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民间文物馆交流会

日   期：2014年9月7日（星期日）

时   间：早上9时至下午5时30分

联   办：林连玉纪念馆、隆雪华堂、陈嘉庚纪念馆、雪隆海南会馆、本会。

协   办：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地   点：林连玉纪念馆

宗旨

数十年来，为了保留华人历史与文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创办了四十余间文物馆。不过，碍于各种客观条件，民间文物馆发展各异，参差不齐，亟需进一步交流与互相支援。文物馆的设立固然扮演着保护文物的角色，但随着老一辈人的作古，后人的遗弃，民间对文物保存意识不足，境外机构征集搜购，流失或轶失极多，可说已到了燃眉之急的关键时刻。有鉴于此，上述联办单位发动一场交流会，邀请展博物馆、文物馆、文物搜集、保护工作学有专长的人士发言，提供知识经验的交流平台，希望对本地华人民间文物馆与工作有所裨益。此为举办这场交流会的因由。

李亚遨：提供交流平台
 

林连玉纪念馆馆长李亚遨先生致辞时表示，当天有来自北马、南马与东马的文物馆负责人出席，反映了民办文物馆的发展日益蓬勃，让华人文物得以保存，让历史得以还原。整体而言，前进的路上问题也显然不少。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秘书长丘如华女士前几年在新山一次研讨会中警惕说：“目前国际上的经验现实博物馆成立并不难，但是经营管理的维持却不容易。”众所周知，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与南方学院曾于2010年联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而吉隆坡尊孔独中也曾于2012年举办“马来西亚华校筹划校史暨校庆经验分享会”。我们希望日后继续有有心人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

吴庆辉：分享人类生活智慧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的讲题是“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展馆发展概况”。他表示自己的工作职责是清点新加坡文化遗产，不仅止于建筑，而是包括空间；研究现场，搞教育活动，串联成主题故事，包括南洋大学、战争历史主题、陈瑞献艺术馆等。其中，有些是艺术主题文物馆，有的是商业博物馆。城市发展局鉴定了七千多间受保护建筑级别。所谓藏富于民，文物馆讲述新加坡人的故事，提倡新加坡人的精神，以民众为主要对象，从国际、国家到社群。有些计划通过外包，部分产业以后可以独立出去。新加坡文物局以文化为品牌，旅游局主要在乌节路主办活动，加上海滨城的艺术活动，共同推动文化复兴城市活动。这种软实力以一个地区为枢纽，涉及卫生、教育等领域。

近年来，冒起的民间博物馆很多，例如义安公司文化馆、晚晴园、先贤馆、华裔馆等。以前用展板、展墙、展柜，现在要走出去。新加坡没有完整的古物市场，主要买卖玩具、邮票。以华族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在新加坡一直是个受欢迎的节目，最近廿多年来，也发展出个别专题性的展馆生态圈，分享人类生活智慧，分析整理前人故事。例如，福建会馆每年都在办福建文化节，出版专刊如《福宫特刊》。潮州义安文化中心倾向于艺术，客家茶阳大埔文物馆不属于国家系统内，在特别节日才开放，活动包括唱山歌、吃酿豆腐等。但是，民营文物馆的经营前景并不乐观。

新加坡文物馆在1980年代比较静态，1990年代至今则有政府参与。新加坡的文物馆多数由国家主导设立，资源也比较丰富，民间参与则相对薄弱。设馆方面，面临外包分工化现象，也大量使用市场宣传人才进行策划。这虽然是好事，却也出现核心文物修护技术相对被冷待的情况。

吴先生对文物馆的展望是要平衡社群文化的挑战，社群文化的核心是数码化、上网、修复、影音呈现，但不够专业化，要展览还是研究？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许斗达：强调与生活的关联性

东方人文艺术馆副馆长许斗达博士，博物馆不能只是教育中心，坐以待毙，与生活缺乏关联性，当以企业模式营运，否则会因经济问题面临被淘汰。许博士的讲题是“博物馆经营的策略思考——以美术馆为例”。以台湾为例，目前全台有580多所文物馆，其中57所地方文物馆和纪念馆是蚊子馆。它反映了博物馆或文物馆经营的难题，其原因是：(1) 重复建设，同质性太高；(2) 规划不当，各种软硬体设施规划不够专业；(3) 生而不养，只是建设而未考虑经营问题。因此，博物馆需要思考如何加强它的经营策略，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潮，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现今美术馆已走向产业化、企业化的经营模式，美术馆的产业化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一、魅力商品；二、魅力景点，如瑞士苏黎世的老树博物馆，成功结合博物馆、植物园、园林三个元素；三、有专业影响力的研究、展示、管理与行销等能力。在管理方面，如古根汉美术馆有“区域合作”、“分馆加盟”的管理策略；行销方面，如罗浮宫利用电影达文西密码中饰演警长的演员担任导览员的例子，使参观人数从原来的600万增加到720万。因此，博物馆须走入社会，吸引人潮，与大众互动，让既有观众群能够从不同角度欣赏藏品，并将过去没有走入博物馆的观众吸引进来，开拓新的观众群。同时，还要能进一步和社会产生关联，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

