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陈六使纪念讲座

   

 

本届很荣幸邀请到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大马与国际研究院荣誉教授、首席研究员拿督阿都拉曼.恩蓬(Embong)博士担任主讲人,主讲“如何理解马来社会—四海融汇的往昔、错综复杂的现在、充满挑战的未来”(以英语演讲)。本次讲座特邀著名华人研究学者戴渊博士主持。讲座于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早上9时30分假吉隆坡联邦酒店2楼会议厅举行。

 

恩蓬教授著作等身,专长于中产阶级、族群融合、全球化等课题研究。2000年至2010年,他出任大马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现为该会顾问。2004年,他担任研究领头人,起草国民融合计划。翌年,他被委任为Sultan Mizan Royal基金会理事。

                                         

马来西亚独立建国58年以来,种族政治、宗教、教育课题迄今仍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第11大马计划领向2020年高收入先进国,但以收入为指标确有不足之处,种族与跨种族的平等与贫富问题仍有待加强关注。所谓“不患寡,患不均”,要在短短五年内维持7.9%经济年增长、6.9%总收入增长率、提高35%熟练劳动力,10.3%的建筑业增长率,并晋身为亚洲十大物流枢纽等等,这些数字增长幅度背后是不小的挑战,而全部的前提是确保和谐的社会与稳定的政治。恩蓬教授将以即时与务实的角度梳理马来人从过去至未来的处境,可作为政策制定当局的借鉴。南大基金会期待华社与其他友族有识之士也能探讨本身族群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助于社会和睦与国民团结,继而造福全民、促进各族的谅解、包容与幸福指数,共缔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愿景。

 

如何理解马来社会-四海融汇的往昔、错综复杂的现在、充满挑战的未来

 

第六届陈六使纪念讲座

 

拿督阿都拉曼.恩蓬教授(主讲)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大马与国际研究院荣誉教授、首席研究员)

 

译者:叶欣荣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丹斯里林源德,前科学、工艺及环境部长丹斯里刘贤镇、来自南大基金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廉政研究院的新旧朋友、还有马来亚大学的老朋友。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谦卑,是因为受到丹斯里林源德和南大基金会的邀请,以在第六届陳六使紀念讲座演讲。谢谢你们的出席,谢谢各位。

 

如之前丹斯里林源德所提及的,南大基金会和国大曾合作的项目包括有关语文的研讨会和《杨贵谊回忆录》。杨贵谊对我来说可是位学者的典范,他的学识以及奉献于推动马来语文的贡献,《杨贵谊回忆录》就是最好的证明。最近,南大基金会和国大也联合出版戴渊博士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华人资本主义,1900-1941》;以上的例子皆说明了南大基金会和国大显著的合作成果。除了南大基金会和国大,今天还有马来西亚廉政研究院的四位高层也在场,我认为我们应利用此难得的机会,联合南大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共同展开关于廉政的研究工作。

 

当今早来到会场,我被告知有很多听众都是属于“独立前世代”(pre-Merdeka generation)。不过公平的说,我倒认为许多出席者是横跨独立前、独立后,以及后新经济政策的世代。由不同种族组成的独立前世代,在建国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付出了许多和留下不少“遗产”(legacy),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从独立后肩并肩努力迈向2020先进国的宏愿。

 

今天的讲题,“如何理解马来社会-四海融汇的往昔、错综复杂的现在、充满挑战的未来”,对以了解马来社会来说是非常恰当且重要的。国人应一起以马来西亚公民甚至“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身份,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以及巩固彼此间的合作和团结。

 

基于讲题涉及的范围甚广,所以我的演讲不太可能涵盖太多内容。另外,我希望这个演讲不会流于单向形式,相反的,我期待和出席者一起讨论以达到互动的效果。首先我会简述马来社会的演变,过后会论及独立,建国、独立后、社会重组及余下的历史演进。在接下来的演讲导言部分,我会着重于民族、国家和文明。

 

首先须强调,我采用的是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法。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主张研究“長時段的發展”(longue durée,法文;即英文的long term),而不是仅仅对短時段的事件作詳細研究,因为今天存在的一切都具有其历史规律。

 

马来西亚处在东南亚,而后者是季候风的交集点,也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汇聚点,包括伊斯兰、儒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兴都教。马来西亚是“马来群岛”(Nusantara)的一部分,由此衍生出其他概念如“马来亚”、“大马来由”(Melayu Raya)、“马来西亚”等,我把它称之为“文化区域”(culture zone),以上概念是引自布劳岱尔。

 

