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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六十年为一甲子，代表天运循环一周期；甲子折半三十年，三十年作一世代，代表人世更迭一周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世代人共业沧桑，若契乎天道盈虚。今逢此周还之机，正可觇历史得失，以预卜未来。
回顾历史，这六十年正是新马史的一大段落，尤以五六十年代为关键。从战后到新马独立自治，从合并再到分奔两途，南大的兴起与殒落，烙印着这个大时代的浮沉消涨，见证了这段历史的机括翕张。
一部南大史实为具体而微的华教史和华族史，也是新马建国史的重要篇章，甚至是国际冷战史下的一环。她的出现因缘，是在百多年来华族根植南邦以及上千所华校深厚土壤上所必然的瓜熟蒂落；她的创建时机，却是政局汹涌诡谲而华族最困阨迷惘的关键时刻。此时此刻的瞻识与抉择，将不免决定了后世的荣辱好坏，甚至尊严与意义。
一言以蔽之，南大的创建是我华族欲轩昂立命于斯土的新民运动，也是为追求族群地位的平权运动。这是整部南大史的意义之所系，经历一世代的远观，这意义愈加昭显。
但这意义不免要与官方所欲建构的体制相扞格。前南大三十年的1920年，华社以反对《学校注册法令》掀开华教运动的序幕（今年正好九十周年），就确立了华教抗衡官方体制的运动特质。五十年代是国家收编消解华教的强压期（从巴恩报告书到1961年教育法令），也是南洋华人被绘声绘影为中国“第五纵队”的严峻时代，作为华社最高标杆的南大，必然与国际形势和国家机器作最直接而强烈的冲突。从英美连手积极介入，到百般阻挠创校、学位不受承认等，都只是这些冲突的部分表征罢了。
华教成为国家建构祭品
这个冲突以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最具象征意义。9月16日大马成立后才过六天（9月22日），新加坡州政府便迅速递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这正与林连玉公权撒消案的本质一样──华教，绝不见容于国家体制；大马成立后第十天（9月26日），新加坡又结合了联邦政府的军警闯入南大校园捉打学生，不少同学受伤挂彩，以致南大学生会愤怒质问这难道是马来西亚给南大同学带来的“礼物”？这一问却为华教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最传神的脚注──华教，只能成为新马国家建构下的祭品。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镇压时，无不快感地说：“这个政府是以人口占多数的马来人为基础的，对付华校生的时候毫无心理上的障碍。”实道出国家暴力对待华教的赤祼本质，更拆射出华教与国家体制必然矛盾的致命原委。只是他未料到这个“马来人为基础的”官方体制却也必然和他心中的建国模式起冲突，迫得他最后也不得不流泪选择分家了。
据此言之，华教历史实是一部反体制反收编的奋斗史，南大则是抗衡体制的最前线，而以1965年反对《王赓武报告书》变质南大的大学潮为最高峰。当1980年南大被勒令“合并”时，像征了国家意识的编制至此完成，待四年后最后一间华小也关闭时，华教运动在新国终告失败，新加坡百多年来珍贵的多源流教育环境也最终消失了。
大马虽保住华教基本盘，至1987年仍然有抗衡官令的“华小高职事件”，但总体上也不能算成功，今天更是每况愈下。官方意志的“最终目标”如影随形，加上土著议程、国家文化政策等单元政策的逐步推行，以及华小行政上的干挠，华教的处境如履薄冰，举步维艰。
值此亡校三十周年，重读近六十年前的《创立南大宣言》，令人感慨万千。宣言揭橥南大创校两大特质，一是沟通东西文化，二是发展马来亚文化，慨然有建国新气象，与再造文明新契机，可知南大不仅为华族自身的维新运动，也是为展望新时代的国家献礼。南大之最终灭亡，显示了华族欲以平等身份参与国家建设遭受否决，以及欲为后世开创多元格局之美意备受打压，此非仅华族史之一挫，亦成马新国家与文明之大憾。
人才凋零，精神涣散
南大的创建荟聚了华社政商文教的精英，动员了华社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是数世代财富与精神所熔铸而成，竟不及三十年而崩，若非人为的极度摧残，何能迅速致此！这一崩溃不但将百年灵气掏之一空，也瓦解掉了强韧自主的社会力量，甚至阻挠了华族社会文化转型的契机。
华社还能凝聚起这个空前的力量吗？大概不能，也无此必要。但南大亡后三十年，今天华社还剩下什么？经过九十年代华团与媒体的召安收编，再到近年来的商联控股风波、新院事件、马华党争、董总变调等，华社在政经文教上可谓百病丛生，人才凋零，精神散涣矣！世运之衰，莫过于此，此南大亡后半甲子之一变也。
从《反注册法令》到南大关闭，恰恰六十年大期；从南大倡议到今天，也正好一花甲子岁月，其冥冥有劫数乎？南大开办于最艰辛之时代，却拼创出一个传奇来，今天华教形势大好，却是倒行逆施，自掘长城，竟卑下得连常识也不合格。思古抚今，能不怆然？
魂其归来兮！乱象却是转机时，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后南大一甲子华教如何变，正待我辈这世代之努力。值此忌日，谨以告祭华教先贤之灵。
（转载自2010年8月16日《东方日报•东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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