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研究的立碑者
──颜清湟教授访谈录

1。辗转的学术路程

　　以前在修读“马来西亚华人史”或“马华文化与社会”课程时，颜教授的著作总出现在指定与参考书目的行列内，其巨著与大名或远或近地烙印在我们的印象中。因此，得知有机缘与颜教授进行面对面访谈时，友人与我均满怀振奋与期待。

‧研究方向的确立

　　很自然地，话闸一开始即提到南大，颜教授表示自己在南大求学的阶段很重要，虽然南大制度不健全，历史系教学比较注重讲义，不重启发兴趣，这或许就是东方教育的特点罢。他大三时开始很少去上课，经常跑到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自修，开始种下对马来亚史的兴趣。大一时，对中国史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发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有人在，而东南亚史则有待开垦，于是逐渐确立了研究方向，也学习马来文与英文，奠下了重要的基础，否则难有今天的成果。

‧从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到商业史

　　综观颜教授的学术研究路途，发现他从早年的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至转治商业史，这其中是否别有含义？“我当年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念完博士后，1968年在阿德雷特大学任教时，由于图书馆资料不足无法继续从事华人政治史的研究，于是决定搞海外华人研究与清朝对海外华人的影响与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搜集资料，写成《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一书，这是从政治史转向外交史的原因。后来从社会史转治商业史，是因为一次在悉尼的某书店内看见书架上历史书很少，大部份都是管理学的书，也看到了这是潮流趋势；搞学术也胥视市场，否则出版著作将成问题。”

‧澳洲──香港──澳洲

　　至于后来为何辗转在香港落脚，颜教授目光远驻，说：“人生往往充满偶然性。”原来他与香港大学历史系教员素有交往，87年时港大历史系讲座教授 Prof. Young 退休，身旁的友人纷纷怂恿他去应徵该职，“当时我兴趣不大，在阿特雷德大学已任教授，不想走得太远，而且港大采英国制，讲座教授兼任系主任，我不太兴趣行政事务。”87年的某一天，港大校外课程部主任李锷教授一次偶然在澳洲与颜教授通电，他极力鼓励颜教授应徵该职，那时距申请截止日期剩下7天，与家人商量后，颜教授终于将申请信投寄出去了。一年后，颜教授应邀面试，第一回合在英国遴选，第二回合在香港，港大当时由王赓武教授掌校，颜教授经过提呈论文、口试、全校教授的同意等严格过程，终获应聘。由于尚未确定自己是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遂向阿特雷德大学申请3年无薪假期。港大历史系有6百名学生与30多名研究生，没有副主任，行政工作繁忙，加上经常须接待学者，兼教清代史，颜教授2年内才写了一篇论文──<福建人兴学建校>导言。考量到自己的学术生命乃须通过从事研究与著述方得以延续，一番深思熟虑后，1991年颜教授毅然呈辞返阿特雷德。

　　回忆起这段时日，颜教授表示是难得的经历，“中国六四事件当时对香港社会与学生的冲击很大，并且影响动摇了大家对97香港回归大陆的观感，香港弥漫一片惨云愁雾，大家脸上笼罩着不安与焦虑，掀起移民潮。”而颜教授本身除了上述对学术生命的考虑之外，港大历史系人事复杂，处理行政工作非常困难，加之家庭因素，只好作离开的打算。为何选择定居澳洲呢？颜教授直言：“这也出于偶然”，当考获博士学位后，本决定回南大执教，可是自觉英语训练不足，便打算待下来磨炼3年，后来阿特雷德大学比新加坡大学先一步聘用，所以一待就数十年。

2。华人史的思考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提及南大在新马华人史甚至海外华人史上的定位、历史象征与角色，南大被关闭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性？颜教授指出“南大的创办是海外华人史上的大事，因为之前华文教育只发展到高中，南大提供了升学的途径，完整了华教源流体系。南大被关闭，偶然性多于必然性，以历史观点来看，当时是为了符合新加坡的政治需要。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有远见者可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南大确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能够像香港中文大学般得到发展，仍是充满可发挥的潜力。”

　　我们之所以提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课题，是因为颜教授曾在崔贵强的《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6－1959》<序>中提及华侨演变为海外华人过程因素错综复杂，但形势比人强，步步受迫，最后反问：“这种困境的造成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于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禁想追问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吗？沉思片刻，颜教授缓缓答道：“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战前华人不太团结，常有个人或社团的利益冲突，对本地的认同也相当薄弱，回头看，当局者迷，看不到前途方向，所以不该责难当局者。战后，华人分党别派，有亲共也有亲台的。马克思史观过于强调必然性，压低人的能动因素。我们固然可以预测历史的大方向，可是仍旧潜藏着人的因素，所以说历史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换句话说，有革命形势不等于有革命，还须加上革命者的领导、分配与整合。”

