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与趋势
南大基金会—新纪元学院讲座学者项目

报导：曾佩玲

打造理性思辨社会，共创一个马来西亚

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博士在致开幕词时说，我国各族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已久，皆曾竭力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贡献了他们的热血，堪称生命的共同体。如今，正当国际间纷纷倾全力提升
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之际，拥有多元族群和文化的马来西亚又如何突破各族裔之间的矛盾，在即竞争又合作的环境中展现优势？有鉴于此，潘院长希望透过本讲座为社会创造理性思辨条件，

走出学术殿堂，传承文教命脉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林忠强博士表示，这不啻是一场学问和思维交锋的文化飨宴。除了初步落实了新纪元学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宗旨及本会传承文教命脉的理念之外，一些看似艰深、难以企及的理论、思想也得以透过这场讲座从堂皇的学术殿堂走入社会，为社会搭建一个启迪公众意识、培养社会人文价值观及为人们拓展国际视野的平台。

他进一步指出，今人置身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已无可避免地与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接触，因此，如何营造和维系和谐的族群关系已不仅是多元文化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今移民和跨国互动频繁的当今世界的大哉问。因此，他冀望大家能够透过张茂桂教授的专业素养和经验为与会者带来些许启发。

“族群”研究的问题意识

张教授开宗明义便指出本讲座的基本目标是透过“族群”和“族群关系”等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让人们更了解“族群研究”的知识图谱以及更了解人们如何使用“族群理论”来表述、认识，乃至于确立知识的方向和行动的可能性，以改变世界。他并且强调，即便任何“知识图谱”的建立都不尽完善，却仍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问题意识（亦即研究目的或终极关怀）两大参照系下研讨个别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理论。为求清晰、严谨，他将分别介绍关于族群研究的主要理论（如族群的原初论、建构论）、族群研究的规范性议题、及在全球化人口大迁徙的背景条件下族群研究的挑战及理论前沿等议题。

“族群”的一词的语义变化和运用

为使陈述更为精确，有必要先检视“族群”、“种族”、“民族”、“国族”这几个经常被混淆使用的概念。

“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是与“族群”相对应的英文，一度和“种族”、“民族”交互使用，直至1960年后，由于受到反种族歧视与多元文化论的影响才被赋予新的社会意义。一般上，“族群”是大社会中一群自认特殊或被社会特殊对待的人群分类（如同性恋群体等），有其共同的起源或类似的文化特质。而“种族”（race）概念最初来自殖民者，是关乎人种学的科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换言之，它也是界定个别人群的种族主义制度。因此，除非是研究“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否则在晚近的西方学术发展上一般摒弃使用“种族”一词。即便是在马来西亚的文化语境里，“种族”一词仅作为纯粹的分类标签，却仍无法淡化其界定特定人群的作用。此外，“民族”和“国族”（nation）是认为自己来自同一起源、共同归属于一国的人群。以马来西亚为例，除了华、巫、印三大族之外尚有若干原住民居于其内。尽管如此，从宏观的世界角度而言，我国乃是由语言、习惯和风俗各异的三大族群组成的马来西亚民族。

至于由此而来的族群认同则与社会中的族群分类与建构、以及在社会相互对待的方式被集体型塑的过程息息相关，可见族群问题需用多面向理解及从历史上族群关系来思考。

“族群”迷思：天生抑或被构建

族群研究理论的视野主要分成原初论（或根基论，Primordialism）和建构论（Constructionalism）两大类。

原初论最初由社会学家Edward Shils所提出，倾向于从共同的母语、肤色体质、宗教、国籍、共享的文化和起源神话等属性将人群分门别类。然而，此观点在晚近已被许多学者所诟病，认为这种“本质论”（essentialism）可能忽略了个体在不同的时空和经验中所产生的作用。反之，“建构论”则强调族群身份属性，乃至于族群认同并非客观独立存在的既定事实，而是透过权力机制安排、制度诱因（如殖民政策和国族建国政策）、市场需求、文化仪式的操演等构建的，若脱离这些场域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由于族群研究受到三股历史力量的影响，进而使“建构论”更多元化。第一种力量始于主张“人生而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家少数族群的反歧视运动。其次源于苏联的瓦解以及在南欧、东欧、非洲、东南亚等新兴独立国所发生的“族群冲突”问题。最后则是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而为了解答传统的建构论难以解释的族群动员、族群冲突等诸问题，“认同政治”则强调了个人/集体如何在制度、结构与利益相互竞争冲突的世界中，透过协商和冲突构建出拟似真实，如同本质存在的“族群性”或“族群认同”。换言之，“认同政治”不仅具有实质利益，更在于提出“被承认”、“被代表”和“得以正当存在”的基本主张。

从“建构论”的观点看来，“族群认同”研究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点的合理连接：

 立基于“过去”、“历史”的群体关系。

 立基于眼前的不公、被迫害的危机、维护基本现实利益及抵抗压迫与剥削。

 为了建构理想的社会，有群体的“自我繁衍”的需要。

以我国的情况而言，联邦宪法合理化了国土疆域，并以文化内涵来丰富之；而州法令则扮演了规范“马来人”身份的角色。与此同时，具有中华特色的“会馆”和相关的宗教团体、政党等非但未曾随着岁月的流逝的瓦解，反而更形巩固，以捍卫和抗衡族群利益。

族群研究的跨界挪用与挑战

传统的族群研究受到了“女性/性别”研究及全球迁徙潮流的挑战。后者常受限于在“一国之内”的族群研究，而忽略了“跨国”、“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多重认同”的社会事实。而这正是迈入20世纪末期以来由于网络科技的加速发展、全球性多层次移民及跨文化交往愈发普遍的现象。人们频繁的跨界移动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呈现群体认同（而非族裔认同）的现象以及关于整合与归化问题的挑战。有鉴于此，在进行族群研究时，必须要重视和尝试“跨领域”（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架构，以此充实理论框架，扩展视野，缓解由此带来的冲突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