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词典的编纂专家
──杨贵谊先生访谈录

1。一切从被软禁开始

学习马来文的机缘

　　1950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发生了“5.31”事件，英殖民警察闯入华中校园抓师生，不满二十岁的杨贵谊顿时被驱上黑色警车押离华中，过后被逐出新加坡。在新加坡和新山前后被关了三个多月，获释后遣返笨珍老家，仍受软禁限制，如每天下午6时至翌日早上6时不得外出；未获批准，不得离开市区范围；每天傍晚须到警署报导。于是在四年软禁的日子里，杨先生唯有发奋图强，一边补习英文，一边埋头苦学马来文。在物质条件缺乏的时代里，马来文的师资、教材少之又少，他全靠翻查字典，无师自通的学习，虽然进度很慢，但总算步入了马来文的基础阶段。

马来文热潮──理想的催化

　　1956年南大开办时，马来亚正处在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阶段，争取马来语作为国语是独立运动的重要项目之一。杨贵谊当年考进南大后，便积极投入这项语文工作。至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时，作为国语的马来文随着便掀起一股新的学习热潮。就读南大的杨先生在校时念的虽然是政治经济系，却汲取大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在马来语的学习上，受用无穷，学习进度也很快，步入真正研究马来语的正轨。他说他的4年大学生活，除了正科之外，他的主要心血是花在研究与推广马来语的工作上，收获甚丰。当时，他还是南大学生会刊物──《大学论坛》马来文版的编辑之一。

　　杨先生指出，当时南大尚未开设马来文系，也没有马来文这门课。由于学生学习心切，南大学生会便在夜间给他们开办了马来文补习班，由几位通晓马来语的同学自己负责教导，他便是这项教导工作的小老师之一。课余他还到校外指导华文中学生及华小老师学马来文。后来一些校友会也纷纷为会员开设马来文补习班，也向他求助。杨先生便在校内校外两头奔。为了达致教学和有效工作的理想，他还要不断自我提升。

耶加达的环境浸濡与日后机遇

　　1959年南大毕业后，杨先生在《南洋商报》当外勤记者，工作不到一年，便于1960年底呈辞，自费赴印尼耶加达入印尼国立大学印尼语文系深造。杨先生说，印尼语的水平远比马来语高，能够浸濡在印尼语环境中，大大地助长了他的马来语文知识水平，增强他此后的马来语文工作信心。

　　他说，当时印尼的生活水准不高，每月只要为报馆写三两篇通讯，生活费即可解决。不过，由于自己已经拥有第一个学位，要在那里从头开始念四年，未免太久，何况事前自己的马来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改读两年的专科文凭。想考取更高的学位嘛，以后才打算。

　　1962年学成后，他受聘于南大现代语言学系马来文讲师，可是60年代南大正处多事之秋，教到1964年底，当局插手改组南大时，他无端端地被卷入了这场风波，以不被续聘为理由，把他整出教席。失业了整整一年多。1966年起，他被朋友介绍到新加坡树胶公会当执行秘书，一做就做了卅三年，直至1999年退休为止。

　　谈到编词典的动机时，杨贵谊说，早在南大任讲师时，学生就不断向他反映，在学习上缺乏一部内容较充实的马华词典，他们在进修时面遇许多困难，而印尼文词典虽然较有份量，但是程度很深，很难理解。这就再度激发杨先生决心编纂一本比较有份量的马来文词典的动机。他说，在南大教学期间，他已着手拟计划，工作也已展开了，但由于忙着教学，进度很慢。那次失业的时候，本想集中精力，加强工作，用一两年的时间，一口气杀青。但事与愿违，最后还得动用在树胶公会空余的时间，日夜编纂，夫妇俩前后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一部后来证明受一般读者所喜爱的《马来语大词典》奉献给社会。完成了他个人初步的心愿。根据杨贵谊说，他的更沉重工作负担还在后头。幸亏30多年处在较安定的工作环境下，使他能够心无旁骛地洇泳在研究马来文、翻译与编纂马来文词典的海洋里，使他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至于公会的工作，与马来语研究或词典编纂毫无相关，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文书职业。为此他笑言秘书一职与其说是正业，不如说是他的副业，因为在那断时间里，编纂词典与文化交流活动才是他的真正重点工作。