许博士也提出艺术教育的问题，认为创造观众应从教育着手，化被动为主动，这也是东方人文艺术馆长期举办活动的原因。此外，该艺术馆也有艺术下乡计划，让外地观众有机会观赏艺术馆的藏品。法国庞毕度行动博物馆采取流动式、节庆式、马戏团式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对于当下民间文物馆创办的热潮，许斗达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担忧文物馆无法经营时，文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归现实层面，正视文物馆经营所需的可观费用。

丘晏鸣：开发不同演示与学习模式

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划人丘晏鸣透露，政府已关注民间博物馆的发展，并适时推出文物馆监管法令，以便确保文物获得妥当的保护。一般上，博物馆被视为一间教育机构，提供一些有趣与教育性的展览与活动，让人们学习。实际上，博物馆所要关注的是观众个别的期望、信念与价值观所提供的经验，开发不同的演示与学习方法的模式，以实现本身的教育使命，激发观众，建立与观众的联系桥梁。因此，如何去规划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是馆方必须思考的课题，有好的规划才能够让观众体验博物馆教育活动，方可展示、展品、教育人员形成良好的互动学习经验。

2007年博物馆协会达成的博物馆角色的共识是：教育，展示。19世纪开始，博物馆逐渐扮演教育机构的角色。它的终身学习的机会有别于学校考试、课程纲要规范，是一种没有规范与自发性的学习。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旧址是1902年的雪兰莪博物馆，曾被盟军误炸，1953年设立临时博物馆。1962年，建成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由Dr Ho Kok Hoe设计，壁画透过竞赛由张礼裳画作获选，诠释从布秧古至独立的五个历史事件。瓷砖从意大利翡冷翠运来，由李光前资助；中央大厅是马来风格设计。过去四十余年来都是同一面貌，大家都看腻了，直到2007年进行改革，转换概念，设立四十九个展厅概述国家历史。

国家博物馆肩负的活动包括主办“博物馆之夜”、教师训练、探索空间、寻宝游戏、对外活动、讲座、比赛、义工、主题或人物角色扮演、出借教材。活动与方法方面，通过视听器材导览、工作坊、巡回展、纪念品店等。博物馆要保持竞争力，担扛教育与研究，这是一大挑战。

陈耀威：修复不当毁坏古迹

陈耀威拥有修复历史古迹的丰富经验，透过照片中本地历史古迹的今昔对比，说明古迹遭受人为破坏以及修复不当的例子为数不少，华社应当引以为鉴。若没经过妥善规划，所谓的“修复古迹”，对古迹而言究竟是保护抑或破坏，值得吾人深思。马来西亚拥有众多文化资产，如寺庙、会馆、宗祠、家庙、行会、店屋、坟墓等，由于历经百年之久，保存修复工作势在必行。不过，在保存过程中往往牵涉一些问题，而引起许多纠纷；或者因为保存修复的理念不同，使得古迹遭受无法挽回的毁坏。

在这些古迹当中，有些是小范围的整修，与原貌差距不大；有些是扩建，依稀可见旧时风光；有些则是全面拆除，在原地重建，已悖于原貌；更有甚者，例如一些位于闹区或交通枢纽的古迹，如今只能从照片想像当日情景。今昔对比之下，令人不胜唏嘘，这突显了马来西亚古迹保存工作的困境：天然灾害对古迹的伤害，往往还比不上人为不当的整修与修复。

陈耀威认为寺庙、会馆本身，就如同一座文物馆。建筑内部的神像、祭祀礼器、匾额、石碑等等，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或文物价值，应该加以重视和保护。很多器物在整修过程中消失不见、被丢失，或流落民间、咖啡馆，成为装饰品，殊为可惜。文物最好摆放在原来的空间，才能彰显其价值，让它们成为活生生的文化教材。

李成金：社区文物馆建设人文精神

李成金是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创办人，对于文物的搜藏保存与文物馆的经营有丰富的经验。他回顾乌鲁冷岳文物馆的创办历史，强调当初创办文物馆的目的，是为了“抢救历史”、“经营社区”，希望能在文物被摧毁前抢救回来。

