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教授谈甲午年纪念甲午战争的意义与误区

 

记录与整理：毛章清 张肇祺

 

【摘  要】在甲午战争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中国的媒体在姿态上是统一且隆重的，但在问题反思的内涵上却显然有多种声音；日本媒体表面上似乎是低调与平静，但舆论诱导的口径是统一的。日本媒体甲午战争观的背后，隐藏着“皇国史观”与“义战史观”，并与当前日本的修宪派兵路线紧密结合。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如何评价明治维新及其近代化政策，是一个谁也无法绕开的问题。中国除了得严加区分其中国梦有别于日本的“富国强兵”路线之外，还得把政策和理念的重点放在为何“富国强军”，为谁“富国强军”的诠释与行动上。

 

【关键词】甲午战争、历史观、近代化

 

2014年7月13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宣告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成立和“厦大新闻学茶座”开张，敦聘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先生为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期待在卓南生教授主持之下的“厦大新闻学茶座”，形成与“北大新闻学茶座”遥相呼应的格局。卓教授在北大主持新闻学茶座已经有5年时间40余期，备受学界关注与好评。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道坎，难以逾越和忽视。今年是农历甲午年，我们该如何纪念120年前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换而言之，纪念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2014年9月14日，卓南生教授在厦门大学主讲“甲午年谈纪念甲午战争的意义”，为与会者带来了不完全一样的解读，引起共鸣和热议。这是卓教授主持厦大新闻学研究所之后策划的“厦大新闻学茶座”系列活动之一。本文是卓教授在这次茶座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中日媒体在报道和纪念甲午战争上的落差

 

1、中国媒体报道的“隆重与多种声音”

 

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倾向，在中国经常用“舆论导向”这个概念，但是在日本则用“舆论诱导”来形容。也许日本人以“诱导”来表述日本的舆论宣传会更为精准，因为日本的舆论宣传并不采取强制性的手法，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诱使人们相信它的一切，跟着它走。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90年代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过程中，日本传媒配合官方的政策，诱导人民从反对修改宪法转而支持修改宪法，是十分成功的。

 

当前中国和日本的媒体对报道和纪念甲午战争的基调，有很大的差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媒体纪念活动很隆重，多种声音并存，但是仔细分析各媒体论调的内涵，不能不说是差异颇大。“以史为鉴”，这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共同基调，主流的看法是批判安倍政权冀图摆脱战后体制的举措，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重走战前的老路。但对于中国究竟为何失败，到底差错出在哪里，中国媒体的反思可就出现诸多分歧。有的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强调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跟一个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的一场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差，而是在那样的体制下，清政府不重视人才的结果，伊藤博文跟李鸿章的命运就不同。有的则归结于国民性的问题，认为日本人比较发愤图强，中国人比较苟且偷安等。有的中国论者把所有可能的原因（包括相互矛盾的）都罗列了，什么说法都有，因为这似乎是最妥善最安全的写法，但当你把所有的观点都罗列时其实是什么都没有讲，没有焦点。

 

从关键词上看，中国的媒体报道无处不谈“富国”、“强军”和“中国梦”，这是很统一的。不少论者都同意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导致战争失利的主因，也都同声表示要实现“富国梦”与“强军梦”，但却避开或少谈如何“富国强军”、为何“富国强军”的具体问题。

 

2、日本媒体报道的“低调与平静”

 

相较于中国舆论界形式上的隆重和声音上的多种，从表面上看，在报道和纪念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近年来日本舆论界就显得低调而平静。与10年前日本主流媒体大肆渲染“日俄战争100年”相比较，日本大众传媒对于今年“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120年”相关话题的文章并不多见。与中国媒体提醒民众要牢记甲午战争的教训来比较，日本方面从主流媒体到边缘化的小众媒体则几乎若无其事，仿佛已经忘记了甲午战争。但认真分析，在日本近代史上被誉为“日本国民国家形成”的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是奠定日本军国主义根基之所在，日本政府和媒体对这个重要纪念日是不可能遗忘的。

 

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2010年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之后，当时日本官方以日本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拘捕船长和渔民（渔民先获释放），但在中国强烈抗议和未获美国首肯的背景下，不得不连船长也释放。针对此事，日本执政党民主党的一部分少壮派议员认为这是一场“奇耻大辱”。他们形容这是“相当于日清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至极”，联名呼吁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要“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所谓“三国干涉”，就是当年甲午战争时期《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俄、德、法三国的迫使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的事件。俄、德、法三国出面干预当然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不愿看到日本独享辽东半岛。在媒体的渲染和鼓动下，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来说，如此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战胜品却得而复失，是令人难以忍受和愤怒的事情。当时日本全国为之骚动，为之哗然，引发抗议风潮。