2。秉持“傻子”精神，义无反顾

全情投入，硕果累累

　　编纂词典是浩大工程，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需要志趣、耐心与毅力，和每一个词汇展开追逐与探源溯流的长期拔河。1969年，杨先生出版的第一部《马来语略语词典》他说其实是从他的全盘词典编纂计划而收集的大量材料中，先行抽出编成的副产品。而1972年出版的《马来语大词典》才是正门。是他与夫人陈妙华耗费10年功夫编成的一部较完整的马华双语词典。他说，词典面市时，巧遇印马统一拼音正式宣布，幸亏他早有预见，已将不少新旧词汇的拼音一起列入收词范围，否则处境不堪设想。

　　《马来语大词典》是马华词典经典之作，深获国内外读者良好的反应。过后编者夫妇又花了16年的时间加以充实，修订版于1988年出版时，收词由原来的37，600个基词，增加到40，064个，更受读者欢迎。2000年时受北京电子出版商看上，经过第2次修订后，已出版成电子版词典。诺大容量的一部词典，能够灌成电子版，应该说是开创了华马词典的先河。杨先生说，第3次修订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条件许可的话，他准备与《华马大词典》同时出版，两书成为姐妹篇。

　　关于词典的编纂和排版工作，杨先生告诉我们，他经历了最原始手抄方式到先进的电脑化编写时代；从铅印、胶印演变到用电脑直接编写和排版过程，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杨先生说，在胶印时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曾经日夜不停地在三年内，靠灯光和眼力，亲手以剪剪贴贴的极落后方式，完成了四部词典的排稿工作，其中就包括了那部拥有1357页的第一次修订的《马来语大词典》在内。由于耗时又耗力，曾一度使他萌起放弃不干的念头。然而到了电子时代，电脑输入程序又吸引了杨先生的兴趣。目前，他两夫妇正与北京马来语学者和电脑专家合作，以最新的电脑编写程序，全力以赴的在编纂一部《华马大词典》，约有两千页的容量，预计在一两年内可以完成。上述的硕果累累，都让杨先生觉得过去30多年来的默默耕耘没有白费。而这一切都全凭杨先生这种执着的，在他人眼中被视为是“傻子”精神，他却孜孜不隽，从不言倦。更难得的是，这种精神是在数十年研究中没有任何财团资助的情况下，仅靠个人刻苦经营的治学能耐，确实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必须一提的是杨先生身边的得力助手，陈妙华夫人，尽管两人工作重点不同，前者专注学术文化交流，后者侧重翻译马来文作品，可是多年的合作默契经已奠下深厚的夫妻感情。

编纂词典的最大难题

　　当大家对于杨氏夫妇编纂词典的毅力而津津乐道与赞不绝口时，曾否想过他俩编纂词典时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我编词典的最大困难是人手问题。编词典，尤其是大型词典，是没有固定的收词量和范围限制，是项没完没了的工作。新词尽量的吸收，旧词更不可抹煞；规范了的词汇固然重要，方言和外来语的地位也不可小看。特别是马来语，方言和外来语在一般用语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些随着时代文明及人类生活复杂化而产生的新词或复兴词，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广泛地从日常的阅读中去发掘和搜集，经过考证、断定、下了定义后才能归纳到词典里。工作的复杂性和持续性是不难想像，没有浓厚兴趣和编纂毅力的人，很难接受这项工作。不得已，只好夫妇两人日夜忙碌，把一身里的大半部时间都投在这个工作上。”

　　过去由于缺少交流，异族同胞经常责怪华社只顾赚钱，对马来文漠不关心。有鉴于此，杨贵谊说，他当年向刚成立的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简称大马译创会）建议，藉其在庆祝成立庆典时，举办“华社与马来语文资料展”，把华社过去在马来文方面所做过的实际成果展出给大家看，展出材料由他供应。他说那样才可说服人心，消弥他们对华社的错误观念。有关展出后来假国家语文局一连举行了三天，共展出2千多本由华人编写与马来文有关的各类出版物，并在会场上张挂110张华马双语的海报，详细说明有关历史过程。展出年限从1877到1987年，共110年，吸引了不少异族高官和学者前往参观，他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待展出的实际资料，大开眼界，为推广民族文化交流、国语运动与民族和谐建立了良好基础。杨先生表示，从50年代争取马来语的主权开始，华人都不是旁观者，不仅仅是支持，而且是直接参与工作；所以，新马华人对奠定马来语的地位和推广工作是有所贡献的。