他认为，文物收集回来之后，不应只作内部静态的摆设，还应还原其历史，并对外与社区的人、事、物产生互动。因此，近年来他积极开展的社区文史工作有：(1) 收集资料；(2) 田野资料采集；(3)文物保存管理；(4) 历史考证：如考证〈倡建加影师爷宫版志〉，使师爷宫的历史从1898年推前到1870年；(5) 编撰社区历史：如撰写社区新村、市镇开埠史，已完成加影、锡米山、士毛月、蕉赖、无拉港、武来岸、岜玲珑、呀吃十四里等地区，也着手撰写乌鲁冷岳华人社会发展史；(6) 恢复新村旧称：如武来岸之旧名为仙水港；(7) 社区历史导览；(8) 协助学术研究；(9) 社区人文建设：如春节嘉年华会、艺术嘉年华；(10) 开发创意空间：在街道墙壁上涂鸦，让老城镇注入新生命力；(11) 社区人文地图绘制：从2014年7月到12月为止，由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华团、新纪元学院联合策办，影像记录老街区建筑、历史、老行当，为社区注入新的生命力。

李成金认为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目前的挑战有：(1) 资源整合：结合社团、NGO、官方、企业、公众的力量；(2) 专职经营：不仅是专业人才，更需要经营者，希望带动社区居民对历史文物的认识，再进一步推动地方文史和社区人文建设工作。

詹缘端：文物研究补正历史

詹缘端以“华人史料与文物学举隅”为题，特别重视文物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并强调“如果没有史料、文物，大概就没有历史”、“史料、文物决定历史与历史解释”，认为藉由文物的研究，可以补充现有历史记载之不足，甚至修正原有的见解。

詹缘端举了一些实例，很能说明文物文献具有修正与补充历史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1957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宫扶神及游神的几张老照片，以及当年刊登在《南洋商报》的游神活动路径的文告。对照该游神活动路径，得知这是吉隆坡最早开埠所在的街道，意味着游神经过的路径，就是这个本土神明的辖境。由于该庙宇的神轿等文物都还存在，所以复兴这项传统的祭典活动并非不可能。

第二个例子是中华大会堂，从1895年“叶观盛申建估俚间”这份文献，可以找出大会堂的切确地点（当时路名原为Birch Road，今改为Jalan Maharajarela）。至于大会堂成立的时间，官方说法是发起于1923年；不过根据档案，查到更早的源头，是1912年成立的“雪兰莪华侨会馆”，比官方说法早了11年。第三个例子，则通过革命志士杜南在革命、电影事业、反鸦片运动、福音堂教会、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活动照片，说明现有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并未详细记载杜南的这些事迹。最后，他还强调：“通过综合性文献、文物的使用来作为历史的探讨，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原来的看法、史料、观点，作出相当的调整与改变，甚至改写历史。”

徐威雄：化整为零，藏富于民

《移山图鉴》主编徐威雄，也透过许多实例，说明抢救文物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并一再强调文物的保存工作不能等，对于这项保存历史记忆的工作，华社责无旁贷。目前许多会馆和有心人士陆续成立文物馆或收藏室，这是好现象。不过，在文物馆成立后，我们应该提升文物馆的专业性，目的是有效做到“藏富于民”，未来进一步再将各地文献史料串联起来，以达到所谓“化整为零”的功效。

徐威雄藉2008年新马白礁岛之争的例子，说明新加坡凭借一份官方文件证明柔佛政府曾声明该岛并非其领土，而获得国际法庭判定胜诉，可见即使一纸文件亦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其他重要文献实例列举如后：(1) 1882年吉隆坡华人商家集体陈情书：吉隆坡商家向英殖民政府细数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功劳，请求政府免以征收叶亚来的产业。信中内容乃当事人详细记录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具体贡献，可以作为吉隆坡开辟者争议课题的重要历史证据。(2) 革命团体群智社牌匾（民国三年，1914年）、雪兰莪民汉俱乐部徽章：说明了南洋华人与中国辛亥革命的关系。(3) 惠州会馆奉纳金单据（15万元）、“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墓碑：据此文物可向日本讨回公道。(4) 吉隆坡两份华人宣誓书：两位事主分别于1896和1917年出生于本地，由此可推测华人在19世纪中下叶或更早已来到中马地区一带。(5) “马来亚联邦华人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老照片（1956年）：证明马来亚华人公民权是当年靠全国华团民间力量争取而来，并非某一政党所说的是他们的功劳。

最后，徐威雄特别以中国近代史上的史料学派主帅傅斯年先生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作为总结，期许大家“要有意识的尽量收集、保留任何文献、文物”，注意家中的文物，不要随便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