回顾文明的历史,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历史轴心”(axis of history)。如果我们看世界主要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等,都是两千年左右以前已存在的文明,是属于“文明轴心”(axis of civilization)。东南亚虽然不属于文明轴心,却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汇聚点,也因此得益于其他文明所带来的富饶,这其中包括了马来西亚也成为得益者。

 

之前我论及东南亚(更精确是马来群岛)是个文化区域,那么文化区域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具有相同特征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构成的区域,但这不意味此区域只有一种文化或民族,这个概念也承认文化和民族构成的多元性。

 

回顾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室利佛逝(Srivijaya)王朝在第七世纪崛起。第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初被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取代。过后是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的马六甲王朝,当时这些文化都是非常强盛的。

 

以拥有约111年历史的马六甲王朝为例,马六甲是不同宗教和文明的交流中心,包括阿拉伯世界、中国、印度和欧洲文化。所谓交流就是各方处于平等位置和互相尊重,而没有一方是处于支配地位。

 

更重要的是,假若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时马六甲港口的地位如此显赫,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曾七次停留马六甲。为何我要提及郑和?600年前的丝绸之路彰显了郑和的“世界性”(cosmopolitanism),即架起了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友谊桥梁和相互尊重。今天我相信各位都听过新丝绸之路,即是从中国西部经中亚延伸到欧洲东部;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经南中国海,印尼,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等;我认为新丝绸之路将对本区域(包括马来西亚)的发展带来影响。

 

我国被殖民将近450年,1511至1641年马六甲被葡萄牙征服;1641至1824年被荷兰占领;从1786至1957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及日治时期的1941至1945年。

 

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为了满足殖民地经济需求,英国人引进华人和印度人劳工以开发树胶园和锡矿,“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在马来亚开始形成。多元社会为英国东南亚研究学者弗尼威尔(J. S. Furnivall)提出的概念,即不同族群比邻而居,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下生活,但只有在市集进行买卖活动才会有所交流。

 

尽管新的多元社会类型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多元社会会消失,这就是说两种多元社会可以同时并存。我要强调的是,多元主义的文化包括尊重和包容,在过去已存在。这种互相理解的文化,让人们共同制定机制和条规,以进行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社会互动和共享权力。这种文化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受精深的文明传统影响。

 

简单的说,这种存在于多元社会的相互包容文化,促使马来人和其他族群在独立前就已精诚合作,并共同努力争取独立和建国。如果没有相互包容文化和合作的意愿,要建国谈何容易?

 

独立(Merdeka)、建国(crafting the state)和构建民族(building the nation

 

我国在1957年独立,过后是马来西亚的成立。大马的政治制度是结合“国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以及从英国引进的“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所以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从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阐明了世俗国、九个州统治者、第11条的宗教信仰自由、伊斯兰、语文以及其他,均是立于宪法下的国家组成结构。

 

根据宪法第153条,最高元首被赋权以维护马来人、沙巴及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同时保护其他族群的合法权益。宪法第160条把马来人定义为,(1)信奉伊斯兰教、习惯使用马来语、奉行马来传统习俗;以及,(a)其个人或其父母在独立日前出生在联邦或新加坡,或在独立时为联邦或新加坡的永久居民;(b)上述人之后裔。宪法承认我国社会的多元性和马来人特殊地位。须提醒的是,宪法构建国家,而不是构建行政。

 

为什么社会需要重组?基于社会是由不同阶层和种族组成,而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社会重组的结果,所以社会重组在国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1957年,75%的人口是来自乡村,25%的人口住在城市;另外,88.8%的马来人是聚集在乡村,只有11.2%是住在乡村。至于经济层面,在1970年,贫穷率高达49.3%(乡村和城市的贫穷率各为58.6%和24.6%)。此外,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西海岸,而东海岸、沙巴和砂拉越则被边缘化。

 

我来自登嘉楼,所以对登州很熟悉。登嘉楼在五十年代是其中一个最落后的州属,我住的乡村甚至没有水电供应。那么,当年来自落后乡村的我,如何成就了今天的我?其实这就是社会重组的一部分。当时马来人中产阶级还没出现,只有小部分的马来人是中产阶级(公务员/精英分子)。在种族职业结构方面,马来人局限于务农,华人大多经商,印度人则充当园丘(主要是橡胶)劳工。

 

1969的513种族冲突悲剧爆发后,政府随后分别在1970年国庆日宣读国家原则,以及于197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1971-1990年)。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分别是,(一)不分种族消灭贫穷,(二)社会重组,即重组种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重组也包括增加马来人参与商业和工业化、发展乡村、城市化、现代化、着重教育发展、改善基本设施及其他。

