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中国与大马的共同话题

日   期：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

时   间：下午2时

主讲人 ：叶兴建副教授（厦门大学）

地   点：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所

在本会的穿针引线下，由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主办、本会协办一场周末茶叙，邀请到厦门大学的叶兴建副教授主讲“减贫—中国与大马的共同话题”。茶叙由陈培和先生主持，吸引了四十余位听众，包括留学马来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演讲从贫困状态与衡量标准、致贫原因、减贫效绩、减贫方式四个主题作为切入点，探讨减贫的方方面面。

叶教授指出，所谓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由于社会资源占有量的不足或者获得社会资源机会的缺乏而导致的生活水准低下、发展机会缺乏以及发展能力不足的一种生活状态。绝对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贫困者的生活处于“生存危机”的状态。产生绝对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造成的发展机会的严重匮乏，其次才是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完善和不公平。而相对贫困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贫困，指的是相对于社会上生活的其他人而言，生活水准处于社会最下层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造成相对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体系不合理，其次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问题。

贫困的衡量标准有三种：（1）贫困线（Poverty Line)与贫穷率（Poverty  Incidence) ，在中国，贫穷以年人均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来衡量；在大马以每户每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来计算。（2）泰尔指数(Theil index)，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3）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根据《经济展望纲领（1991-2000）》统计，大马最初贫穷现为76令吉，后升为176令吉。1990年，大马半岛5.1人口的家庭每月收入为370令吉。在沙巴，5.4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少于544令吉，沙捞越5.2人口的家庭，收入少于452令吉。2005年，作一次较大的调整，分为食物贫穷线与非实物贫穷线。每月家庭收入若低于食物贫穷线（如2004年为415令吉）即为赤贫。非实物贫穷线（2004年为691令吉；城市为663，乡村为657）涵盖一个家庭成员的衣物、住宿、交通等基本条件，低于此者为贫穷。（《第九大马计划》，第329页。）

马来西亚贫穷问题的理论可略分为（一）、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如Ungku Abdul Aziz提出的土地制度、中间人剥削、城乡差别；（二）、文化意识，如Za’aba的立场；（三）、依附论，如赛·胡先·阿里（著），赖顺吉（译）《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8），还有J.J.Puthucheary的观点亦如是。

1980年代以来，中国减贫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解决2亿多人的贫困问题。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有三个阶段。（1）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经过该阶段的努力，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2）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自1986年起，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年均递减6.2%；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3）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到2000年的3,000万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2011年又调为2,30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按照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1981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3.4％，而到了2001年，中国的贫困率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

大马减贫方面，贫困率从1970年的49.3%降为2012年的1.7%。

 1970年西马贫困状况
 （引自《第三大马计划》，180页：表9-6）

马来西亚贫困率的下降

  土著取得的进步

 1999年、2004年大马贫困状况

1999年、2004年大马各族群贫困状况

 相对贫困较为严重（基尼系数）

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国内收入差距拉大，2008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每户每月收入8,157令吉，中间40%为2,957令吉，底层的40%人群月平均收入仅为1,222令吉。相较而言，纵向平衡很少受重视。

叶教授强调，关于分配与发展的关系，中国从强调平均到注重效益，而大马则是强调族群分配。当今，中国扶贫战略新定位是：绝对贫困群体与相对贫困群体并重，输血救济式扶贫与造血开发式扶贫并重，扶贫主体由过去的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多种主体并存，中西部山区贫困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攻区。扶贫的新方式为实施综合扶贫改革，精准扶贫。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在他1959年的著作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并且这种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性。无论如何，相信这种“贫困文化”将会随着减贫而逐渐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