 

在这次抗议风潮中，日本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以鼓吹甲午战争为己任的日本报纸《国民新闻》主持人德富苏峰在回忆获悉这一消息时，用“欲哭无泪”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时候的心情。在这位名报人眼中，已经通过武力方式掠夺的他人土地，为何还要归还人家？这是不能容忍的！德富苏峰不仅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的新闻报道，派遣记者到现场，而且还亲笔撰写评论，为这场“义战”摇旗呐喊。在日本，媒体和战争是紧密挂钩、相互联动的，一位日本著名的新闻学者在论述日本媒体与战争的紧密互动关系时，就指出日本的报纸是伴随着战争成长的，日本的报份是伴随着战争增加的。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刊《日本》在其专栏中，刊登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就叫做《尝胆卧薪》，期待有朝一日，可以重夺其得而复失的果实。由此可知，甲午年前后，当时日本的媒体是如何支持这场侵略战争的，因为日本媒体散布这样的历史观——侵略无罪，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由于战后没有彻底的反思，尽管日本的普通民众、普通知识分子不一定认可当年的侵略战争，但是执政党民主党的少壮派议员却旧事重提，竟然把“释放船长”这件事情与甲午战争时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相提并论。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学界和新闻界，并未对此发出不同的反对声音。

 

二、日本媒体论述甲午战争背后隐藏的历史观

 

1、日本新闻媒体的舆论诱导

 

日本舆论界相对上好像声音多元，有些议题媒体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比如《朝日新闻》跟《产经新闻》天天在争吵，如果认为它们在立场和观点上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话，这就与事实不符了；至于一些中文媒体紧跟着日本媒体的说法，把《朝日新闻》定性为左派，进而将它与右派的《产经新闻》摆在对立面来表述，那又错得更远了。实际上，在事关日本“国益”问题上，《朝日新闻》跟《产经新闻》基本立场是相似的，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有时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彼此在“演双簧”罢了。

 

就以不久前朝日新闻社社长木村伊量发表的“刊登错误新闻而迟迟未更正表示道歉”谈话来说，这与其说是《朝日新闻》的“突然转向”与“变质”，不如说是表明日本舆论诱导的统一口径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的舆论诱导是十分巧妙的。在表面喧闹的背后，日本的舆论界口径其实是相当一致，尤其是在所谓的“国益”问题上，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与日本的新闻体制有密切相关，“记者俱乐部”制度就是日本政府与媒体相互勾结、诱导舆论的重要途径。日本的新闻报道有三大特征，即“划一性”、“集中豪雨”型和煽情性。所谓“划一性”，实际上就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统一报道口径，尤其是在对外问题上，无论什么媒体都是如此；所谓“集中豪雨”型是指每当发生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无论是自认为“高级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还是“大众报纸”的体育报等，日本的媒体经常会采取一种倾盆大雨式或狂风暴雨式的报道方式，几乎每版都是同一个话题来集中报道和渲染；所谓“煽情性”是指日本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高级报纸”，迎合小市民的煽情的报道方式经常出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尤其是日本的电视，更反复地播报某个特定的新闻和画面。比如“中国冷冻毒饺子”事件，日本的各种媒体，口径一致，反复播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中国的饺子批倒批臭，谁也不敢问津。

 

在甲午战争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日本主流媒体少有评论文章，表面上非常平静，但认真分析，不论是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还是领土纠纷、修宪派兵等敏感问题上，都有“甲午”、“马关”的影子。日本社会有一个普遍看法，认为甲午战争没有错，甲午战争不是侵略。直至今日，甲午战争在不少日本人眼中还是一场“正义之战”。这是日本媒体对甲午战争的一个基调。说得确切些，对于当前急于“摆脱战后体制”的安倍政权来说，如何看待《马关条约》，怎样为大日本帝国发动的甲午战争进行“正当化”、“合理化”的解释，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当下的日本媒体似乎对甲午战争视若无睹、漠不关心，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绝非有如日本某些开明人士常说的“打人的容易忘记，被打的却忘记不了”这么简单。日本媒体对甲午战争表面上近乎失声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历史观的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历史，怎么解读历史。