 

经过20年的社会重组后,我国出现了急速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和城市化发展,许多马来人因而挤入中产阶级,逐形成了多元种族的中等阶级结构。此外,随着越来越多马来人从事劳动行列,劳工阶级也不再由华人和印度人支配。

新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有以下特点:

  • 属于第一代中产阶级,父母多是从事农渔业和劳工阶级,为社会流动的一环
  • 受过高深教育
  • 住在城市
  • 崇尚现代化
  • 注重家庭价值
  • 自信
  • 推动新政治文化 — 追求民主,透明,问责,廉正
  • 形成一股追求改变的社会力量

 

刚才我提及新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住在城市,他们之中有些是“城市化平民”(folk urbanize)。所谓城市化平民就是,他们喜欢“在城市里再构乡村”(create a kampung in the city);而“乡村城市化”(kampung urbanize),就是按照对乡村老家的记忆和模式,在城市“再构”(reconstitution)乡的社区。此外,还有佳节期间的“回乡”(balik kampung)。当他们回到乡下时,甚至无法辨认这是他们的原乡,因为今天的乡村已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面貌。所以,乡村城市化就如一个在城市里的社区。

 

马来中产阶级是具有自信的一群。他们侧重“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如要求孩子得到最好教育,无论是现代教育或是宗教教育,希望下一代的社会地位会比他们这一代来得好,或至少也要和他们一样。与此同时,马来中产阶级的出现,为国家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即追求民主、透明化、廉政、问责、反贪污、反权威和反滥权。

 

马来社会六项新的“变动力量”(dynamics

 

第一项:人口变化

 

从1957年至今,马来人人口出现很大变化。在1957年,马来人占了人口的49%;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为2860万;马来人占2630万;非公民有230万。

 

第二项:“城市化转型”(urbanization transition)

 

城市化转型即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如果超过50%人口住在城市,社会即朝向城市化。从1990年始大马出现城市化转型,在1991年,50.7%人口住在城市,49.3%是乡居人口。2015年城市化水平为74.3%,乡居人口则有25.7%。预计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高达75%。以上数据显示了乡区也开始受到城市化的影响,这意味着马来西亚的社会逐步朝向城市化。在1957年,接近90%的马来人是乡村居民;鉴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影响,除了马来子弟开始到城市求学,也有越来越多马来人迁往城市(参考图表1);基于更多马来人移居城市,城市的人口结构也更具多元化。

 

图表1:住在城市的种族比例

 

1970%

2000%

马来人

14.9

54.2

华人

47

85.9

印度人

35

79.7

 

 

第三项:“新浪潮移民”(new waves of migration)

 

移民的两种模式是“境内移民”(domestic migration)和“跨境移民”(cross border migration)。境内移民引发的结果是高比率的城市化,即一方面乡区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多元种族形貌则在城市出现。至于跨境移民带来的结果是,从1980年至今,我国有超过2百万名合法外劳,至于非法外劳的数目,根据非官方统计是合法外劳的两倍,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印尼。这种新浪潮移民和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移民形式的有很大差别。由此牵引出的问题是,在大马,是哪一种类型的社会出现了?

 

第四项:“青年潮”(youth bulge)

 

在我国,青年的年龄定义是16至40岁。依我所见,40岁之龄对青年来说无疑是偏大了一点,我个人看法应是30岁以下(政府将把青年的年龄定义修改为15至30岁以符合全球标准)。有些国家的定义是在25或30岁以下,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15至24岁。如果和其他国家青年的平均年龄比较,印尼是27.9岁,大马是26岁,菲律宾是22.7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有大比例是由年轻人组成,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教育以及就业有很大的需求(从中学至大专)。

 

今时代的青年大多受过高深教育且抱持理想主义,他们不喜欢唯命是从,相反的要求参与决策,并欲成为民主化和改革过程的一分子。须强调的是,大多数此类型的年轻人都是马来人,而参与阿拉伯之春的青年也是属于这一群体。

 

第五项:社会不平等

 

接下来我欲谈及社会不平等。通过政府各项政策和私人界的参与,赤贫率已从1970年的50%降至目前的1.5%。我国现在面对的其中一个关键课题为社会不平等,包括“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ies,即 “群体间不平等”,〔inequalities between groups〕) ,以及“纵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ies,即 “阶级间不平等”〔inequalities between classes〕)。以纵向不平等来说,在我国,最富有10%家庭财富比最贫穷的70%的还多;更严峻的是,12%的家庭没有任何财富或资产,这彰显了贫富间的巨大不平等。虽然群体间不平等的差距有所缩小,但阶级间不平等的课题应继续受到关注。

