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商业研究的反思

海外华人商业研究的反思

颜清湟


 

(2002年9月18日,在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所举办了一场颜清湟教授主讲“海外华人商业研究的反思”的讲座会。此项讲座由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主办,华社研究中心与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联办。本文为颜教授当天所发表论文的原稿,收录本刊时略为删节。本文不代表本会立场。)

(一)海外华人商业与儒家传统的关系

  这十多年来,研究海外华人商业的中外学者日渐增多,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外学者对这问题各持己见,见仁见智。基本上,学者们可分为两大派,第一派学者认为儒家传统与海外华人商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的形成、成长、组织与管理都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强调历史与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第二派学者们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与儒家传统毫无关系,海外华人商业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和东亚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主要是经济与政治因素,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正确与务实政策给海外华人带来了极大商机。

  其实,历史文化的因素必须与经济和政治因素作有机的结合。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商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但在原有的历史与文化的框架下将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儒家的价值观对海外华人商业有着什么影响?儒家的中心思想是礼和仁,他们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治国的两个大原则。从仁演绎出来的忠孝观念是维系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支柱,儒家的价值观是通过教育、风俗习惯和社会活动影响海外华人社会,那些受华文教育的海外华人,他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比那些受英文或东南亚其他语文教育者来得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外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弱化了海外华人社会所保留的儒家传统。在儒家传统中影响海外华人商业行为最主要的有孝道、忠于职守、家族主义、相互的责任、敬老敬贤与和睦共处等观念,它们都是从儒家中心思想“礼”与“仁”中衍生出来。在这些观念中,“和睦共处”与“相互责任”对海外华人商业行为影响最深。海外华人常提到“天时、地利、人和”是商场上成功的要素,以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天时就是政治经济环境,地利即地理环境,而人和就是和睦的人际关系。在搞好雇主与雇员良好的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许多近代与现代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把他们的企业当作一个大家庭,雇主和雇员都属于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关系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相反的他们共存共荣,在不同的岗位上分工合作,为了公司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他们的关系是和谐与合作,不是对抗与猜忌。

  “相互的责任”(Reciprocity of Mutual Responsibility) 的观念衍生于儒家思想的“仁”与“忠”,也就是规范上峰与下属关系的准绳,“仁爱”“仁恕”不仅是上峰对下属应持的正确的态度,同时也是道德上的责任。另一方面,下属有责任以“忠诚”和“忠心”来回报上峰。这种“相互责任”观念影响海外华人企业家对雇员的态度,他们有责任照顾员工的生活和福利,给员工们合理的待遇。在回报雇主的“仁爱”与照顾,员工们忠于职守,尽他们的能力把企业搞好。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儒家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海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击,儒家价值观要作多少的修正。在中华文化强势的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儒家价值观还能保留相当强劲的势头。相反的,在华人较少的中华文化较弱的地区,包括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儒家价值观似乎应作较大的修正。

(二)海外华人商业组织与管理模式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商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跨国的大企业属于少数。家庭企业的基础是家庭主义(Familyism),那就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经济单位,企业是由家庭出资创办、控制与管理。由于家庭企业的规模小,员工大部份与家庭有着血缘的关系,分工的要求没有迫切的须要,所以在组织上比较散漫。我认为文化的因素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受到儒家“人治”的影响,儒家的“人治”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制度次之,因此忽略了组织和制度,即使有建立一些制度也不致力推行。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想要在商业上成功,人际关系必须搞好。儒家“人治”的思想也直接影响海外华人商业的管理方式,强调人的因素,把人的潜力尽量发挥出来,这样可以导致企业的蓬勃发展。海外华人著名企业家,台湾塑胶集团的创办人王永庆提到企业的优良管理的三个先决条件,即勤劳、智识与经验,其中尤以勤劳最重要。

  海外华人中小型家庭企业组织管理的最主要特徵就是“金字塔”型的组织和“轴心”型的管理(Centripetal)。金字塔型的组织非常简单,普通分为三层:最高层是经理和副经理,经常由创办人或他的子侄们担任,下一层是高级职员,他们与家族有些血缘、地缘或姻亲的关系,或者是由外面聘请来的专业人士,最底层的一般员工,他们可能与企业拥有者的家庭有些疏远的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关系。“轴心”型的管理模式极适合“金字塔”型的组织,那就是所有的决定权集中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决策的过程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这种由上而下而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也有时被称为家长式的管理(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心”型的家长式管理有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在中小企业中,“家庭主义”成为企业强劲的纽带,把管理人员和员工们紧紧拉在一起。由于他们和企业拥有家庭直接和间接的亲属关系,所以他们愿意勤奋工作使企业迅速与蓬勃发展。由于管理层与员工的分歧不大,他们可以同心协力,为着共同的目标奋斗,为企业的前途忠诚地工作,不容易受高薪或其他的诱惑而受到敌对企业所挖角。因此,企业可以保持稳定的发展。这给海外华人中小企业具有竞争的尖锋。除此之外,这种“金字塔”型组织和“轴心”型的家长管理模式给决策者许多灵活性,决策者不须要每一事都照章行事,或要经过冗长的开会讨论来作决定,这样可以缩短决策的时间,比别人抢先一步。