　　杨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数十年如一日，他对这项工作从来没有松懈过。2002年，杨先生荣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颁予文化奖，受之无愧，深庆得人。

3。马来语的历史、地位与应用

　　当笔者问杨先生：马来语发展较迟，一些现代概念词语如Globalisasi, klon, komputar, akulturasi 等均由外来语直译而来，马来语应如何解决一味的借用？他说，“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有吸收外来语的现象，即使历史悠久的汉语，也有吸收外来语的成份，如：布丁、敌敌畏、克隆、纳米、罗曼蒂克、系列、因特网等都不是固有的汉语。马来语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历史较短固然是吸收较多外来语的因素，但不能说它是‘一味借用’。”

　　“马来语之所以能够吸收数量较多的外来语，是因为它和世界大多数先进国家的语言拥有共同的书写形式，即采用拉丁化的拼音系统，所以在互相吸收对方的语言时就取得更大的方便。尤其是最新的科技术语，如你在问题中所指的：globalisasi, klon, komputer, akulturasi 等，在固有的马来语词汇里找不到恰当的用语来表达时，只好根据马来语的发音标准把外来语中的局部音素加以调整，当成马来语来使用，这没有不妥的地方。”除非是在固有马来语中明明拥有自己的用语而不用，如：saya, anda 或 awak 等，偏要以 I, you 来代替，盲目跟风，这才是外来语的泛滥。咱们担忧的应该是后者，前者其实是丰富了马来语的词汇，是健康的。”

　　最近有关大马小学采英语教学数理，会否影响国语的地位？

　　杨先生则回应道：“大马向来拥有多元化的小学教育，不同学校采用不同的母语教学是大马小学教育的一大特色。事实证明，采用母语教学不但不会影响数理科的教学水平，反而还会超越用英语教学的效能，华校向来在这方面的骄人成绩不就是一例。现在当局突然要把所有小学的数理科都改成用英语教学，显然是加重一般小学生的语文负担，如此结果，马来文地位岂有不受影响的道理！”

　　他补充说，“其实我更为马来语担忧，假如一味强调英语教学，别说国内其他民族，将来连马来民族对自己的母语都会被淡化。不信的话，请到邻国观察一下就明白。”

　　至于国民大学在未来2年内，50％的理科与人文科目将以英语教学，又是否会对马来语造成什么影响呢？

　　杨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着重的是研究，不是单纯语文教学问题。即使当局不强制，学生也要面对大量英文参考书的困扰，总得要解决。”

　　他又说，“我不知道国民大学什么时候宣布，要在两年内把理科和人文科目以50％的英语教学。据我所知，在国内几所大学里，国大是马来文教学较突出的一所。现在为了强化英语，连人文科目都要改头换面，首先遭殃的必然是马来语了。”

4。专业名声，远播盛传

凭坚韧实力，被邀北京讲学

　　1991年，受中国新闻总署之邀，杨先生参与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文化代表团，访问北京、陕西与山西三地。他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到中国，而且是以官方代表成员的身分前往，出其意料，他感到很荣幸。可见他过去在文化交流工作上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白费。经过那次的接触，给他打开眼界。原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马来语专业与北京大学东语系（后改为东方学系）的部份学生及北京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语广播组都采用他编的《马来语大词典》。尤其令他吃惊的是，在那次访问里，发现他们夫妇编的《马来语大词典》（初版）在北京居然有翻印版。杨先生说，当他在北京的一位友人家里看到那本经过翻印的词典时，书型比原版小，他那时以开玩笑的口吻向那位朋友说，“北京的气候较寒冷，连我们的词典来到这里都受不了而收缩了。”大家听了，心照不宣，开怀大笑。杨先生自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他说原书的定价，以当时北京一般学生的购买力，肯定是买不起，所以为了学习需要，只好以翻印解决，他可不介意。其实杨先生在那次访问中，还亲自带了几十本修订版的大词典去送给各文教机构和个别人士。在马中友好及文化上发挥了交流的作用。