 

第六项:马来人与全球化

 

虽然在历史上,马来人曾有参与全球化(“马来群岛全球化” 〔Nusantara Globalization〕)的经验;不过当时的马来群岛全球化和今天的全球化差别颇大,所以在面对21世纪全球化情境下的激烈竞争,今天的马来社会心理会存在不安全感。

 

过去十年,马来人和穆斯林越加关注“宗教身份”(religious identity)课题,如穆斯林“认同的符码”(identity marker)、“清真”(halal)、伊斯兰银行、伊斯兰金融等。如果要在21世纪向前迈进,伊斯兰教和社会以及经济有关的课题,都须受到理智的处理。

 

挑战性的未来、迈向2020先进国和后2020先进国

 

丹斯里林源德在致辞时说我国立志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富裕国和先进国。但我们不要在成为富裕国的同时,国民精神上却是匮乏的。虽然我国放眼达到人均收入1万5千美元的目标,不过在成为先进国和高收入国的同时,除了不忽略人文精神的匮乏,也要克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以上是从经济层面来谈,至于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以来都陷入“种族范式”(ethnic paradigm)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人民应达至“国民新共识”(national consensus),即以“马来西亚范式”(Malaysian paradigm)代替种族范式。那么应如何推动马来西亚范式?我们需要重申宪法基本原则、“国家原则导言”(preamble of Rukun Negara),以及2020宏愿的第一项挑战,塑造“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

 

国家原则导言是建立在包容和远见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家决心建立一个现代化、团结、民主、公平、自由、及科学与工艺进步的社会。五大原则即是,信奉上苍、忠於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以及培养德行。

 

2020宏愿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挑战为,塑造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国族。在2020年之前,马来西亚欲成为一个团结的国家和自信的社会,包括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包容、爱心、民主、自由、社会经济平等、进步、繁荣,以及一个充满竞争力、活力和强劲的经济体系。此外,从我们拥有的文明资源中吸取力量,这些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和其他文明,以创造一个有前瞻性、团结和进步的国家,并从中互相学习和推倒“无知和偏见的围墙”(wall of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戴渊博士小结

 

关于马来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阿都拉曼教授为大家呈现了一个充满教益和知性的演讲。阿都拉曼教授谈及马来社会是开放型、世界性、多元和包容的。回顾了室利佛逝和马六甲苏丹王朝,其中后者汇集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马六甲海峡更是当时的贸易走廊及海上丝绸之路途径点。

 

马来人历史的久远传统和文化遗产,具备了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对话的平台。马来社会历经近来60年的转型,尤其新经济政策实行所带来的变化,如人口从乡村迁移至城市、劳工、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崛起、城市贫穷率减低、以及急速发展的工业化。

 

阿都拉曼教授新也触及现今议题如新型民主、青年潮、境内和跨境移民、城市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主讲人强调若展望未来,大马应超越狭窄的种族范式,以建立一个亲善和团结的马来西亚和塑造马来西亚国族。

 

 

问答

 

(一)

 

问:你提及马来西亚独立后20年,出现了社会重组,以及受过高深教育和住在城市的马来中产阶级。随着这批马来中产阶级的出现,你认为这个群体是否会领导我国朝向西方化;以及“乡区精神”(kampung spirit)会否形成一种新趋势?

 

答:中产阶级并不是“同质性”(homogeneous)的。虽然有些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倾向西方化,不过也有其他中产阶级对他们的“身份重新思考”(redefine identity),以选择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早期的家庭结构是几代人同住的大家庭,相对现时的结构多是家庭成员较少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庭的“破裂”(breakdown),但我却认为这是一种家庭的“突破”(breakout),即是,虽然父母不和孩子同住,但双方的关系依然维系着,其中佳节回乡即是一例;另外,通讯科技的先进也维持了这种联系。

 

(二)

问:希望主讲人针对伊斯兰教在国家团结和国家建设所扮演的角色,有进一步的阐述;马来人对全球化采取“防卫心态”(defensiveness),会如何影响种族团结。

 

答:我认为伊斯兰教已被妖魔化,原因就如在媒体报道的,恐怖主义者和极端保守主义者利用伊斯兰教之名进行恐怖活动,这是某些人对伊斯兰教的既定印象。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看待此问题,及伊斯兰教平和的一面须受到更大的重视。

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均对全球化抱持防卫心态,这类情况并不限于某一族群,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带来未知的后果,举个例子,如果大马和强权大国或跨国大企业签署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A〕),对国内低收入者会带来什么程度的影响?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大马是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一份子,若从经济、文化,资讯等层面上说,反而为国家创造了契机。

 

(三)

 

问:虽然我国存在多元文化,但国家领导人是否有贯彻多元主义?主讲人在其中一个幻灯片有提及“公正”,不过,只占人口24%的华人却缴付85%的国家税务;华文小学只获得总拨款的2%。华人也是国家的一份子,如果你设身处想,你认为政府有落实公平原则吗?