 

2、“义战论”与“近代化文明论”

 

为什么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丝毫不存有“侵略”与“掠夺”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呢？这源于战后日本对甲午战争没有彻底反思，当中有它背后的思想逻辑，那就是“近代化的文明国”战胜“未开化的野蛮国”具有合理性、正当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被日本政府吹捧为大和民族纲领的历史观是“皇国史观”，其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主张以天皇为中心，以对天皇忠诚与否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唯一准绳。与此同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自认为已经攀上文明之梯，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中国是落后的、“未近代化”的“野蛮国”，“皇国史观”的拥护者把甲午战争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与“因循陋习之国——清国”之间的战争，“文明国”攻打“野蛮国”，占领“野蛮国”的土地、掠夺“野蛮国”的资源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日本的所谓“义战史观”。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为发动战争而巧立的名目，用日语来说就是“大义名分”。它与二战期间日本为了侵略亚洲，从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义名分”，是何等相似！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日本学习西方、服膺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结果。历史上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就是抱着“白人负有解放有色人种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名目来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以“感化人”为皈依的传教士成为先头部队。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传教士郭士立，既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宗教月刊的倡办者和主持人，还是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南京条约》的中文起草者。如何认识和评价郭士立及其新闻传播活动，关乎研究者的基本史观。就当时的时空和语境而言，西方传教士当年来华办报，绝非仅是为了传播福音，更非所谓的跨文化交流，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侵略。

 

3、司马辽太郎的史观与竹内好的“大东亚战争”礼赞论

 

日本对甲午战争没有丝毫反思意识，这既与战前“皇国史观”和“义战史观”紧密相连的历史认知有关，也与战后日本学界和舆论界对这段历史不彻底的反思和总结密不可分。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五、六十年代，是日本社会欠缺信心的年代，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氛围，很多开明的日本人士对日本所发动的历次战争也在进行各种反省，不少日本人感觉在亚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作为日本人一无是处，有些人还想移居海外。1970年，日本著名文学家、右翼政治狂热分子三岛由纪夫就是因为目睹日人反战、厌战、恐战之热潮，看不到“皇国”的前途和光明而切腹自杀以“殉国”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日本政治思潮趋于总保守化之后，当年那些反思者在日本已成为“败北者”。

 

在为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作“合理化”解释的进程中，被誉为“国民作家”的司马辽太郎的影响很大。司马之所以被中国人所熟悉，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台湾的李登辉对谈，诱发李登辉的台独思维。其实司马的问题，不仅是台独问题，而是混乱了日本人的战争史观。司马所创作的日本近代长篇历史小说，竭力讴歌明治时代，鼓舞了日本人的信心，由于司马的历史小说，很多内容不但出自个人的杜撰与臆测，而且含有强烈的舆论诱导意图，促使战后不少日本人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不但不存在罪恶感，而且还引以为豪。司马所用的手法是把“明治史”和“昭和史”完全剥离，视明治史为“光明的年代”，昭和史为“黑暗的年代”。在此基础上，认定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公平的战争”，强调这是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保卫战”，日本的变质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实际上是在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明治时期的侵略历史。

 

一部战后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日本侵略战争“除罪化”的历史。“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运用“历史小说”漂白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著名的“中国通”竹内好则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复杂性，否定太平洋战争为侵略战争。竹内是日本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五、六十年代是个积极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被誉为“开明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1941年12月8日，竹内好曾经发表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公开声明，对此竹内好始终不认为有错。在战后总结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竹内好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东南亚的侵略予以区分，认为前者是侵略战争，后者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说不清谁是与谁非。这种否定太平洋战争侵略性的思维，无疑是为日本政客找到另一否定侵略战争的突破口。

 

1994年10月24日，时任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发表的“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就是这种思维与逻辑的结晶。

 

桥本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侵略行为”，对于朝鲜可以说是“殖民地支配行为”，但对于东南亚地区是否侵略，这是“很微妙”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东南亚地区是欧美的殖民地，日本发动战争的对手是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桥本这番大胆而出格的谈话，当时日本国内外的舆论界为之哗然。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极力为之掩护，这场“失言”风波遂告平息，桥本遂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否定侵略战争而不必引咎辞职的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桥本当时的“失言”，中韩两国一开始是有所反应的，但在日本方面的工作下，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以这么说，战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分化策略是成功的。在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问题上，亚洲各国没有相互呼应。中韩两国当时放弃了和日本针锋相对的机会，也失去了东南亚民众对中韩的信赖和信心。所以当领土问题卷进来的时候，历史问题也就不是东南亚各国人民看待中日、日韩关系的唯一考量因素。