　　杨先生先后来受聘到北京两所大学教学马来语，就是那次访问及后来参与在那里举办的两三次国际马来语文研讨会时立下的基础。为马中友好关系与学术交流立下汗马功劳。

　　杨先生透露，在北大给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激动地对学生说，“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我非常向往北京大学，但是没有机会进入，没想到直到今天（九十年代末）我年老时，却能站在讲台上来跟你们共同研究马来语，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兴奋的事。”

　　回顾数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时，他说大学当局有分配免费住宿及发薪金给他，但来回机票由他自理。谈到北京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情况时，他说，北京学生学习马来语的情绪很高，与五、六拾年代南大学生的学习热诚非常相似。看到那帮学生的成绩和马来文的写作能力，杨先生便鼓励他们出版一本纯马来文杂志，后来取名为《立交桥》JEJAMBAT，他慷慨地将首次获得的三个月薪金悉数捐出来充作筹办杂志的经费。此后每两年出版一期，他照样捐助。杨先生是该杂志的出版顾问。

国大首名华裔“访问作家”，堪称华社之光

　　马来词典编纂专家杨贵谊目前受本国国民大学聘为“访问作家”，是首个获此荣衔的华人，堪称华社之光。他的“访问作家”任务是以马来文撰写一部有关自己学习、研究、编纂及收藏与马来文有关资料等经历的回忆录。谈到事情的经过时，杨先生说，这项决定是双方经过初步接触后，有关大学便在去年年初先派人到他家里观察，先后两次。不看则已，来者看后惊叹他的藏书丰富，过后就提出要请他出任“访问作家”的建议。

　　杨先生说，起初他对撰写回忆录之类的工作不感兴趣，以为那是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之流的玩意儿。后来经过对方坦诚解释该项工作的意义及他们对我的祈望，才觉得如果能够从华人和华社的角度，把自己过去研究的心得和所做的与马来语文有关的种种事迹，做个客观的记录，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因此就接受下来，书名暂定为《词典编纂者──胶工之子》。

　　“访问作家”在大学内享有各种津贴，如固定的月薪、住宿和医药津贴及办公室等。原本规定是要驻校，每日上班。有时还要给有关的系别举办个人讲座。但杨先生要求免上班，他只能以兼顾的性质做那项工作，讲座可以照安排，到时他可以到校主讲。但回忆录要留在家里写，好处是那样词典可以照编。另一个理由是全部资料都在家里，方面参考。结果获准自由处理。

　　根据杨先生估计，他的回忆录的厚度约有四、五百页，准备在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完成，目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半左右，他希望能够如期完成。结果由于那两件重任在身，影响他到北京讲学的时间，去年只好暂停。以后如何，要看情形而决定。

　　现在，他的生活够紧张，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除了三餐的时间、午后以修剪盆栽当运动和晚上定时看电视新闻广播之外，其他时间只顾着埋头写呀编呀，每晚都搞到清晨两、三点才能入眠。

　　人生七十古来稀，杨老今年72岁了，对于他的生平遭遇，他以轻松简短的两句话来概括：“我前半生在事业上多半是被人拒绝（ditolak），但后半生，应该说是到了晚年却受到欢迎（disambut）”。他常鼓励年轻同道加入他们的编纂工作阵营，但同路人太少了。难怪他曾语带遗憾的说，“没有浓厚兴趣和编纂毅力的人，很难接受这项工作”。不得已，他们夫妇只好自己日夜忙碌，把一身里的大半部时间都投在那项事业上。

　　最后请您谈谈马来文的发展前景，是否应发起革新运动？

　　杨先生答道：“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逐渐丰富起来。马来语发展到今天，整体上来讲，已经相当完善。但要应付时代发展的趋，还得继续加强和充实。要做到这点，灌输健康的国民思想意识是非常重要。50年代的国语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至于说是否应发起一场革新运动，我看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

　　回眸杨先生夫妇一生为华马交流工作献出了可贵的一生，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或大学生，学习或接触马来文必翻的词典总离不开杨先生夫妇的著作。所谓语言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他们不但是为华社文化立下汉马功的功臣，而且扮演着华巫民族和谐交流的使者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