 

      答:针对华人只占人口的24%,却缴付85%的国家税务的不公,我认为缴付税款是国民的责任,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以符合国家利益,则是另一课题了。我认为纳税者都履行了公民责任,而华人社会在国家经济发展上的确贡献良多。至于教育拨款问题,我们不能单纯从教育角度看待之,虽然华文小学只获2%拨款,但不意味华文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只限于2%。政府是为全体人民提供教育,政府须确保把税收是用在人民身上而不是被滥用。

 

(四)

 

问:如主讲人所说,我国是政治构架上的“国家”(state),而不是具有共同政治意识(或者说认同)的“民族”(nation)。多元社会在教科书是个负面的字眼,官方论述忽略了重要的事实,多元社会是“经济现代化”(economic modernization)组成,而不是“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就如在英国人入主马来亚之前,华人劳工已被马来统治者引入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柔佛。首位柔佛侨长(Chinese Major)是在1870年被封,而英国是在45年后才接管柔佛。如果多元社会如教科书所言是是负面的,那么民主和世俗也是负面的。

 

主讲人也有提及1969年悲剧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本应是解决种族差距的契机;但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却无法提升马来人竞争力,尤其忧心若政权更迭由民联执政,新经济政策是否还会再延续。以上所述皆因问题根源没在1946年获得解决,即不同公民但享有相同权力。不同种族间如何相互包容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却有效的缩小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答:关于不同公民是否可享有平等,这问题和“马来西亚梦”(Malaysian Dream)有关。我想这问题可以加以讨论和解决的。原则上说,公民虽然相异当然可享有平等。

 

(五)

 

问:你提及新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8项特征,但“企业家拥有权”(entrepreneur ownership)却不在其内。为了增加马来人企业家拥有权,政府是否应对官联公公司提供援助?

 

答:至于中产阶级是否持续依赖政府扶助,根据研究,有些中产阶级以自食其力不依靠政府扶助为荣。据我本身观察,一些中产阶级也以本身与各族群以及国际伙伴建立的人际脉络,感到自豪。至于教育方面,一些马来家长甚至动用本身资源来教导孩子。

 

(六)

 

问:主讲人引用历史学家布劳岱尔的長時段發展理论,并回顾马来社会在本世纪过去50年的显著“转型”(transformation)。主讲人提出忠告,在本世纪的余下50年,我国除了在经济上繁荣,国家也必须在团结以及和谐的轨道上。目前已有“美国梦”(American Dream)和“中国梦”(Chinese Dream),如果人民携手朝共同目标迈进,我们可否在2065年达至马来西亚梦?

 

答:如果我们以独立世代处身设想,我想这群体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团结、现代化、民主和公平的新国家。在独立50年后,如果要向前看,就必须达至一个新的国家共识,让我们在未来的50年奉献国家,包括思考有否任何族群被忽略或边缘化。

 

(七)

 

问:无论是演讲或提问,均忽略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如教导小孩如何与其他族群交流,当他们成年后就懂得如何处理团结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只是流于表面一而再谈论问题却无视如何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年轻一代不明白独立的历史。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就会不惜一切保住权力和财富。

 

答:至于中产阶级的下一代,比方说10或15岁的年龄阶层,他们甚至不晓得乡村是什么样貌,所以在接下来的10或20年,新一类型的社会将会出现。通过教育、家庭、社会,向下一代谆谆教诲跨越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化、互相包容和了解的价值。我同意,我国的教育制度除了需加入以上提及的元素,也须听取公民社会的意见。

 

 

小结

 

我希望我的演讲,以及针对听众的回答,可以有后续讨论。这是我第二次受南大基金会之邀,第一次是在两年前推介戴渊博士的著作,《马来亚殖民地的华人资本主义,1900-1941》。我感到荣幸再次被邀请,有机会和不同世代的华人在这里交换意见,对我而言无疑是丰富的收获,谢谢。