 

三、如何看待“明治维新”？怎样吸取“甲午”教训？

 

1、“近代化万能论”的陷阱

 

“近代化”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正当的重要标尺，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是否值得尊重的重要标准——这是支撑日本人“义战论”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近代化的国家是值得尊敬的，未开化的国家应当被否定……”日本的某些政客和媒体就是用这样的台词诱导人民，让其相信“日本是文明之国”、“大和民族优越论”，既然大和民族是优越的，那么优越的民族掠杀劣等的民族，文明国家侵占野蛮国家是正当的，所以甲午战争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唯近代化论”，在当前的日本还有深刻影响。

 

当前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存在着类似的“近代化的迷思”。在中国，将近代化与否视为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时任外长蒋廷黻（1895-1965）。1938年，蒋廷黻的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该书论述的主线。“中国能否近代化？”、“日本能，为何中国不能？”、“中日关系能否前进，就是看是否有助中国的近代化，近代化就行，不近代化怎么说都没有用。”……这已成为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谈论与衡量中日关系的准绳。

 

当前中国的媒体在纪念甲午战争时，主流派声音是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强调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但是在纪念反思过程中，也有一部分论者把“近代化”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将矛头对准所谓绊脚石的“民族主义”，指责它可能断送了中国第三次近代化的机会。这种论述，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客观”与“冷静”，但认真分析，却难免有掉入日本人所推崇的“近代化万能论”、“近代化一切论”陷阱的危险性。翻开近现代史，民族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不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的进程中，在争取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始终起着正面的、正义的作用。大型交响音乐《黄河大合唱》吹响了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号角就是明证。当然，如果民族主义超过了底线，成了排外的国家主义、国粹主义，我们是应该坚决反对的。把国粹主义跟民族主义等同来看待，显然是在偷换概念。

 

2、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论争及其焦点

 

有鉴于此，如何看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也就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近代化”，这是谈论甲午战争不能绕开的问题。1968年在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的时候，日本知识界、传媒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主题就是如何纪念明治维新。当时一部分人持肯定态度，一部分人持否定立场。这场大论争，影响深远。那时主流观点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让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的一个典范。这个论断得到当时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是日本史专家赖肖尔有力的支持与肯定。

 

批判明治维新的人士则认为，明治维新是带领日本迈向战争的一个起点，其结局是“大东亚圣战”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明治维新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反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大多数反思派人士的共识。可惜的是，由于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中国人对这场论争一点都不了解。当时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竹内好是站在支持“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一边，但遭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竹内好则引述另一著名学者的谈话辩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比日本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度评价明治维新，所以对明治维新应该予以正面评价。他同时援引自己接触的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明治维新的肯定评价，为他的“明治维新肯定说”当挡箭牌。实际上，苏联、中国的学者未必就真的了解明治维新的本质和真相，把责任推给外国学者是十分不公平的。

 

3、如何向日本取经？怎样看待“是非论”与“强弱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受傅高义《日本名列第一》一书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提出“向日本学习”、“向东学习”的口号。向日本取经是没有错的，但是应当学习正面的东西，把负面的东西当作反面教材，两者应该同时受到重视。如果全面肯定日本的近代化路线，特别是黩武的“富国强兵”国策，那么我们就容易陷入了无法分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矛盾。如果我们一方面谴责日本穷兵黩武路线，一方面又羡慕其黩武路线成功，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前“和平崛起”的中国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中国要强军、要富国，这应当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富国强军”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富国强兵”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中国的官方也好民间也罢，似乎还说得不够清晰与具体。尤其是当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谈起国际关系的时候，往往以“强弱论”代替“是非论”，其中有的还在媒体上大谈“如何经营东南亚”的问题。殊不知所谓“经营”，是殖民统治者为自己支配他国而使用的隐语，正如“经营满蒙”一般，无非是为其侵略作合理化的解释。“中国威胁论”为什么在东南亚会有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不完全是因为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渲染的结果，中国的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此也要有所反思。为此，在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崛起中的中国也许还有必要把政策和理念的重点放在为何“富国强军”，为谁“富国强军”的诠释与行动上。

 

作者简介：

毛章清（男，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张肇祺（女，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新闻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