‧对华人企业家的期望

　　既然历史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则身处历史大洪流中的我们每一个时人，面对时代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可为与不可为之间，该如何安身立命？“必须平衡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企业家必须先具有爱钱赚钱的欲望，但是目的应有两个方向，为个人与社会，钱财必须回馈社会才得到最大的效用。”颜教授曾指出他最钦佩的人物是陈嘉庚、陈六使与李光前；但随着时代变迁，华人社会似乎越来越缺乏这类大老板型、魅力型、大气魄、民族大义并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了，对于这一现象颜教授作何回应呢？“报章媒体扮演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当然这种人物是少了。后人不应将钱财视作个人与家庭所独有，应结合国家、民族与社会利益。颜教授又说道，“我曾建议建立海外华人资料库，学者须有类似陈嘉庚这般的企业家支持，一如西方的企业家普遍成立基金会投入公益事业一样。倘若对社会没有贡献，那么个人的名誉将随历史湮灭。所以有远见的企业家对社会与国家应有所贡献。”

‧历史学家的责任

　　“我认为一个国家、家族与团体的兴衰是有迹可寻的。华社各个团体应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整理历史时，要依循我们本身历史的因素，不像一些有偏见的西方学者抓到一小点就大肆发挥，断章取义，偏差不全，结果影响非常大。我懂得中西文化，可以纠正这一错误，这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例如殖民时代华商被英政府改变为仲介商，替新的殖民地经济服务，结果就被东南亚的土著人士视为剥削者，这是片面和不正确的解释。其实华人仲介商的角色对经济成长贡献也很大。”

　　早在70年代，颜教授已大力倡导重视历史的重要性，从事历史研究数十年，我们都想知道华人史给颜教授带来什么启示与感悟，“文史对华社很重要，并且可以发展至多面性，展望将来的前途发展，不仅止于个人的兴衰，而是联系着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颜教授接着道：“我很高兴看到教育的普及开启了我们的视野。视野开阔才能掌握未来，新马华人社会可以领导海外华人的发展。”最后，颜教授表示：“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包袱，但是有包袱未必是坏事，只要革新筛选，我们不但可以适时而变，而且还要领导改革，走在时代的前端。”

‧早期华人社会──“帮”或“方言群”

　　19世纪始，华人社会的“帮”或“方言群”的严森区分、利益冲突与分裂是否一如西方人所认定那样标明华人为了自私利己，而不惜自相残杀的恶性呢？“帮”或“方言群”是华人自我保护的形式抑或是自我封闭的型态？然而，当响应革命或抗日时，华人却能团结起来，这种相对内外的反应态度说明了什么？颜教授表示，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时空看待问题，“帮”或“方言群”是华人离开故土后在异乡没有受到国家保护的情形下形成，1893年以前的华人移民在清朝法律下是非法的，海外华人举目无亲，只会讲方言，唯有依靠亲乡宗乡的照顾以保障求存，养家活口，有些则自立奋斗（比较困难）。海外华人不像欧洲移民有国家保护，只要比较世界移民史，例如希腊与意大利移民史即可了解“帮”的出现与形成是移民社会中的自然现象，而且殖民政府须负上很大的责任，所以借此指责华人是自私利己与自相残杀的民族无非是对移民史的无知。“英国政府在香港特意提倡广东语教学，为的是冲淡与大陆的认同，一旦缺乏沟通的渠道彼此就会产生偏见，可见英国政府并非不深谙建立这种“帮”的道理。”

　　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由于会员大增所引起的联络、聚集的困难而产生以“帮”为代表的解决办法。此“帮”与上一题的“帮”或“方言群”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筹款上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大多时候以广东话演讲，但都有福建话与其他方言的翻译，以凝聚力量，促进沟通与团结，并非刻意分党立派。”颜教授如此回答。

　　颜教授在《新马华人社会史》中述及19世纪以来的“商”、“士”与“工”的华人社会结构，至今是否有所变化？其财富──地位──权力的升迁次序是否有所改变？“当然有所变化，现在专业人士比从前多，商业型态也不同，高等教育普及，阶级淡化，财富──地位──权力的升迁次序的流动显得更大。”

