C]、贺昌群.哭梅迪生先生[C]//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④	有关胡适与梅光迪留美时期对“文学革命”的过程已成为佳谈，并多次被引用，此不详述，参见胡适。胡适自传[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⑤	这里，胡适可能在日期上有所误记。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C]：“竟闯下了一场大祸”，梅光迪于8月24日的回信是“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10月23日，胡适.寄叔永、觐庄[C]：“居然梅觐庄，要气死胡适……”，记“觐庄得此诗，答曰:‘读之甚喜，谢谢。”其实，梅光迪“读之甚喜，谢谢。”的回信是写于8月19日。详见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C]与寄叔永、觐庄[C]//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21,467页。
⑥	胡适把自由主义的“立异”看成是人格独立，自由思想与冲破传统文化牢笼的崇高思想；他也服膺实验主义的“怀疑”与“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主张，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4-45页。
⑦	关于白璧德对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培养制度的批评，详见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张沛，张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81-96页58。
⑧	2007年，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M]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扩展，出版了“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M]。对于梅光迪的论述，他不再使用“心理变态”、与对胡适“生妒”或“迂腐”的字眼，而转用“胡适的阳光和辉煌，使得梅光迪逃遁海外”。沈卫威也在后记中表示对梅光迪有专门的论述，“是由于论题的深化”，“对前期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也进行了修正。”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第454，559页。然而，梅光迪是否因“胡适的阳光和辉煌”而“逃遁海外”，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⑨	据胡适解释，“逼上梁山”这句成语指“一个人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他本意的非常行为”；胡适自言是被迫对语言文字做出激烈的改革道路，胡适.胡适自传[M]。第227-228，230页。
⑩	如《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斥责子路：“野哉，由也！”；《论语‧公治长》记载孔子教训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⑾	如安诺德之文化论[C]、孔子之风度[C]、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C]、卡莱尔与中国[C]、评白壁德：人和师[C]。等，收入在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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