  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强调“家庭主义”必然会导致裙带风,由于强调亲属关系,在用人方面难免带有偏见,用人不在贤而在亲,这样使企业丧失一些有才干的人,并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轴心的权威使权力过份集中在上层的极少数人手中,权力不能下放,工作不能有效地分配给下层,而上层的极少数人又要承担繁重的业务。这样又杜绝了下层的自发性,一直要依赖上峰的指示而行,上下无法顺利沟通,企业的革新受阻。

  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和黄集团、泰国的谢氏家族所控制的正大集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郭氏家族所控制的丰隆集团、印尼林瑞良家族所控制的三材集团等,都是上市公司,但家族还是控制大多数的股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他们的组织和管理都具有欧美、日本与韩国跨国大企业的特徵,强调分流发展、效率、专业、智识与人才、竞争策略等。他们组织的的基本形式也是金字塔型,不过这金字塔型比海外华人中小型企业的组织复杂得多。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是董事会,掌管公司的最终决策、发展和扩张的策略,财政、人才与其他资源的分配的重大决策都要得到董事会的首肯。董事会的成员主要包括家族的重要成员,董事经理或副经理,再加上一些功能董事(Functional Directors)。这些功能董事带有浓厚的政治因素,他们与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金字塔的中层就是管理层(Management),除经理和副经理的职位外,一些中层的管理人员有许多是由外面聘请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与管理智识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是很重要的。在金字塔的底层就是一般普通的职员与工人。虽然海外华人大企业拥有现代西方跨国大公司的特徵,但还受到华人传统的影响,带有多少“家长式”的色彩。

  海外华人大企业组织和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徵就是管理与所有权的重叠。在单一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往往该企业的创办人自任董事主席,掌公司的决策权。集团的经理通常由创办人的兄弟或子侄担任,行政权力很大,集团属下的主要子公司的经理也大都由可信任的亲属担任,在多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董事主席当然由几个家族的夥伴轮流担任,而企业集团的主要行政人员也由各家族的成员中选出担任。这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家族的控制权,而能更有效地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同时,它也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权威,在人际关系极端重要的海外华人社会,董事经理当然比受薪经理具有更大的权力。由于经理是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所担任,他们处处都以家族的利益考虑,不会轻举妄动,把公司的前途当赌注以博得个人的荣耀和奖赏。海外华人大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重叠的事实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阻碍企业的发展,他们认为管理权与所有权应该分开,主要管理人员应由杰出的专业人士担任,这样企业可以获得快速发展,但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也有许多弊病,第一,许多专业的管理人员都是以高薪和短期合约聘请,他们在聘期内要把公司的业绩搞好以巩固他们的位置,这往往驱使他们采取短线的策略,而忽略长远的利益;第二,许多专业管理人员都是为了高薪和优厚报酬而工作,他们对雇主没有忠心,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挖角;第三,自从美国大企业集团如安隆(Enron)和World Com等破产丑闻以后,许多人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层受薪的专业管理人员都利用职权以谋私利,对公司的前途和生存置之不顾。

(三)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建构与其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这课题已普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学者们不仅认为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要了解以后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及中国发展的前途也有帮助。

  无可怀疑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植根于历史、文化以及他们在东亚与东南亚商业活动的特殊环境。华人自隋唐以来(七世纪)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的商业贸易都属短暂性。后经宋元时期的巩固发展,明末清初时,海外华人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占有一席地位。自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的两百年间,东亚和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他们的商业地位和商业网络,这巨变是由两个因素交叉冲击的结果。第一,欧洲列强的英、荷、法、西班牙几乎控制东南亚大部份的土地,控制了东南亚区的商业贸易,把海外华商改变为仲介商,替新的殖民地经济秩序服务;第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大门被打开了,同时由于欧洲殖民地政府在东南亚发展矿业与经济作物,须要大量的贱价劳工,因而吸引大批华工到东南亚垦殖和定居,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华人人口剧增,给华商发展商业网络提供有利条件。