‧先贤历史的吊诡？

　　19世纪40年代中国爆发鸦片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敲起警钟，可是华社先贤叶亚来、叶致英等人却随即在新马经营烟赌业，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史实呢？颜教授为我们解开这段先贤历史的吊诡时先说明：“我们观察历史时应该将人与事还原当时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与对社会环境的了解，也就是设身处地。叶亚来是早期拓荒者，以19世纪的交通与通讯而言，南洋华人对鸦片战争的了解有限，对林则徐烧鸦片的来龙去脉也一知半解。叶亚来等人在商言商，从事赚钱收税，跟英国政府拿专卖权鼓励人们吸鸦片以提高利润（鸦片饷），加上新马华人普遍接受吸鸦片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殖民与后殖民的悖论

　　话题随即扯上殖民主义，中国的历史书告诉我们，殖民列强的入侵阻碍中国自然顺利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出现半殖民半资本主义社会的畸象，以致兜兜转转在文革后再改革开放，马克思历史五个阶段论的进程因而受误。相对而言，站在西方殖民政府的立场，则认定殖民促进第三世界快速发展（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西方版本？），于是后者提出了后殖民理论作为反扑。其中的利弊辩争孰是孰非，拥有东西方经验的颜教授表示，“历史无法搬入实验室进行试验，只往前走一条路，只有一个结 果，我们只有在即成的事实基础上研究。殖民主义为中国带来利弊两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命运有内外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即曾说过半殖民比殖民更加不好更没有责任，当然此言有他的政治涵义。从传统制度到现代制度需要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有些西方学者以此断言殖民地主义对中国有所贡献，这里面争论不休，我认为殖民地主义有如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3。当今海外华人课题的思考

‧个人与国家，文化与国界

　　移民史是世界史的一环，而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海外华人又是世界移民史重要的一节，所谓“海水到处有华人”，新一代海外华人应该如何面对国家认同？如何自我定位？颜教授认为，通过传媒与教育可以培养社会责任感，文化传统也将得以保存。所谓“有容乃大”，当今世界，反而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发展不利，因为多元文化有利于多元发展，这与国家认同不相抵触。如此，则如何看待“士为知己者死”这种超国家的观念？“楚材晋用是现今的一个趋势，是经济环球化的一个结果，今后国界逐渐淡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取舍轻重胥视个人意念，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未必相违。”忽而想起海外杰出华人如杨振宁、李远哲、何大一、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从他们身上可以观察出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是二元的分岔路，他们往往不是取经与成就于西方，最终回归并奉献本土（甚至造福世人）吗？

‧历史文化的消解与传承

　　阅读过海外华人史的读者也许常会浮现一些疑问：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要求是什么？华人面对当地国家的各种压迫与歧视，该如何自处与消解？“以澳洲为例，华人是少数民族”颜教授指出，“80年代我任南澳中华会馆主席时曾邀请澳洲移民部长演讲，我即曾对他直言我们所要求的不是特权，而是平等。澳洲华人以合法途径争取合法权益，这或许是漫长的过程，然而其他海外华人理应也抱持同样的自觉与态度。”

　　19世纪是华侨史的开端，如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已落地生根，从华侨到华人，从移民史到国家史的融入，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或将来的华人史将逐渐消弥在国家主流史当中而划上句点？“不会，国家史中仍可保留华人史，例如社会史、妇女史，各有独特之处，这是无法消融的民族、社区或性别的历史。”欧美澳第三或第四代华人受英文教育，甚至完全西化者也不乏其人。曾任南澳中华会馆主席8年的颜教授对于海外华人该如何维系新一代对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的认同与承传，有何见地？“可以通过开办华文学校或周末班达到文化传统的命脉传承，这有赖于整个社群形势，如果社区华人太少则不容易开 办，澳洲华人毕竟不如新马一般强势的人口，容易互动，无论如何父母可以通过身教口授尽量保存文化传统。”

‧海外华人商业网络

　　与颜教授进行访谈前一天，马来亚南大校友为颜教授举办了一场讲座，题为“海外华人商业研究的反思”，反应异常热烈。颜教授认为海外华人商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而从儒家中心思想“礼”与“仁”中衍生出来孝道、忠于职守、家族主义、相互的责任、敬老敬贤与和睦共处等观念，即影响海外华人商业行为。此外，海外华人商业组织与管理模式也深受儒家的“人治”思想所影响，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所以海外华人中小型家庭企业组织管理的最主要特徵就是“金字塔”型的组织和“轴心”型的管理(Centripetal)。19世纪下半叶，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剧增，给华商发展商业网络提供有利条件。宗亲、会馆以及校友会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血缘、地缘和学缘成为建构商业网络的重要基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兴起了一股以地缘与血缘为主的世界联谊会的风潮，印证了传统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或环球化所起的作用。