  商业网络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是华人的人际关系网,这关系网是建筑在个人的关系与个人的信用上。“关系”并不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而这概念只表示两者之间带有亲切和相互责任的感觉。澳洲政治学家杰克斯教授(Bruce Jacobs)曾对“关系”下个定义,他认为是一种“带有个别性和独特性而非意识形态的纽带,而这纽带是建筑在共享认同的基础上”。在海外华人社会,这种共享认同(Share Identification)就是宗亲、乡亲和同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以后,华族移民的后裔在当地接受西方或华文教育,毕业后在商界服务,同学的关系日形重要,同时,由于宗亲、会馆以及校友会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血缘、地缘和学缘成为建构商业网络的重要基石。

  建构商业网络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个人的“信用”,也就是英文的 Trust 或翻译成中文的“信任”。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氏(MaxWeber)把信任分为两大类:特别性的信任(Particularistic)与普遍性的信任(Universalistic),前者是建筑在血缘的关系上,而后者则建立在宗教的共同信仰上。香港大学的社会学家黄绍伦教授(Wong Siu-Lun)在研究香港华人商业时也把“信用”分为两类:制度的信用(Systematic Trust)与个人的信用(Personal Trust),前者包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构,而后者则包括个人的关系,诸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基本上个人信用的功能有三:第一,它作为华人商业交往的润滑剂,使商业顺利进行;第二,它可以抑制和制裁商业不良的行为诸如诈骗或食言等;第三,它可以简化商业交易的手续而使商业交易迅速进行。

  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廿世纪七十年代当东亚与东南亚海外华人商业尚未崛起之前,网络的角色似乎更形重要,不管在资金的筹集、人事的安排、企业的发展及跨国性的扩张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人对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的研究,柯理博士(Michael Godley)对张弼士在东南亚商业帝国的研究,杨进发博士对陈嘉庚的研究,黄绍伦教授对香港的上海籍纺织企业家的研究等,都找到许多历史的见证。在这个时期,传统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海外华人商业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崛起铺路。在廿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电脑与资讯科技的发达削弱了传统纽带在华人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这使到有些学者认为当海外华人企业成长和最终完全西化时,传统的网络将被摈弃。无可否认的,当海外华人企业在发展与扩张时,他们必须吸收西方商业的长处,诸如企业的计划、财务的计算与人事的管理方面,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改变为十足西方式的企业,这种改变也是不须要的,因为他们企业的跨国扩展主要还是在亚洲区域,而主要的客户还是亚洲人,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华人商业网络当然还有存在的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兴起了一股以地缘与血缘为主的世界联谊会的风潮,诸如国际客家联谊会、世界潮洲联谊会与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等。这些联谊会的召开印证了传统商业网络对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或环球化所起的作用。虽然联谊会强调在联络感情与促进文化与教育,更重要的是沟通商情,建立国际商业网络。华人商业网络在海外华人商业国际化与环球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由国际华商大会的成立与召开得到体现。国际华商大会成功地把世界各地华商集合起来共商发展世界华人经济与商业前途。

(四)海外华人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大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在他出版的划时代巨著《富国论》(The Wealth of Nation)一书中描述“企业家”是一位具有远见而能创建一种新工业的商人,他是一位工业的领袖,能够体察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需要来制造新产品。但他并没有把“企业家”的重要性加以阐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1934年一位著名的奥地利籍经济大师桑彼得(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精神”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破坏动力,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导力,他认为“企业家”是一位改革者,以经济手段破坏原有旧的生产方式而促使改革。他的“企业精神”的中心点是“创新”(Innovation),那就是不断地利用新的发明与新的科技来制造新产品与开拓新市场。

  在我十年前所发表的<香港与上海的永安公司:一个现代海外华人企业的个案研究,1907-1949>论文中,认为“海外华人企业家”如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与郭泉兄弟,是属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的一种类型,他是一位能有效地把资本、劳力与管理结合起来而成功地创建现代企业的商人。他具有资本家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强烈追求利润与财富的意愿,有勇气担当风险与决心实现创业计划。同时,他具有远见与商业判断力以及创新的精神,也具有领导、沟通与管理企业的能力。后来,我在1997年发表的<陈嘉庚与海外华人的企业精神>(Tan Kah Kee and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istic)论文中以海外华人著名的大企业家陈嘉庚为例印证我对“海外华人企业家”所下的定义,但他追求财富的目的并非为个人与家庭的利益着想,而是要利用赚来的钱财来兴办教育,以达到“教育兴国”的崇高理想。