　　近年来，饶美蛟教授、黄枝连教授提出的“经济中华”的新概念，意指四个中华经济体与外海华人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跨越时空──跨越产业──跨越文化”的交流协作系统。最近，饶教授进而将“经济中华”界定为两岸四地与海外华人经济的统称，主张以香港为中心点，以文化与血缘联系全球华人，为东西方两大经济与文化作出贡献。对于此，颜教授认为“经济中华”固然有其意义，只是不宜过于标榜，否则会引起敏感的误解。

4。海外华人研究概况

‧许云樵．王赓武．人才的接班

　　许云樵，著名南洋史地研究学者与考证学先驱，1957年应聘出任南大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积极培养新一代学人，着有《北大年史》、《南洋史》、《马来亚史》、《马来亚近代史》等。晚年为了治病，被迫将终身节衣缩食所换来的三万本藏书割爱出售，一代文人落得如此惨景，叫人怅然不已。如今有多少年轻人还记得这位第一代学人的名字呢？于是，遂要求颜教授略叙许先生的研究贡献与事迹。“我修过许先生的南洋史、马来亚史与东南亚地理，在南洋研究室时彼此的关系不错。许先生具有刻苦耐劳的学习与研究精神，是早期东南亚研究的人才，只是缺乏现代学术训练。”颜教授继续道：“许先生搞考证，比较有助于对小问题的研究，考证针对某一问题钻研精深，修正前人的错误；杨进发博士与我本身则接受不同的训练，与许先生所走的路线不一样。考证只是历史的一部份，并非主流。”询及当今新马从事考证研究者是否自许先生以来似乎后继无人时，颜教授并不否认，他指出“新加坡的庄钦永就是搞考证研究的学人。”

　　据知，王赓武教授与颜教授交情非凡，被询及时，颜教授道：“王赓武教授是我的前辈与同行，对我多方面照顾，我在南大念三年级时已认识王教授，当时他刚从英国回来，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任教，见面时他给我很大的鼓励，提拔后进不遗余力，并极力推荐我申请澳洲国立大学研究院奖学金，后来成功申请并完成学业，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我对王教授的鼓励与照顾衷心感激。”

　　2000年，颜教授应邀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首位“陈六使基金访问教授”时曾指出历史研究人才的老化与凋零，例如“南洋学会”就是由一群民间老将数十年如一日在支撑着，然则该如何解决这困境？“不容易处理，因为目前念商科与经济的人很多，普遍认定它的前途无量，这是市场导向，所以我们只能鼓励一些年轻人投入历史研究。”

‧各地华人研究概况

　　用尽大半生岁月埋头钻研华人史，颜教授对各地的华人研究概况可谓了如指掌。在大学里，颜教授曾讲授的科目有欧洲史、东南亚近代史、今日亚洲、亚洲华人商业、清朝中国、近代中国社会史、东南亚华人等，同时也是研究生导师。“在澳洲阿特雷德大学历史系，有大陆学生搞中国史，也有研究西藏近代问题、海外华人、潮洲人与中国近代发展关系的。”在大学图书馆中有关新马研究的书丛里，我们不难发现澳洲有一群新马研究专家，并且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这使我们不禁要趁机提问：为何新马的历史文献资料被澳洲学者或研究机构所重视与珍惜？易言之，为何澳洲成为新马研究的海外中心？其中有何历史渊源？（如印尼研究被荷兰所重视）颜教授答道：“澳洲在地理上是最接近亚洲的英语系国家，出于经济贸易上的需求，有远见的领袖都会重视这种地理与经济关系，如前任工党总理霍克与基廷就相当重视亚洲，这也影响大学当局的方向。

　　“华人研究的情况各地有别，相对于商业研究，纯历史的华人研究则比较不受重视。华人史能够成为一些大学的选修课已经是值得鼓舞的现象。阿特雷德大学历史系比较传统英国派，侧重英国、欧洲与澳洲史，很少亚洲方面的研究，不过设有亚洲中心研究中国的问题。澳洲国立大学设有一流的中文图书馆，条件理想，是南半球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90年代初，港大历史系注重中国史与欧洲史，香港史次之，也开设东南亚的课程，但不受重视。当然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所以在澳洲搞海外华人研究最终仍须靠自己。”颜教授指出，方言群学如客家学、潮洲学等并非民族学，是华人史的分支，侧重方言群，具有一定的意义。

　　颜教授最近刚出版《东亚与东南亚海外华人──商业文化与政治》一书，即将完稿的有《海外华人商业》，目前正计划撰写第二部《新马华人社会史》，并希望以后能撰写一本《东南亚华人史》。颜教授一生孜孜于海外华人研究，不但为广大海外华人厘出了应有的定位与历史，他的著作也为华人研究立下了重要的丰碑。

　　（特此感谢叶欣荣协助进行专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