  至于“海外华人企业精神”的定义,我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充沛动力而不断制造财富的过程。它是由具有远见而敢承担风险的海外华人企业家不断地整合儒家的文化价值与西方的商业经验与科技来创造发展和革新企业,在整合儒家传统与西方商业经验与科技时,他们所经历的路程与日本及韩国的现代企业家一样,那就是不断的筛选和整合东西文化的精华以便更有效地管理企业与创造财富。

颜清湟教授讲座会问答录

问:有人说到中国投资得靠关系走后门,您如何观待这问题?
答:关系不一定指走后门拉关系,而是指 networking,例如澳洲人到印尼投资, 须先打开共同的话题等。“关系”的概念中西有异。

问: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及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是由于“上帝的召唤”,教徒于是入世苦行,创造财富,中国人的儒道思想中反而欠缺这种召唤。请问宗教对企业家有何影响?
答:韦伯的这种论说有些地方很不科学,指中国与印度因为没有新教所以无法兴起资本主义,等于是先下了定论,再找论据。我认为韦伯对中国不够了解,任何主义都有两面性。例如经济学者有时不注重非经济因素,可是消费者心态,就是人的因素,并且对经济起作用。

问:韦伯强调人对神的关系,其实儒家也类似,不过是强调对社会国家的关系,如陈嘉庚赚钱回馈社会就是实例,所以非议儒家对资本主义没有贡献是不正确的。儒家重“信”,有人说华社是 no trust society,不信任非血统的人,而日本人则是 I trust society。
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李焯然教授曾做过调查,指出“信”非常重要。“信”的功能建构有一个过程,例如宗乡、亲友等。大集团一般信任大集团,因为大集团有一定的基础。西方人对华人理解程度不一,也不够透彻。研究人的课题,有些是无法眼见或无证可据的,例如人的行为、妒嫉等。当然也不至于完全无证可据。我常对我的学生说,网上的资料只能使用25%,因为不确定作者为何人,所以可靠性很重要。

问:以前的华商受教育比较少,不懂得管理,也不信任专家,所以唯有任用亲友,这不也是缺乏策略管理一个因素吗?
答:陈嘉庚所受的教育也不高,但他任用专才。无可否认,您所提的是一个因素。十九世纪宗乡团体是出于制裁,相对于没有受到社会或祖国的保障。您所提到的因素现在已有所改变。

问:您如何看待“富不过三代”?
答:这种情况已慢慢过时了,例如李光前的接班人就很强,受过高深教育。“富 不过三代”有它的历史性,从前华人三妻四妾,子女众多,也不理会子女教育,财产容易分散,所以“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普遍;反而西方人孩子较少,资本累积较佳。现今华人一夫一妻,教育普遍,继承人很强。

问:刚才提到企业家的定义是创造者也是继承者,请说明一下。
答:南韩没有退休观念,一般上外国都有退休观念,但也有例外,如英国报业大 亨梅铎,他即是企业的创办者,同时坚持工作直到去逝为止,所以说他也是继承者。

问:“富不过三代”不适合形容现今的华人企业,因为如今华人子弟多受高等教育,不能一概而论,足见西方人对华人的批评眼光太片面了。华人企业创办者与继承者有些受过良好教育,以人为本,可能缺乏经营策略,但后代较会制定策略。因此有人常说西方人的是策略管理,东方人则是软性管理。
答:西方人常指我们有裙带风,但是安隆(Enron)事件的爆发后,可见他们的裙带风比我们更加严重,所以说“信”显得很重要。

问:颜教授当年是南大的“太史公”,您从研究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至今转 至钻研商业史,其中是否具有市场导向的因素?(众笑)
答:我当年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念完博士后,1968年在阿德 雷特大学任教时,由于图书馆资料不足无法从事政治史的研究,于是转而研究中国现代的课题,决定搞海外华人研究与清朝对海外华人的影响与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搜集资料,写成一本书,这是从政治史转向外交史的原因。后来从社会史转治商业史,事出一次偶然在雪犁的某书店内看见书架上历史书很少,大部份都是管理学的书,也看到了这是潮流导向;搞学术也胥视市场,如此,出版著作才不成问题。

问:为何中国百年来无法进入资本主义,我认为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资产都给掠夺光了,根本无资本可累积,所以自然不像西方一般兴起资本主义。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社会来看,中国人除长子之外,其余孩子都有继承 权,不像日本社会,只有长子拥有财产继承权。当然战争给中国带来负担,中国百年来无法进入资本主义有内外在政治因素。

问:华人商业发展除了儒家的价值观以外,陶朱公那一套论说是否属于儒家?
答:陶朱公之道也约束商业行为,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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